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对国民幸福造成不良影响,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冲击着国民幸福,这促使人们反思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不丹模式"下"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和实践则对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科学地构建和测评国民幸福指数,将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正确看待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注意社会转型期提升国民幸福的关键,这是从国民幸福的视角思考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式幸福”的构建要素与路径探析

美国式幸福是一种偏物质主义、高消费的幸福,北欧式幸福是一种经济富裕、高福利的幸福,不丹式幸福是一种物质生活朴实、注重精神生活与社会平等的幸福。“中国式幸福”应是一种经济水平适中、物质消费能满足需要、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注重经济公平、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幸福。从经济学视阈分析,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GDP、收入增长、稳定价格、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是构建“中国式幸福”的五大经济要素。做好“加减乘除法”是“中国式幸福”发展的经济路径。“加法”即通过GDP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使经济幸福资源增加。“乘法”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活质量,以提升国民幸福质量。“除法”即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使幸福的分配更加公平,更多的人享有幸福。“减法”即通过减少经济中的负面因素。从而降低“经济痛苦指数”,提升国民的“幸福经济指数”。     

关注幸福指数 建设和谐社会

幸福指数是评价和谐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重视国民幸福指数。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有很多,除了经济因素外,健康、自由、安全、充实等,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正确看待幸福指数,使其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试论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的关系

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一个社会的国民幸福不能片面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更要看到国民幸福的基础来自于社会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相当数量的国民没有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在于社会质量没有得到全面提升。在社会质量和国民幸福的关系中,提高社会质量是增进国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增进国民幸福是提高社会质量的目的和归宿;增进国民幸福是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标准和尺度,提高社会质量是促进国民幸福的手段和途径。     

可支配住房用户比对国民幸福的影响分析

文章阐述了幸福理论的发展,以经济学中的快乐理论为指导,研究国民幸福指数(GNH)的细化指标之一可支配住房的用户比对国民幸福的影响.认为GNH折射出GDP价值坐标的不足,即经济增长的质量、可持续发展、社会成本、社会财富的总积累、社会福利水平、人民幸福程度无法用GDP衡量,可支配住房的用户比是GNH的二级细化指标,它正向影响着GNH.因此借鉴国外及地区的做法,完善、实施我国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制度,提升可支配住房用户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社会法的价值旨归——以提升国民幸福指数为视角

无幸福,则无发展,至少无真正的发展.较之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而言,幸福是社会法更本质的价值追求.在终极意义上,对幸福之追求是社会法规范确立与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引与最终归宿.幸福具有多种维度:个体幸福与主观幸福是社会成员自我救赎的场域,而社会幸福与客观幸福则是国家与社会的可作为空间,也是社会法发挥作用的“势力范围”.社会法不能回避当前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偏低的现实起点,社会法应在公民的自我救赎范围之外实现自己的制度担当,即为国民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增强国民的公平感,提升国民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幸福指数”探究

近年来,"幸福指数"作为衡量民众幸福的直观指数标值,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可以创新出科学衡量幸福的原则或标准,即一个科学"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应当具备五个特征和内涵:(1)幸福的客观指标应充分反映民众重要需要的客观满足程度,主观指标则要充分反映民众对目前生存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2)幸福的客观基础,即得到满足的人的客观需要是丰富多样的,与此相应,幸福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3)人的需要可以依照其内容归为自然(物质)需要、社会(人际)需要和精神需要三类;(4)幸福可以简称为三个层次:生存型幸福、享受型幸福和发展型幸福;(5)幸福可以分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两类。个人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即个人或家庭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社会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其中,以客观性指标为主,以主观性指标为辅;既要有平均指标,以反映群体在某一方面的平均幸福水平,又要包括相对指标,以反映群体幸福状况在某些方面的社会差别。     

幸福的二维解读与当代幸福感

对于幸福问题,需作综合考察。从形而上来说,幸福既涉及人之存在的自然状态、道德状态与社会状态。从形而下来说,幸福事关入的需求的满足及其如何实现问题。人的需求的满足,需要一定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就个体来说,幸福的获得需要个体的奋斗,展开为个人价值的实现过程;对社会来说,幸福的获得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制度与创造好的环境。就当下中国来说,需要对国民的幸福状况作实然的动态调查,以期制定时宜的国民幸福指数,从而指导与实现国民的幸福。     

让GDP与GNH同步增长——基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人民所期待的GDP和GNH并没有守望相助,而是出现了令人困惑的“幸福悖论”。寻求“幸福悖论”的成因,探析人类社会全面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的路径,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与启示

作为最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概念的国家,不丹近年来构建了一套国民幸福总值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心理幸福感、健康、时间利用、教育、文化、政府善治、社区活力、生态的多样性与恢复能力、生活水平九大领域。通过对不丹全国范围内国民幸福总值的测算,国民幸福总值的政策价值逐渐显现。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对当前我国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制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GDP到GNH:经济发展价值坐标的转变

以GDP为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衡量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尺度,但是从国民幸福这一最终价值目标的角度来看,它却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国民幸福总值弥补了传统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不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向标。本文重点讨论了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构成,进而提出了以GNH为核心、并与GDP相结合新模式。     

经济增长和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相互关系

增进国民幸福、快乐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必要手段;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精神动力。     

繁荣背后的幸福思考——苏格拉底幸福观的时代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却很少能感受到幸福。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居民的幸福指数很低。这促使人们思考:为什么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经济的繁荣,却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不到幸福?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用什么样的生活理念能够唤起人们心中久违了的幸福感?本文通过介绍苏格拉底的幸福观,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如何理解幸福、创造幸福?以此为生活在繁荣社会中却感觉不到幸福的人们指明方向。     

发展伦理视野中的幸福悖论解析

幸福悖论表现为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却无法带来更大的幸福感。在GDP增长模式的盲目追求财富思想的涵摄之下,把物质满足作为实现生活幸福的唯一路径。我们应当用包容性增长替代过去的GDP增长观念,努力纳入幸福指数在衡量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关注国家的国民幸福总值,以创新精神接纳并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指数衡量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形成良好的幸福指数发展动力转化机制,完善幸福指数发展模式的目标评价机制,实现社会的均衡和良序发展。     

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与国民幸福感关系研究——基于G20国际比较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G20国家幸福指数、公共财政支出等数据,首先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各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国际比较,然后运用回归模型研究了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结论表明: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与幸福指数显著正相关,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第三产业贡献率显著的正向影响幸福指数,失业率、税收负担、基尼系数和总悬浮颗粒物与幸福指数显著负相关。     

民族传统体育与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之审视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是每个人的一生追求.文章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健身养生、自娱和谐、民心凝聚、融合向心功能的分析.论述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民族传统体育对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有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幸福昆明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成效

居民幸福指数是衡量和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广受重视。本文以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为视角,提出了评价幸福昆明的44个指标,其中“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指标对幸福昆明建设影响最大,并分析了近年来幸福昆明建设取得的成效。     

经济增长不能促进幸福吗？——四十年“幸福悖论”的全球追踪

幸福悖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启示在于，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关注焦点不同。从短期来看，中国还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民的主观幸福感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从长期来看，科学的幸福感态度和及时的预防措施也至关重要。我国应当冷静看待国民幸福感这个关键词。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国不能仅将主观幸福感作为社会效用评价的唯一机制，还要结合其他社会绩效指标衡量国民的生活态度。     

中国梦与国民的幸福工程：“积极型社会”的建构

国民幸福是一个系统性和长期进行的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也是幸福工程的目标。当前的中国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追求幸福生活成为了国民生活的主旋律。幸福既包括了物质上的充沛,又涵盖了精神上的富足,提升国民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实现全民幸福必不可少的一环。构建积极型社会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实现全民幸福提供的可行性方案。积极型社会着力于发展人的积极心理品质、积极情绪和良好的品德等,其实践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幸福。积极型社会能够使人们和谐相处,创建和谐的社会整体,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努力构建积极型社会,从而建设一个全民心理健康的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全民幸福。     

自由发展视野下幸福指数体系的构建

提升国民的幸福程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但是长期以来,"幸福"概念由于难以进行实证检验而一直被主流经济学界所诟病.通过对经济思想史和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梳理,我们发现,对主观幸福的直接测度方法或者以完全客观的物质水平代表幸福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方法论困难.从人文的观点看,在自由发展观视野下构建幸福指数体系也许是一条可能的理论路径.基于这种方法论认识,我们对近年来中国的幸福发展水平进行了经验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