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平议简

梁启超、钱穆先后建立了不同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他们由以建立不同的研究范式的同名代表作。以往学界多关注二书在体例、组织、著述宗旨等方面的“异”,忽视了二书在这几方面的“同”。实际上,粱、钱《学术史》是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两部“和而不同”之作。而往昔学者的考察之所以存在过分求异的取向,主要在于他们对粱启超、钱穆二人学术认识的偏差及对《〈清儒学案〉序》的误读。     

论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为了深入探讨刘师培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视角反映刘师培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20世纪初期,刘师培在章太炎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时间、空间等不同角度对清代学术史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对其中许多重要问题,如汉学的描述和清代汉学的变迁、戴震的研究、扬州学术、清代学术的评价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同代学人中造成了很大影响,对此后的清学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梁启超、侯外庐"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三百年间中国学说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五四”以来有关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批判总结。     

黄式三学术思想评议

黄式三继承了乾嘉汉学的治学路向 ,坚持以实事求是来衡量学术 ;主张汉宋调和 ,尤其是从学术演变的角度论证汉学和宋学的关系 ,见解独特 ;推崇礼学 ,与 18世纪末出现的“以礼代理”倾向形成默契。其学术思想凸显了传统学术演变过程中的某些特色 ,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值得注意     

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汇报演出”

如果把“学术史研究”定义为“研究之研究”或“学术研究的学术研宄”，梁启超、钱穆先生民国时期先后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我们大多数人最为熟悉的鸿篇巨制。以著作的形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学术史研究通常仰仗的“路径依赖”。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术史研究蔚然成风，情形尤其如此。     

两种“兴味”与“晚年定论”——试说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由来与意旨

向被视为《清代学术概论》姊妹篇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为一未完成之作。就其在任公生前刊发的部分而言,对其著述背景的考察,可以窥见任公"政治兴味"对其学术活动的影响;对其言说对象的揭示,则可得见任公对其时甚为热烈的"整理国故"运动和"科玄论战"的见解;而于此种种不自觉和不得已中,任公自觉调整了对清代学术史内容和认识的叙述,堪称其对近三百年学术的"晚年定论"。     

梁启超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比较

回顾20世纪的清学研究．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而梁启超与钱穆分别撰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疑是第一个阶段开拓性的代表。二人分别从相异的角度开启清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梁是一落笔就从“反理学”入手．把清学的重点放在经学，所以其三百年学术史花了许多篇章论述“清学”在“经学”上的伟大成绩，也花了许多工夫介绍清代的反理学大家。钱则十分看重清学和理学的延续关系，主张欲厘清代的汉宋学之争得从宋学入手。所以钱书对思想概念多作阐释，同时特别重视议政经世之论。     

“子道治子身”:张荫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

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是张荫麟早年治学历程中倾注心力最多的学术领域,他最初在学界崭露头角,得力于在这方面的长期积累,其研究契机缘于梁启超的影响。他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关怀下进行清学史的研究,追寻近三百年学术人物的时代意义,表现出敏锐的史感、广博的视野,此中充满对时代、民族的关切。对张荫麟学术史研究的考察,不仅使我们获知清代学术对张荫麟学术生涯多方面、础石般的积极意义,也有裨于更准确地把握张氏治史风貌及其转向轨迹。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述略

清代学术在我国传统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是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代学术发展的源头,为近代“新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对清代学术的总结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了解传统学术史的优长与缺失,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创造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从乾隆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但是其中《朱陆》、《浙东学术》诸篇等都对当时的学术风气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可谓之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雏形。嘉庆年间的学者江藩著有…     

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官方推崇的主流学术,与文学呈现出某种同构之势,涉及到三个层面：文人与学者的兼容、汉学介入文论话语及文学创作的炫学化倾向,反映出乾嘉时期学术风尚与文论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的原因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之风逐渐兴起,出现了一大批名家和名作,西北边疆史地学在当时也获得了“显学”的地位。本文对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不准临场条奏——清代保持科场稳定的重要举措

清代《科场条例》中有一项禁令：＂不准临场条奏＂。即在乡会试前数月内,不许奏报有关科场条例的变动事。这一规定形成于乾隆时期,此后,为内外臣工所遵循,且一直延续至清末。嘉庆、道光、咸丰诸朝,不断有官员违例条奏被议处。同治以后,处罚渐宽。＂不准临场条奏＂的目的,一是＂使士子潜心诵读,不必纷更成例,以扰其心志＂;一是临场的组织管理工作不致混乱。从清代科场条例变动的实例中,可以看到清政府力求稳定的原则是贯穿始终的。总之,不准临场条奏的真正意图就是力求稳定,它反映了科举制度的成熟,以及清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     

夏孙桐在《清史稿》修撰中的贡献

夏孙桐为撰修《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清史稿》编纂人员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赵尔巽、柯劭忞、缪荃孙等人身上,夏孙桐的作用则湮没不彰。夏氏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修纂《循吏传》、《艺术传》和嘉道咸同四朝《列传》;拟定《清史稿》"循吏"、"忠义"诸传纂修体例和"列传"书法凡例。     

论阮元经世致用思想的学术特色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深受汉学皖派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为学扬汉抑宋,注重“实事求是”,但他没有仅仅满足于做书斋式学问,而是主张学以致用。他不仅通过训诂方法将儒学若干核心概念如“格物”、“一贯”等解为“实事”、“实行”,阐明“圣贤之道,无非实践”,而且将学术有机地运用到实际政务之中,使其经世致用思想具有显著的学术特色。     

清代重庆书院的兴衰与流变

清代重庆书院的发展基本与全国书院发展趋势一致,历经迅速发展、整体繁荣、清末改制废止的流变过程. 但由于重庆特殊的地域文化特点,其书院发展变化起伏很大,出现了乾隆、道光、光绪三个高峰和雍正、嘉庆、咸丰、宣统四个低谷,这是清代以前历朝历代未有之现象. 清中期,重庆书院的普及与繁荣是响应清政府书院扶持政策和顺应地方文化教育发展需要,在全国书院高速发展大潮流推动下的应然之景,而清末的改革、改制与废止则是在"西学东渐"、"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为适应社会时局变化不得不"改"的适然之策.     

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述略

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讲学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但由于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书院制度腐败,师资水平严重下降,书院经济状况恶化,毁废严重.书院开始了全面衰败的阶段.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他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之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经学背景下的肌理说

在清代学术史上,翁方纲乃持汉、宋之平者。其论诗核心概念“肌理”之理,亦包含汉、宋两种学术背景。仅关注其表面上的汉学家考订之“理”的成分,而忽略其背后隐藏着的宋学家的义理之理,是对翁方纲诗学思想的最大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