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责任的正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正义原则研究

分配正义共识是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建构的基本共识之一。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规范研究有利于共识的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正义原则,应该是作为责任的正义,其核心要求是同等劳动努力同等收入,只有能够促进单位劳动收入最大化的非劳动收入才是正义的。劳动努力是每个人对社会合作的责任,促进劳动收入是非劳动收入者的责任。这一正义原则将产权收入等非劳动收入的正义性建立在对劳动收入的促进上。这就需要论证劳动收入对非劳动收入的优先性,即在不考虑非劳动收入可以促进劳动收入的情况下,只有劳动努力才应该取得收入;在此基础上,论证促进单位劳动收入最大化的非劳动收入是正义的。     

论合法的劳动收入

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人”。合法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含义是不同的,合法收入既可以是劳动收入,也可以是非劳动收入（还包括剥削收入）;劳动收入既有合法性收入,也有非法性收入。国家只能保护合法取得的劳动收入。 公民收入的合法性是以法律规范为界定的,至于经济收入是劳动收入还是非劳动收入则是以收入取得的方式（或条件）来界定的,即收入主体只有与其自身的劳动行为（活劳动）相直接联系而取得的收入才是劳动收入。由其他方式（或条件）而取得的收入（诸如借贷利息、租金、股本分红、救济金、福利费等等）则只能属于非劳动收入。由此可见,合法的劳动收入必须具有合法性和直接劳动性两个基本特征。本文以探讨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为主题,     

发展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从而也更有必要来研究解决以下有关理论问题。一、“非劳动收入”与“剥削收入”难解之谜所谓非劳动收入,一般说来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获取了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收入,其通常是指地租、利润、利息等收入,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里是指由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而形成的各种收入,当然,广义的非劳动收入还包括社会生产过程以外而形成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党的十六大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这是我国分配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要让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受到保护,关键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从法律上界定收入的合法与非法;二是明确非劳动收入合法有效的途径;三是从制度上予以保证。     

关于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的若干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分配方式,公民的收入不仅有劳动收入,还有非劳动收入。劳动收入和按劳分配收入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民个人收入和按劳分配的关系有必要对公民（本文着重指城市非农居民）的劳动和非劳动收入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激励绩效与劳动收入分配原则

在决定劳动收入的分配原则中 ,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激励绩效优于平均分配的激励绩效。然而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不能单独解决劳动收入的分配问题 ,二者只有相互配合共同作用 ,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激励绩效 ,科学地解决劳动收入的分配问题     

投资收入的性质判断及其依据

投资收入既包括非劳动收入 ,也包括经营管理劳动的收入 ,不等于非劳动收入。从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现实出发来分析 ,绝大部分非劳动收入不是剥削收入 ,只有很少一部分可称之剥削收入 ,即使是这部分剥削收入 ,在公有经济的阳光普照下 ,也有了新的功能和意义。至于收入是否合理 ,要看是否合乎效率标准、民意标准和公平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看 ,现阶段的剥削收入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合理的。     

“非劳动收入”刍议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分配领域原有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突破以往单一的分配模式势在必行,但同时又对多元化分配方式的过快发展及由此而出现的非劳动收入的迅速增大忧心忡忡。为了在政策的调整上作出正确的抉择,使分配在促进效益提高的前提下充分体现社会公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研究与按劳分配密切相关的“非劳动收入”是十分必要的。     

论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在收入分配上要尊重和保护不同所有制经济活动主体、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利益 ,既要确立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 ,又要确立对各种合法收入 (包括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 )进行保护的立法和机制 ,从而更充分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以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私营企业主收入的来源与性质

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主要包括合法的劳动收入 (经营管理劳动收入和市场营销风险收入 )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生产要素分配收入和剩余价值的合法占有 )。在现阶段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 ,私营企业中剩余价值和剥削问题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 ,但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和剥削存在着重大差别。     

论尊重劳动

尊重劳动是指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 ,其价值导向是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它是“四个尊重”的核心 ,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对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在机理分析中,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率进行了分解,得出三个主要因素:系数大小、人均资本及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此同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法"对浙江省的劳动弹性进行测算,并对浙江省1985-2007年的劳动收入比重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人均资本增长能够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系数则缩小了资本对劳动收入比重的正向拉动作用,造成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私营企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以及人均资本存量可以提高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而工业化进程加快、FDI以及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等因素则降低了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     

几个经济理论是非界限的探讨

针对本刊有些文章把按劳分配与按劳动要素分配相混同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 :劳动要素收入与按劳分配、生产要素收入与非劳动收入、财富的源泉与价值的源泉、非劳动收入与剥削收入、剥削与罪过或罪恶都不是一回事。     

论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一直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有关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影响的性质也一直是莫衷一是。之所以如此是在于劳动收入差距最终对经济效率会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劳动收入差距的状态相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完全可能截然不同。劳动收入差距包括多种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不同原因、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不同条件、不同环节、不同因素、不同特征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性质上会有差别,在结构上也存在差别。应该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的复杂性,进而制定合理的劳动收入调节政策,努力实现分配公平和效率提升的目标。     

中国工业行业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问题

中国工业部门行业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三个部门同质劳动收入差距上升幅度小于工业部门总体水平,且三个部门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上升幅度要大于各部门内部.经济开放通过行业扭曲性因素和非扭曲性因素等传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部门同质劳动的行业收入差距产生了推动或抑制的作用.有关部门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减轻行业垄断程度,同时通过税收、补贴等收入再分配政策将行业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激发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力

实现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于调动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激活财富创造主体的活力.为此,必须切实做到承认和尊重一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的劳动;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鼓励一切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     

"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保护合法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发展的新成果,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发展,为"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扫清了思想障碍,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全球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以省级数据为样本,从全球化视角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回归结果显示,在全球化的两个要素中,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对外贸易的扩大也未能实现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预期。此外,二元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以及国有企业改制引起的国有比重下降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库兹涅茨拐点"的到来,只有切实重视劳动者利益的政策调整,扭转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反向关系,发挥出口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促进作用,才能在充分利用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提高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形式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按劳分配形式出现了新的特点,而且越来越多的非接劳分配形式也不断涌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要求我们,既要坚持按劳分配,又要正确地对待非劳动收入。     

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机理与中国经验

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主要是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分配的比例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可支配收入水平）,通过影响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样的,主要通过影响居民消费规模和GDP（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由于居民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会有不同。若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规模表现出正向影响,且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影响不显著,则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一定表现出正向的影响。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提升的一大重要因素。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不是因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推动,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关系显著是由劳动收入占比对GDP表现出负向影响引致的。在推进功能性分配结构优化的同时应有效地发挥劳动收入占比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