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老年人再婚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我国老年人对老年再婚的态度和看法,着重分析经济状况和代际关系对老年再婚态度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整体上对老年再婚的态度较为消极,赞成者不足1/3且呈现出很强的异质性,低龄、非农户口、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的再婚态度更积极。以房产数量和经济独立性两个指标测量老年人经济状况,通过描述分析和回归模型考察经济状况对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经济状况越好则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越高;经济独立的老年人比经济不独立的老年人对老年再婚的态度更积极;经济因素对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且主要表现在经济条件比较差的老年人群中,经济资源匮乏的女性老人再婚意愿最低。代际关系是影响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另一重要因素,分析得出没有子女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最高,随着健在子女数的增加,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降低且具有统计显著性;拥有关系亲密的子女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可能性显著下降,比没有关系亲密的子女的老年人减少32.5%;子女性别结构影响老年人再婚态度,只有儿子健在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最高,只有女儿的老年人其次,儿女双全的老年人最低。此外,本文还发现积极的社会参与、使用智能手机、充分的养老规划和现代养老观念等都会对老年人再婚态度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中国老年艾滋病的流行状况分析

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流行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艾滋病是年轻人的病”。调查资料显示,50岁及以上的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人数已达到全国感染者的1/10,并呈快速增长趋势。老年感染人群的主要感染渠道以既往有偿献血感染为主。老年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和艾滋病(AIDS)病人增多无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均产生严重的后果,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战役中,老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群,应引起高度重视。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家庭结构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生计资本理论,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15年在安徽巢湖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研究在中国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子女迁移导致老年家庭户人力资本减少、社会资本增加;但没有直接增加老年家庭户的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虽然子女迁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年家庭户生计资本的水平和结构,但这种影响是以家庭结构为条件的.子女迁移拉大了与子女同住的老年家庭户在金融资本上的差距,弥补了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劣势,而自然资本作为农村老年人生产生活的重条件不受其子女迁移的影响.     

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和疾病谱的转变,当前社会存在大量老年照料需求,尽管国家和社会在积极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但短期内与子女同住的家庭养老模式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与子女同住会对老年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不同健康程度的老年人也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南加州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提供的Harmonized CHARLS 2013-2015年追踪数据,选取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以虚弱指数表征健康结果,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探讨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及这一影响对不同虚弱程度的老年人是否匀质,通过滞后模型设计和倾向值匹配法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居住模式与虚弱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居住模式会影响老年健康水平;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健康存在负面效应,而在父母附近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相较于与子女同住而言对老年人的健康更为有利;与子女同住对老年健康的这种负向影响对于不同虚弱程度的老年人而言是非线性、非匀质的,大致呈先增后降的倒U形分布,表明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对子女的照料需求是不同的,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城乡和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间各有差异。这就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提供了一些警示,与子女同住不能改变老年健康衰减的趋势,应尽量减少或规避可能增加老年人晚年健康负担的风险性因素,让"家"真正成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港湾。     

养儿防老和母以子贵:是儿子还是儿女双全?

了解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至关重要。使用200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因素跟踪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子女性别对老年父亲、母亲生活质量(包括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家庭地位(包括经济决策权和自我决策权)的影响发现,儿子的作用大大下降,儿女双全除了增加老年父亲的婚姻满意度以外,并没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养儿未必能防老;生育儿子或儿女双全并没有提高老年母亲的家庭地位,甚至有儿子的老年母亲的经济决策权还更低;老年人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地位。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影响逐渐减弱,这对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中国独生子女与多子女老年人养老意愿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乡超过40%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院意愿,拥有独生子女的老年人半数以上预期会入住养老院,远高于拥有2孩及以上的多子女老年人。日常得到子女情感支持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更可能选择居家养老;家庭中实际养老照料人越多的多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可能性越低。居住社区差异对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居住在街坊型社区与商品房社区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更高;居住在保障性住房社区的多子女老年人更可能选择居家养老。区域社会经济差异会促使多子女老年人、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独生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上升,同时会促使中部、西部地区的独生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降低。城镇户籍会增强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同一区域内的多子女老年人中更为突出。少子老龄化时期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规划需要根据老年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做出适度调整。     

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子女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

年龄认同是个体对衰老进程的主观体验,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内容。以往关于照料孙子女与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的研究较为少见,并且没有关注子女代际社会支持的作用,关于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年龄认同的相关研究也极为缺乏。本文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调查追踪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隔代照料与中国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同时利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法考察子女代际社会支持(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和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显著相关,即照料孙子女使老年人有更积极的年龄认同;隔代照料与城市老年人年龄认同显著相关,与农村老年人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与老年女性年龄认同显著相关,与老年男性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性和性别差异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之间发生了完全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及中国家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不容忽视,社会和家庭一定要关注老年照料者的健康问题和生活需求,要重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对于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其成年子女应给予更多的代际支持,提升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的促进作用。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别考察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意愿,重点分析两类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结果表明大部分老年人仍然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养老责任主要应由子女承担,在家庭中养老仍是最为老年人接受的方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相比,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更偏好独立居住,对子女养老责任的期待更低,但对子女精神支持的需求更高,同时更加企盼来自政府和制度的养老支持。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塑造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但对两类老年人的影响不同。从个人因素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更为显著地影响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特别是影响其对机构养老的态度。从家庭特征看,对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配偶发挥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子女,对其养老意愿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夫妻健全"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偏好独立养老。"养儿"对两类老年人均有影响,但意义不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显著影响的是"在自己家还是子女家养老"的家庭内部决策;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则显著影响了其养老地点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抉择。     

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与 健康后果的实证研究及政策思考

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中,隔代照料这一选题极为重要,隔代照料也是老年和家庭福利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对两者相关性的深入实证考察较少,仅有的研究也未就隔代照料产生的健康后果达成共识,政策应对亦存局限。为此,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截面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对自身健康产生的后果及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其进行量化研究并通过稳健性检验。研究得出三项基本结论:隔代照料的健康后果受到照料强度、子女特征、居住模式及老年人自身罹患慢性疾病状况的影响,在不同的特征状况下呈现不同的健康结果;照料者受教育程度、照料者性别、健在子女数等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对被解释变量(照料者健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成年子女向上的代际支持也对老年照料者的健康发挥了调节作用;使用工具变量(照料者是否享受老年优待政策)进行因果识别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最后,本文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从代际关系视角、社会性别视角和老年婚姻社会功能等方面提出公共政策的应对思考,以期为制定相应的老年和家庭福利政策提供策略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