略论回族传统家庭伦理思想

回族传统家庭伦理思想是深受伊斯兰教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伦理,特别是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双重影响而形成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以“爱”和“敬”为主要道德规范的夫妇之伦,以“慈”与“孝”为主要内容的父子之伦,以“宽”与“忍”为核心的兄弟之伦。作为调整回族家庭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回族传统家庭伦理思想在指导、规范和协调回族穆斯林家庭内部成员的日常行为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其中的某些尊卑等级观念和封建孝道思想则有其明显的消极影响。     

伊斯兰伦理学之探讨

一、伊斯兰伦理学与伊斯兰道德的定义 伊斯兰伦理学,是阐述和探讨与伊斯兰教义、教法、社会、人际关系等有关的穆斯林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学说。 伊斯兰道德,是指依据伊斯兰教义、教法约束和调整穆斯林之间以及穆斯林与社会和非穆斯林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伊斯兰教著名哲学家安萨里认为伊斯兰伦理学,是根据伊斯兰法典和苏非主义的原则阐述穆斯林行为方式的科学,他有时把伊斯兰伦理学叫做“通向来世的科学”,有时     

今日大厂回族经济发展与伊斯兰教的良性互动关系

回族作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密不可分。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法与礼仪规范,深深影响着广大回族穆斯林的观念和行为。回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又赋予了伊斯兰教新的时代特色。本文试就大厂回族自治县的回族经济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作一探讨。     

伊斯兰文化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分析

一、伊斯兰文化的主要表征及分布 1．伊斯兰文化的起源与内涵 伊斯兰文化是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是由宗教制度的演化而产生的新事物。同时,伊斯兰文化也是一种传播文明、推动文明、亟待完善和调整的文化。中国伊斯兰教是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和演变而形成的;是中国各族穆斯林在长期的信仰实践和生产、生活实践中,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指导原则,以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并兼容吸收各民族固有的本土先进文化和社会习俗逐渐积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为各穆斯林民族普遍认同和效法的社会意识、行为方式、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较为复杂多样内容的综合体。     

中国穆斯林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民族研究所及其遗产

所谓中国穆斯林，是指在9～10世纪（唐宋时期）后，自西亚移居汉土（Cathay、Chin之地）的穆斯林，这些伊斯兰教徒同时又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其主要目的，且历史性、阶段性地完成了以汉语为母语的过程，从而形成的中国穆斯林民族。故将其信奉的伊斯兰（宗教与制度）称为中国伊斯兰，通称回教。有关这个用语，在“中国”或者是“‘中国的’穆斯林、伊斯兰”中，概念已被加以区别。因为在中国境内，还有维吾尔、哈萨克、撒拉等穆斯林及其伊斯兰的存在，而这些民族都是属突厥语系的民族。与此相对，我所说的中国穆斯林，是以汉语作为其母语的，是…     

世界屋脊上的伊斯兰文化

7世纪 ,伊斯兰与吐蕃几乎同时兴起。 13世纪 ,伊斯兰已推进到青藏高原的四缘。伊斯兰文化不可避免地与藏文化发生互动。伊斯兰文化与藏文化互动的结果是 :一方面 ,入藏穆斯林逐渐土著化 ,使藏地伊斯兰文化独具特色 ;另一方面 ,伊斯兰文化以各种方式渗入或作用于藏文化 ,丰富了藏文化的体系。本文从族称、物质和技术文化、穆斯林社区、教育和著述、精神文化的交流等方面描述伊斯兰文化在藏区的存在     

再论伊斯兰商业道德

在我国,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大多都有“善经商”的特点,这与伊斯兰教注重商业经济、提倡经营商业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伊斯兰商业道德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穆斯林商人严格遵循伊斯兰商业道德。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伊斯兰商业道德法中某些具体规定已无法适应现实需要,使广大穆斯林的商业活动陷入困境。因此,研究伊斯兰商业道德是目前穆斯林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笔     

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

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千百年来,中外穆斯林在经济、文化以及宗教领域一直保持着联系,往来不绝。中国穆斯林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交往、交融的历史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交往领域不断拓宽,交往层次显著提升。今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自信的精神开展国际交往,对于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抵御和防范各种极端思想的流布,增进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国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弘扬"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促进中国人文外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波斯伊斯兰文明对中国伊斯兰文明的贡献及其深远影响

波斯伊斯兰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一样,与中国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时至今日主要信奉逊尼派的中国穆斯林社会中,仍然可以发现许多伊朗什叶派的痕迹。波斯籍的传教士、波斯语的伊斯兰宗教经籍,对于中国穆斯林恪守宗教信仰、保存民族文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为内核的中国伊斯兰文明,对中国穆斯林的未来发展走向,必将继续起着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与西方文明蕴涵的民主价值观比较分析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东伊斯兰文化中,都包含着构成民主观念的本质要素.这两种宗教强调的一神论信仰,都奠定了平等这个民主思想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基础.同时,伊斯兰教强调的"协商"、"公议"、"尽力而为"等观念,是培养公民社会和建立民主制度所必须的因素.近代以来,尽管民主在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伊斯兰文化中同样包含着民主的成分,更不能以伊斯兰文化缺乏民主因素作为西方国家改造穆斯林国家的借口.     

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优势及代理权问题的探讨

对家族企业的家族治理结构及其代理权问题学界存在着许多的认识误区,有必要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确证。作者认为中国家族企业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优势,家族企业的家族治理与现代企业制度并无本质的区别,是治理企业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家族成员代理与非家族成员代理无显著差异,甚至家族成员代理的效率与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优于非家族成员的代理。     

扩大的家族——藏族民间组织沙尼调查

沙尼是甘南藏区一种独特的民间组织,它类似于汉族的家族,但在结构与功能上又有明显扩大。沙尼可区分为亲房沙尼和田地沙尼,亲沙尼、一般沙尼与外沙尼,也有伴随民间互助需求而出现的"新沙尼"。反映在实际运行中,不同沙尼又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和结构,一些沙尼有自己的山神,有共同的祭祀活动,在民间红白事、盖房等人生重大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分家、纠纷调解等也有重要影响。沙尼有悠久的历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新时期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家导致沙尼的结构扩大;外出打工造成传统职能弱化,总体影响力下降;血缘向社区互助组织转化的特色更加明显。沙尼对农村社区和谐与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侗台语民族、百越及南岛语民族关系刍论

长期以来对侗台语民族的研究大多是零散的,主要以其中的某一个民族为研究对象,很少有从整体上来研究侗台语民族,特别是从它与百越、南岛语族之间的关系层面来研究。据研究,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中南半岛,南至东南亚诸岛,东方延至太平洋环形岛链的广阔地区,历史上曾存在着广泛的联系。而侗台语民族则是这块辐射状的链环中的重要部分。侗台语民族不但是百越的重要成员,而且是百越的最直接的继承者。揭示侗台语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对于探求侗台语民族与周边民族的历史关系以及内部诸支系的形成与分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南宁回族源流考

本文通过整理历史文献资料,对广西南宁市回族的历史来源、人口、姓氏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闽台说"商榷

在"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语言学的实践多局限于今南岛语族族群分布范围,忽视了华南上古百越这一重要的古南岛系统文化.最近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又将"原南岛语族"文化说成是闽台沿海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大坌坑文化和富国墩类型,与百越一南岛一体化的民族文化格局和我国大陆东南到东南亚、太平洋群岛间土著民族考古文化的统一性不相吻合.将富国墩类型之后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昙石山文化等说成是"南岛语族"文化的终结、"汉藏语族"文化的开端,更割裂了东南史前、上古土著民族文化发展的延续性.     

对元代色目人家族的考察--以乌伯都刺家族为例

本文根据<雪楼集>和<元史>,考察了乌伯都剌这一色目人家族的仕宦经历、与汉人关系及其家族婚姻之特点,并分析了该家族华化速度缓慢的原因.     

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乐器制作工艺

本调查通过对中国新疆喀什的一位乐器制作工匠的采访发现,维吾尔族的技能手工业是以维吾尔家庭为单位的,维吾尔族家庭的文化支持着维吾尔人的产业,并允许它在大规模生产和大量广告投放的今天继续生存下去,具体来说,维吾尔族家庭文化是制作工艺的强大后盾,所有权世代继承,同时客户也具有连续性。     

Mobile lives,immutable facts: family reunification of children in Finland

The right to family has been confirmed by myriad human rights covenants and it forms an acknowledged part of migration policies. Yet family reunification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contested issue, something reflected in a recent restrictive turn in migration policies throughout Europe. Policy reforms speak of a growing polarity between, on the one hand, adherence to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and family life, and on the other, suspicion of frau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se tensions via exploration of family reunification procedures in Finland, particularly applications sponsored by minors, thereby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notion of ‘the anchor child’. Drawing on decisions by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of Helsinki as well as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and the people concerned, the writers discuss how these polarities are managed in practice, centring their analysis on a quest for truth that deploys various methods, particularly DNA analysis and oral hearings. Ultimately the article highlights an intrinsic paradox in family reunification policies that incorporates the aspiration to produce facts amounting to ‘immutable mobiles’ (Latour, Bruno. 1986. ‘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 Thinking with the eyes and hands.’ Knowledge and Society 6 (6): 1–40.) and the evident weight of contingent temporalities.     

辽代党争探论

辽代前期,为争夺皇位,以耶律倍为首的太子党及其绪余与以耶律德光为首的大元帅党、以述律太后为核心的后党及其绪余先后进行了两次党争,文争武斗,互有胜负;辽代中后期,围绕皇权与后权的几次党争,主要发生在后族两房(大父房和少父房)朋党之间,以及在后党支持下的耶律乙辛权臣党与耶律氵睿太子党之间,此伏彼起,接连不断.与其他王朝党争不同的是,辽代党争独具特色:大都发生在契丹统治集团内部的两姓皇族与后族之间;契丹民族传统的选汗制度--"世选制"影响下的皇位继承制,是诱发辽代党争的主要原因.辽代朋党之间为各自之私利,互相攻伐,不择手段,形成严重内耗,对辽代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视.     

宁夏南部山区回族家族堂号特点探析

今宁夏南部山区回族中的部分家族堂号,与其他民族及居于东南地区的回族相比,存在历史上溯期短、极少悬挂于门厅等特点。在家族堂号发展式微的今天,宁夏南部山区回族仍强调家族堂号,这与家族堂号在回族间承担着承载历史、标记家族、指导婚姻等重要文化与社会功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