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批评《文心雕龙·原道》?

鲁迅在他的学术力作《汉文学史纲》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梁之刘勰,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矣”,故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其说汗漫,不可审理.很显然,这是对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的批评.客观地讲,这个批评是相当严厉的.那末,怎样看待这个批评呢?换句话说,鲁迅的批评符合不符合《文心雕龙·原道》篇的实际情况呢?我以为鲁迅的批评是中肯的.首先,《文心雕龙·原道》篇没有界定“道”的范畴.刘勰在《原道》篇开宗明义     

《文心雕龙》与《老子》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体大虑周的古代文论巨著。据刘勰自己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文心雕龙·序志》。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所谓“道”,就是规律。然而我国儒、道、佛三大派,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想规律和创作规律的理解都在歧异,因此,探讨《文心》的思想渊源和归属、便成为“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搞清楚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理清刘勰美学思想的脉络,而且有助于了解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对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刘勰的写作主体建构论

刘勰对写作主体的建构予以高度重视，其《序志万一篇可证，此篇是全书的总序，是写作缘由与写作意图，全书总体构思与理论框架的一个总交代，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压轴”的“重头戏”，它以“1”与“49”相对应，从把握全书内容的角度看，它的分量几乎是“1＝49”。它殿于全书之后，真可谓“举足轻重”了。如此重要的一篇序文，其开篇第一句话是：“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这句话为《梁书·刘勰传》所引，可见是重中之重了。这句话“释名以章义”，是对书名的解释，它高度概括地揭示了全书的理论起点，揭示了全书理论内容的…     

析《文心雕龙》艺术思维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被称为“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确实,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巨著,在它颇具规模的理论构架中,涉及了极大部分文学理论问题。而其中,关于艺术思维的理论尤引人注目。《文心雕龙》篇名中的“文心”二字,按刘勰的说法,“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序志》)。“为文之用心”,这不就主要指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思维活动吗?因此,刘勰的艺术思维理论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曾国藩的诗文风格论

我国文学批评史上风格分类法有两种:繁分法与简分法。前者肇始于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唐代司空图演为二十四品。后者源自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分别出清、浊两大类。所谓“清”,侧重的是俊爽、豪迈的特点,“浊”侧重的是凝重、沉郁的特点。曹丕的观点经刘勰进一步发展为刚柔论。     

从《物色》测析昭明对刘勰的"深爱接之"

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勰的关系 ,是齐梁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二者一编纂《文选》,为出色选家 ;一巧雕“文心”,为大文论家 ,均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直接记录二者关系的可靠史料 ,只有《梁书·刘勰传》一条 :“昭明太子好文学 ,深爱接之。”关于萧、刘二人以及《文选》和《文心雕龙》的关系 ,目前学界有五种意见。此文从另一新的角度——审美情趣的相通 ,探讨一下二者的关系 ,测析昭明太子为何对刘勰“深爱接之”。     

《铸剑》完篇的时间、地点及其意义

研究《铸剑》应该先从它的写作年代、完成的地点谈起。最近有的新出版的鲁迅小说研究一类著作中,仍然认为《铸剑》完成于厦门时期。甚至有人专门写《鲁迅创作<铸剑>时间辨考》。他们主要是根据作品结尾所署的日期,认为《铸剑》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作。”而且这个“时间”鲁迅另外还说过两次。一次是在《自选集·自序》里,一次是在《故事新编·序言》里。按说,作者自己在三处都说到的《铸剑》的     

“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最大理论成果——论“自然之道”才是《文心雕龙》体系的基石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中,曾明确提出“益《文心》之作也,本乎道”。这说明该书是以一定的“道”为其所本。道是他写此书立论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它集中体现了刘勰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刘勰把《原道》篇作为“文之枢纽”列为全书第一篇。因此了解其所原之道的内涵,对把握全书总观点至关重要。但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历来论者分歧很大,或认为“儒家之道”;或认为“佛家之道”;或认为“道家之道”。本文的中心内容,试就“道”的“倾斜性”,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众多的学者。     

《文心雕龙·风骨》篇义析论

《文心雕龙·风骨》篇义析论金庆国１《文心雕龙·风骨》篇义的关键问题，自然是对“风骨”概念内涵的理解。“风骨”可以说是《文心雕龙》中歧说最多的概念之一了。陈耀南先生在《文心风骨群说辨疑》一文①中，曾搜罗六十四种说法分为十类，并加以按断，可见纷纭的概况。...     

《文心雕龙》“心”解

《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最系统完备的文学理论专著,刘勰以“文心”名题,并释曰:“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誉人则“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并曰:“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吐露出对“心”的深爱之情。作者在《序志》篇的“赞”中写道∶“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     

“文之枢纽”的逻辑新探

《文心雕龙》的篇章中,被刘勰称为“文之枢纽”的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五篇。这五篇的基本内容和关联,已故刘永济先生曾做过准确的说明。他认为“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五篇义脉,仍相流贯”。“揭示论文要旨”的三篇专论,就是刘勰自称的《文心雕龙》全书的“纲领”,其他诸篇则是“毛目”。(《序志》)纲举目张,所以刘勰自服地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序志》) 这个“文之枢纽”,论证了“为文之用心”的一些关键问题:“道”、“圣”、“经”三个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道”、“圣”、“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又是怎样的呢?此类问题,正好构成了《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骨架。而对这个“骨架”理解     

《文心雕龙》书名的涵义

关于《文心雕龙》书名的涵义,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一开始就予以了说明,他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在这里,他用“为文之心”来解释“文心 ”,所谓“为文之心”无非是指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密切相关的诸如:文人作文的动机、构思,文章的内容、风格、体裁、美学趣味等等。因此,“文心”两字实际上规定了《文心雕龙》一书的基本内容。众所周知,“雕龙”一典出自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驺奭,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裴骃《集解》…     

关于师旷及其故事

师旷,春秋末晋悼公、平公乐师.作为古代妙辨音律的音乐大师,“师旷之聪”是人所艳称的.但师旷同古代小说的关系还很少有人注意.《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有《师旷六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还提到:“《汉书》兵阴阳家有《师旷》八篇,是杂占之书;在小说家者不可考,惟据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已.     

关于《文选郭璞游仙诗李善注笺疏》的说明

郭璞是晋时南渡之际的重要文学家、学者、诗人。关于他的诗作,钟嵘《诗品序》称其“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诗品》卷中又说他:“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按指李充《翰林论》)以为诗首。”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而郭璞诗作的代表,当首推《游仙诗》。     

《文心雕龙·定势》篇述评

“文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独特的理论范畴 ,“文势”理论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定势》篇。从刘勰所论看 ,“文势”属于作品形式范畴 ,它的形成与作品的语音、文字、语句等形式因素相关。“文势”具有运动性、包蕴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对读者有巨大的审美功效。刘勰的“文势”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刘勰为什么把《正纬》列入“文之枢纽”

《文心雕龙·序志》篇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的观点十分明确，他是把全书的前五篇作为“文之枢纽”来看待的。而刘勰对纬书，从总体上说是否定的，为什么他仍把《正纬》列入“文之枢纽”，这是一个有争...     

《正纬》与谶纬--《文心雕龙·正纬》篇辨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正纬》篇是针对谶纬而作的。刘勰以“宗经”思想为指导,按经验纬,指出了谶纬的虚伪诡异、乖道谬典。然而,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还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其对谶纬的批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刘勰是以“宗经”而“正纬”,但是刘勰“正纬”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文”上。因此,《正纬》篇在指出谶纬的“无益经典”的同时,又从“事丰”和“辞富”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谶纬的“有助文章”,提出了“酌乎纬”,这正是《正纬》篇作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一的意义所在。     

《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

《文心雕龙》在《隋志》及以后的目录里多归在集部。尽管也有认为《文心》是子书的，但这种说法影响甚微，不足以改变《隋志》影响所致而形成的普遍看法。由《序志》和《诸子》两篇的对照可见，两文对作者著述用心和《文心》著作性质的表述高度一致，这就证明，刘勰本人是将《文心》当作子书来写的。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刘勰撰写《文心》的态度，也有助于理解该书的特点。     

《文心雕龙·原道》三题——兼论刘勰对古代哲学传统的继承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文心雕龙·原道》进行探讨。首先,从“文之为德”一句含义的辨析入手,指出《原道》是通过论述文之起源来建立文学本体论的;其次,通过分析道与自然的关系,指出刘勰是以“自然之道”为依据来论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的;第三,论证了体用结合是《原道》的主旨,同时也是《文心》之道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