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歌的审美追求——从曹丕的“诗赋欲丽“谈起

论述了曹丕诗作“清丽”之美代表了建安诗歌的审美追求;他重视诗歌形式美——“诗赋欲丽”的审美主张由多种缘由使然;他的“诗赋欲丽”说是我国诗论进入审美时代的宣言,引领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文学风尚。     

论建安时期的赋学批评

建安时代 ,文学开始摆脱名教的束缚而转向抒情言志的风骚传统 ,事功不朽与文章不朽成为建安文人追求的人生理想 ,“诗赋欲丽”成为这一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建安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三曹七子 ,在赋学批评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则是曹丕、曹植。     

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

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起点,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建安文学发展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方面略加论述。安建文人重视文学的价值,而且敢于创新。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对诗赋敢于提出形式华丽的要求,第一次提出了诗赋在形式上的标准。这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的重要标志。在《典论·论文》中又称赞王粲“长于辞赋”,这说明他对辞赋的重视。这样,建安文人在创作上摆脱了两汉辞赋的创作追求堆砌词藻的弊病而创作出一些清新明丽、词采华美的抒情     

曹丕批评观简论

曹丕批评观简论王基一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俊才云蒸”的时代，大量作家和作品涌现出来，各种文体都得到了发展。历来作家都把建安看做文学的黄金时期。建安文学几乎触及了文学发展的各个领域。鲁迅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有过很高的评价：“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     

“以情驭辞”，建立朴实刚健的创作风气

《文心雕龙·情采》篇论述的“情采”关系，并不等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是作家创作情感的“诚伪”与作品文辞的“华实”二者的关系。作者提出的创作主张是“以情驭辞”，要求作家的创作要怀有真诚的情感来自然为文．反对竞逐新奇地夸饰文辞。作者通过“情采”关系的论述，意在矫正文坛上浮丽的风气，建立朴实刚健的文风。     

新时期以来古典美学“丽”范畴研究述评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新时期以来古典美学“丽”范畴研究，在对“丽”范畴的通识性、断代性理论探讨，对不同历史时期美学家、文论家尚“丽”思想的考察及对作家作品中所内蕴的作家“丽”关意识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于其它古典美学、文论范畴的研究，“丽”范畴研究仍显得相对薄弱，研究格局甚不平衡，留有许多空白点。21世纪关学视野中的“丽”范畴研究应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     

试论汪曾祺审美理想与创作实践的关系——兼对一种批评方法的思考

作家的理论主张与作品实际往往不一致。在批评方法上 ,如果仅仅以作家的理论主张阐释其作品 ,或在作品中寻找一些例证印证作者的理论 ,势必造成某些误读 ,忽略了创作主体与创作过程之间的复杂性。汪曾祺对小说创作的审美主张是“真实”与“和谐” ,实际上其作品在大量“真实”的背后 ,还有长期被掩盖的“失真” ,在被认为“和谐”的旋律中 ,还有不和谐的音符     

刘桢诗歌的艺术特征——兼论刘桢王粲的历史地位

刘桢是“建安七子”的重要成员和“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被誉为“文章之圣”。然而从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似乎略显薄弱,且存在一些不甚合理的地方。基于刘桢现存无多的作品,分析其诗歌中包含的格调高峻、情采丰赡、意境凄清三方面的艺术特征,并就由来已久的“刘王之争”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鲁迅论建安文学

鲁迅对建安文学的总评价是“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指出建安文学风格特色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肯定曹操是这种文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对建安作家的具体评论能够摆脱陈陈相因的旧说，提出切合实际的新论。     

论“建安体”

本文从主体的个性品质和文学的动态过程两方面阐释“建安体”形成的实质因素，认为建安文人大都有着相近或相同的文学追求和文学表现方式，作品体现出“以情纬文，以文被质”，“骨峻气爽”等具有突出个人性的特质风范。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促成了建安作家群体的形成，并造成了一时一世的积极向上的文学风气。     

建安作家历史地位的计量分析

统计并分析建安作家在历代为读者所接受的基本状况,以及建安作家作品在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上的地位。由此可以考察建安文学经典形成的历史轨迹,及其历代接受者对建安文学题材、文体、风格的认识接受过程。     

论"三曹"与建安文学风气的形成

建安前后,以“三曹”为核心形成了浓郁的文学风气。“三曹”凭借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聚集大批文学人才,并创造了适合他们施展文学才能的条件;“三曹”自身也都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在带动其他作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才使建安时期的文坛出现了独特繁荣的景观。     

论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

<正> 一建安时代是我国中古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建安,是东汉末献帝的年号。它起自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建安元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从此,汉政权名存实亡,曹操成为北中国的真正统治者。建安二十五年,六十六岁的曹操卒于洛阳,曹丕随即废掉汉献帝年号,改新王朝称魏。但文学史上所称的“建安时代”,并不严限于这二十四年。它实际上是指汉末魏初约半个世纪的动乱岁月。建安文学,是以“二祖陈王”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为中心,以“建安七子”及其他重要作家为辅翼而形成的邺下文人集团,所共同创造出来的。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中有一段说明:“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     

论麦克尔·怀尔丁的文学批评观

麦克尔·怀尔丁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新派”作家,也是澳大利亚“新左翼”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他主张重拾作品的社会政治意义;反对“新批评”将文学作品与社会政治语境隔绝的做法,主张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摒弃“新批评”僵化而冷酷的形式主义,强调对“人”的关注;认为“新批评”学者撰写的文学史过于狭隘,主张重写激进文学史。     

《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建安时期,在国家分崩离析状态下形成了六个比较重要的文士群。考察建安文士群的聚散分合及其言行事迹,与《春秋》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春秋》左氏学,更是受到各大文士群的普遍关注,完成了东汉以来《春秋》古、今学兴衰的最后转化。建安史传、史论作品借鉴了《左传》编撰体例。建安作品多以"《春秋》大义"作为行文立言的依据,几乎形成了无《春秋》大义不成文的态势。建安作品用典隶事多采《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几乎所有建安重要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运用实例。     

本事批评：赫施意图主义批评的一个范本

赫施的意图主义批评明确提出“保卫作者”的口号,认为文学阐释的任务不是去研究作品,而是研究作者,尤其是研究作者的意向和企图;中国古代的本事批评以“本事”→“本意”→“本义”为阐释思路,认为作品的本义由本事决定,相信作者本意与作品本义的同一性幻觉,因此两者都认为作者的意图决定作品的本义。但是对于如何得知作者的本意,两者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本事批评从本事入手对作者的本意进行客观探求;而赫施的意图主义批评则对作者的意向或意图进行理论探讨。至于作者的本意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作品的本义,两者都未深究,又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缺陷。     

试论“风骨”在盛唐诗歌中的体现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两个令人神往的时期,就是“建安”和“盛唐”。这两个时期诗歌的共同特点,乃是艺术感染力强,诗人在作品中抒发的感情,极易为读者所接受。《文心雕龙·明诗》指出建安诗风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而盛唐时期诗人的创作,还是符合并发展了建安时期的这种诗风的。     

《典论·论文》简说

曹丕(公元187年—226年)的《典论·论文》是我国较早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在曹丕以前,专篇的文学论文,如《诗大序》、班固的《离骚序》、《两都赋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只就一部书、一篇文章进行评述;《典论·论文》则论述的是多位作家、多种文体,并论述了作家的个性、气质和作品风格的关系以及文章的地位价值、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等等。它对建安七子(又称“邺下七子”)作品的评论,是建立在对作家作品作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评论原则,是前无古人的。它对文学体裁     

曹植地位辨析——兼谈作家地位与作品成就的二元性

曹植作为“建安之杰”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他的诗歌成就却并不很高 ,因而自明清二代以后 ,评论家们对他的地位曾提出过怀疑。在通常情况下 ,作家的地位取决于作品的成就 ,但在文学发展的某些关键时期 ,尤其是转型时期 ,开创者们面临着新的课题 ,有时便会出现作家地位与作品成就不统一的现象。曹植便是一例。     

略论建安文学对唐诗的影响

唐诗是我国古代诗坛上一座艺术高峰。唐代作家不仅研究建安文学、评论建安文学 ,而且在创作实践中直接学习建安文学 ,“追建安之风骨” ,从唐代诗人的很多作品中 ,可以看到其内容、气韵、艺术表现手法与形式诸多方面与建安文学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