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让步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这个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主张有“让步政策”的同志,都把封建统治阶级在某些时候实行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统统称之为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并且认为,这是农民革命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折射反映,因而这种理论是完全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些意见因为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所以重新展开讨论很有必要。本文试就“让步政策”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历史上所谓“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所产生的客观条件和“让步政策”是否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以及“让步政策”的阶级函义四个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批判“让步政策论”

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让步政策论”的影响,关于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一直未能在历史教学中得到正确的阐明。按照“让步政策论”的框框,人们只能从统治阶级的政策里,去发现农民起义的作用,离开统治阶级的政策,便无从寻找农民起义的作用了。“让步政策论”,一面根本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一面无限夸大统治阶级政策的     

必须全面地理解“让步政策”

对中国封建社会里,有没有所谓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问题的探讨,十多年来,形成森严的禁区,如果谁对“让步政策”稍表承认,诸如“否定阶级斗争”、“为封建统治叫好”、“曲解农民起义”、“颂扬帝王将相”等等帽子遮天盖地而来。于是对“让步政策”这一问题的争鸣也就消声匿迹了。其实,“让步政策”是客观历史事实,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它,怎样运用阶级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说明它的现象和实质,并对它作出正确估价的问题。下面以西汉初年与唐初的社会情况为例,就有关的几个方面,谈谈对“让步政策的看法。     

论“文景之治”——“让步政策论”的再批判

西汉前期,汉文帝、汉景帝前后近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相对繁荣的时期,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这是农民革命的功绩,也是法家路线的胜利。林彪一伙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让步政策论”,把“文景之治”说成是“让步政策”的样板,儒家“仁政的典型”。他们说,汉初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作了让步,“轻徭薄赋”、“除秦苛法”,造成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们抹煞农民革命的历史功绩,否定     

对“热月政变”性质问题的几点存疑——与余小慎同志商榷

《历史研究》1979年第七期,发表了刘宗绪同志“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一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苏联史学界(包括我国史学界)被视为定论的“热月政变是反革命政变”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世界历史》1980年第三期,又发表了余小慎同志“关于热月     

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与小说前言作者何磊同志商榷

《三国演义》是一部著名的历史小说。一九七三年出版现在仍继续发行的《三国演义》前言中,对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意义作了错误的否定的评价,认为“《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攻击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传‘忠’、‘义’等。”这种对《三国演义》主要思想意义的评价是很值得商榷的。     

略论司马迁对明君贤臣和循史的肯定和颂歌

如果要全面论述司马迁对待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态度,我们就应看到:司马迁在《史记》中从各方面对某些封建帝王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对历代的(尤其是汉代的)所谓“明君”、“贤臣”和“循吏”热情地给予了歌颂和肯定。关于前一方面,很多论者已注意到,并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本文只就后一方面略述笔者的浅见。     

对“让步”政策问题的几点看法

解放后,学术界围绕着“让步”政策问题,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当人们正在心平气和地磋商中,却被几个恶棍突然杀将进来。他们为了陷害我们的某些同志,竟凭借着他们的权势,蛮横无理地咬定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都“只能反攻倒算,血腥镇压,决不会有什么‘让步’”。并且宣判说,“让步”政策论是极端反动的,不许人们稍加申辩。但是未经几时,这些     

从我国历史上的“三治”看社会安定与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关系

我国西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明初的“洪武之治”普遍出现封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象,被历史家称道为“盛世”.这种“盛世”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接受了前朝复灭的教训,从而对农民采取了某些让步措施,创造了安定的社会局面;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本文仅就社会安定与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关系问题,谈一些肤浅的看法.     

应该为“让步政策”恢复名誉

“让步政策论”的命运可谓悲矣！ “四人帮”横行时,它被扣上了“诬蔑农民革命,美化帝王将相”的大帽子,成为“必须批倒批臭”的反动观点;“四人帮”垮台后,有些同志又说:“四人帮”鼓吹的“开辟道路”论是“让步政策”论的翻版,所以还时常把它揪出来“再批判”。“让步政策”论真是这么反动,这样善变,必须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我始终认为不见得。现在,科学的春天已经来到,是到了正确评论“让步政策”论的时候了。     

关于《林四娘》

关于《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这篇作品,李厚基同志在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的看法: “《聊斋》中的《林四娘》,是一篇思想反动的作品。林四娘和衡王都实有其人。据传林四娘为福建蒲田人。明崇祯时,父为江宁库官。她生长在金陵,衡(一作恒)千金聘入后宫,后‘遭难而死’。林四娘是个死心塌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的奴才,但受到不少人的赞扬。王士祯的《池北偶谈》、林云铭的《林四娘》和《聊斋》都作了专门刻划。” 李厚基同志判定《林四娘》是一篇思想反动的作品,认为林四娘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的奴才,也许还有另外的证据,但在这段论述里面,根据只有两个:一是她父     

历史系师生討論“讓步政策”、“清官”等問題

三月初,历史系师生在去年十二月以来討論《海瑞罢官》的基础上,就与《海瑞罢官》有关的“清官”、“让步政策”与封建道德能否批判继承等問題,开展热烈的爭鳴。这次討論,教师和学生在会前都作了此較充分的准备。学生自办的学术討論专刊《史学园地》,刊登了学生撰写的論文十六篇。     

为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说”一辩

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位著名理论家。对他曾经提出过的“象形文字说”,人们历来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苏联学者福米娜的《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一书指责普列汉诺夫“保卫唯心主义的象形文字论”。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也称普列汉诺夫“支持了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的象形文字论。”敦尼克等人主编的《哲学史》则说普列汉诺夫“向不可知论作了让步”。我国哲学     

法家进步论与“让步政策论”的根本对立

当广大工农兵群众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适当肯定历史上的法家和法家路线的进步作用时,有人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过去批判“让步政策论”和今天肯定法家,是不是有矛盾?法家进步论与“让步政策论”,是不是一回事?换言之,在某些人看来,二者是一回事;因此,在他们看来,过去批判“让步政策论”和今天肯定法家,是互相矛盾的。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清是非,作出回答。因为,“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     

《红楼梦》批判了封建“三纲”

《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特别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它深刻而形象地批判了封建的“三纲”。 所谓封建“三纲”,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鼓吹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记·乐纪》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简单明确的十二字,严格规定了封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等级关系。     

论《阅微草堂笔记》的节孝观和爱情观

论《阅微草堂笔记》的节孝观和爱情观张皖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历来多被指斥为“宣扬封建道德,鼓吹因果报应,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愚弄和麻痹劳动人民”的“腐朽”、“反动”的笔记小说。他自叙作此书旨在“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于是...     

唐初的“让步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唐初的“让步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是我在这篇文章里,要阐述的核心问题。 众所周知,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实行了一系列“让步政策”。这些“让步政策”主要有: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减轻税役,灾荒之年加以赈济;释放宫女,解放奴婢;任用廉吏,注意考核优劣;修订刑律,减轻刑罚;抑制豪强;去奢省费,使民衣食有余等等。 为什么说唐初的“让步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呢?因为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唐王朝,是在隋朝灭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初封建统治者实施“让步政策”,是和隋朝的灭亡和隋末农民革命战争密不可分的。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卷1)的封建强     

一则重要脂批的作者考辨——与郝廷霖同志商榷

脂砚斋是不是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是近年来红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本来,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提出“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总的看法,从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仅仅是而且决不可能超过‘自传’说”的观点。近年来,有的同志重申并发挥了这种观点。先是郝延霖同志发表的《没落贵族的哲学——论<石头记>的脂砚斋评》,继之是徐迟同志的《如何对待脂砚斋》,都持类似的观点。1980年,叶朗同志发表了《不要轻易否定脂砚斋的美学——就脂砚斋的评价问题与郝延霖、徐迟等同志商榷》,提出了不同看法。1982年,郝延霖同志又发表《脂评“自传说”考(?)答叶朗同志》一文,重申     

论社会真理的阶级性

一社会真理有没有阶级性?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争论并不是从现在才发生的。早在五六年就有不同意见,当时《光明日报》组织过讨论。以后六二、六三年又在学术界讨论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伯达等人在他们炮制的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借批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提出了“阶级的真理”的谬论,以后凡是主张真理没有阶级性的,就被作为修正主义观点批判。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同志在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批判“阶级的真理”的同时,重新提出了真理的阶级性问题。一部分同志认为凡是真理都没有阶级性,而另一部分同志则有不同意见,认为“四人帮”的“阶级的真理”是应当批判的,但是不能简单地否定真理的阶级性,同自然真理没有阶级性不同,社会真理是有阶级性的,于是又展开了争论。     

评《红楼梦》后四十回

在曹雪芹生前和死后二、三十年间,《红楼梦》(前八十回)以抄本形式流行,“不胫而走”,影响极大.它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腐朽,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极大的恐慌,诋之为“淫书”、“邪说”,千方百计要禁止它、烧毁它,但不能奏效.于是就企图通过篡改的方法,磨掉它反封建的锋芒,使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政治需要,高鹗不但对前八十回作了许多重大的篡改,而且又续了后四十回,给封建大家族——贾府安排了一个“沐皇恩”、“复世职”、“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