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观、群、怨”解

《論語·阳貨》篇載:“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詩? 詩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識于鳥兽草木之名’。”孔子只用了四个字,就点明了詩歌(也就是文艺)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之說,构成孔子文艺思想的核心。孔子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論的开山祖师。在此之前,对詩歌的性貭与功用,只有一些极初步的认識,如“詩言志”和“刺”、“究”、“告”、“訊”、“(谂)”、“諫”、“頌”等“美刺”观念的萌芽;沒有专門的研究,也沒有研究的专門家。孔子的文艺思想,特別是他的“兴、观、群、怨”之說,可与欧洲文艺理論的創建者柏拉图和亚里     

是什麽力量促使杜甫成长的——对傅庚生先生“杜甫诗论”的一点意见

什么是决定杜甫走向人民,成为我国古代偉大的詩人的主要原因呢?这是杜甫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是人民,还是作家个人?兩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映了文学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关涉到誰是歷史上的主人的問題。在这个关鍵問題上,傅庚生先生在‘杜甫詩論’中沒有明白的表示意見,也沒有作專門的探討。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傅先生关于这个問題的全部答案,虽然这些答案是支离破碎地分散在各个章节中。为了便于說明問題,揀主要的抄錄如下: ……更重要的是自述不羈的情怀,显示了詩人的傲骨,……这种詩人的傲骨在封建社会里难免‘不安分’起来,作了些刺时的詩如‘兵車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怀     

簡论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白居易是我们祖国一位偉大的詩人,已是众所熟知的事情;然而他同时是一位詩歌理論家,却沒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視和注意。白居易寫出那些热爱祖國、热爱人民的詩篇,固然是十分珍貴的,但他的诗歌理论也同样是我们祖国文化宝庫中的鑽石,直至今天,依然放射出它燦爛夺目的光輝。白居易寫出那些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的詩篇,是和他有诗歌理論的指導分不开的。他的詩歌理論不僅指導了自己的創作,也指導了别人,在当时文壇發生極大的影响。白居易的詩歌理論是坚持現实主义的路线的,是具有坚强的战斗性的。他大胆地肯定現实主义的詩人和詩作,勇敢地批判文学事業中的不良傾向,和脫离生活的形式主义進行斗爭。他的詩歌理论也就是从斗爭中成長和發展起来的。     

关于陈子昂

(一) 陈子昂是初唐現实主义詩人。他生平著作不多,又多散失,遺留下來的只有詩文集十卷,然而从中可以看出,他直言彈劾时政,关心國事与人民疾苦,是一个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腦的詩人。尤其值得我們推崇的是,他为唐代詩歌揭示了现实主义的新方向,推动了唐代詩歌走向現实的道路。近代治文学史的学者虽在著作中对陈子昂相当尊重,然而大都語焉不詳,缺乏系統而詳尽的評介;这样,就不能很好地明了他提倡詩歌革命的原因与价值。所以我觉得,有必要通过对其詩文的探索,來更加明朗地肯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读李义山诗札记三则——唐诗论叢之一

李义山詩中的“高情远意”范元实“詩眼”云: 义山詩,世人但稱其巧丽,与溫庭筠齐名。盖俗学只見其皮肤,其高情远意皆不識也。所謂“高情远意”,实質上就是詩人人格的美,也就是詩歌風格的美的表現。一部“玉溪生詩集”所反映的生活內容至为丰富,綜括起来,大約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現实和历史問題的态度和看法;二是男女爱恋及朋友之情;三是生活情趣的描繪。无論是屬于何种題材,它都会給讀者以一种意味深長,不落凡近的美的感觉。尽管它所采取的表現手法較为曲折隐約,它所运用的語言詞藻过于綺丽精妍,但終于掩盖不住从詩人灵魂     

詩“駿惠我文王”解

“詩周頌·維天之命”称:“駿惠我文王,曾孙篤之”。郑箋:“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为周乱六官之职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言曾孙,欲使后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毛傳:“成王能厚行之也”。陈奐“詩毛氏傳疏”:“釋文本无行字,厚犹惇也,謂惇用文王之典礼”。朱子“詩集傳”:“駿、大,惠、順也。曾孙、     

关于王兴将军墓葬地点问题的来信和作者的答复

編輯同志: 你刊1963年第一期顾鉄符君《明末王兴将軍的生卒年及其抗清殉节史迹考辨》一文,謂陈恭尹《王将軍輓歌》云“卜葬三山阳,隐約題墓門”之“三山”,“看来不是眞有一座山名三山,大約是借用《拾遺記》里的‘海中有三山’的故事,因文村在海滨,可能是指就近葬在沿海山上的意思。”所論似有可商之处。按广州河南南石头、东塱、西塱附近,现仍称“三山乡”,即王兴墓志上的南箕村。陈詩的“三山”,似应指     

关于杜甫詩歌艺术特色的一些評論

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現实主义詩人,他以毕生精力从事創作,把我国詩歌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峯。研究和总結杜詩的創作特色和艺术經驗,无疑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在紀念杜甫誕生1250周年发表的文章中,虽然大都着重于杜詩思想內容的进一步闡发,但在艺术探索方面也有所深入和发展。不过其中有的論点和方法还可以繼續討論,这里提出个人一些粗浅的意見,請大家指正。(一) 在杜甫研究中,有的同志試图运用現代的某些艺术原理来說明杜詩的特点,这就扩大了探討的領域,带来新的面貌。但这种运用和說明,必須对艺术原理本身具有正确的認識,同时确实符合杜詩固有的特点,否則难免产生一些生搬硬套的現象。     

略谈阮籍及其詠怀诗

阮籍(210—263)是我国三世紀时一位大诗人,他的八二首“詠怀詩”,曾經真实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真实面貌的某些方面,具有着相当丰富的现实性。同时,他的詩对我国詩歌的發展,也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五言诗。我們可以这样说:他是从曹植时代到陶淵明时代中間的一座重要桥樑,一座高大的里程碑;他是曹陶二人間一个健壯有力的接力者。一阮籍的主要活动时代,是所謂“正始时期”。那时,农民革命处于低潮,而統治阶級則由于其統治已經稳固,所以日漸荒淫腐化,內部的明爭暗斗电日趋尖銳、殘酷。     

陶渊明及其诗

晋宋之际,詩歌由闡發玄言轉向模山范水,产生了顏延之謝灵运等山水詩人。但在这个由玄言轉向山水的过渡时期,有一位在当时并不显著,到后世却愈来愈被人重視,几乎成为文学史上爭論焦点的詩人,便是我們需要进一步了解的陶淵明。关于陶淵明,本来如魯迅听說的:有时他很“飄飄然”,有时也有他的“金剛怒目式”。但历來論陶詩者,常常由于自身处境和認識的不同,作种种的解释。大体說来:顏延之鍾榮阳休之苏軾葉梦得魏了翁及近人梁启超等,大都把陶淵明看作无意于世事的隐逸之士,虽然     

学习·精通·应用

在学习理论中,有一种"读书不求甚解"却急于应用的想法.有人说:"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不一定精通它".认为精通只是理论专业干部的任务.在这方面对理论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是对的;但是,如果说精通只是对理论专业干部的要求那就错了.因为所谓精通就是要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就是要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便提高认识,搞好工作.这对一般干部说也是同样必要的.所谓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理论变成我们自己的认识;也就是要把革命导师提供的间接经验和所作的科学分析,与自己的直接经验结合起来,经过独立     

读韦荘词

京兆社陵(现在陕西长安附近)的韦姓,是唐代的世家大族,韦庄的远祖韦待价,是武后时的宰相。后来出过一位名詩人,就是韋庄的四世祖韋应物。韦庄是詞家又是詩人、他的詩集名浣花集(因为他晚年曾經在成都住过浣花溪上杜甫草堂的旧址),原本有廿卷、現在只存十卷,共有詩二百四十六首。合之后人所輯,也不滿四百首。据他的“乞采箋歌”“我有歌詩一千首”看来,該有不少的詩歌已經散佚了。他的詞全唐詩共收五十四闋,其中四十八闋是載于“花間集”的。在“花間集”里各作家中,韋庄詞数量之多,仅次于溫庭筠。以时代說,他是溫庭筠以后的一位重要作家;以作品风格說、却和温庭筠絕不相同。     

“三吏”“三别”散绎

一为了容或有助于初学古典文学的青年,近年来我在尝試着用現代語言迻譯杜甫的詩歌。歌德在提到薇蘭等用散文翻譯莎士比亞的戏剧时,曾經說过:“……以散文譯出,无論何人也易讀易明,所以流布很快,收效很大。我对于韻和节奏都認为有重要的价值,詩之所以成为詩,就靠着它們;但是,詩作中本来根本地深切影响我們的,实际上陶冶化育我們之物却是譯成散文之后而尚儼然殘存的地方。卽是,这时剩下的是純粹的完全的实質,因为有詩形那种絢爛的外飾,沒有它时也使我們觉得有,有它时詩形却把它的存在遮盖了。因此,我以为对于青年初期的教养,散文譯比韻文譯較为有效。……”(思慕譯:歌德自傳)我信从了他的話,另一面     

论古代选本的类型及其文学史意义

鲁迅先生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鲁迅全集七·选本》)作品是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基础,“选者之意”,就是选家采摘作品的原则,选家经常会历时性地采摘作品,因     

汉语声调的产生和发展

一声调是指全字音的高低升降,主要是音的尖鈍关系,长短强弱是次要的因素。以声调区別詞义是汉藏語系語言的共同特征,汉語声调的产生和發展是有它的长期历史过程的內在趋势和規律,从現代汉藏語系諸語言的迹象来看,原始汉語沒有声調,声調的产生和發展是紧松元音遞减消失和声母清濁影响分記的結果。上古汉語有沒有四声,历代語言学家意見不一,聚訟莫决。明代陈第“毛詩古音考”提出古无四声的说法以后,清初顧炎武“音論”便說古人之詩,四声可以并用;后来江永“古韵标准”又同意顧說。上古汉語沒有四声的說法,几为学者所公认。及至段玉裁“六書音韵表”則謂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孔广森“詩音类”繼之又說入声創自江左,古     

知识分子必须走向“又红又专”的道路

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偉大迫切的光荣任务。这就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級必須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学家、新聞記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馬克思主义理論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全党必須培养革命的專門家。全党的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必須認真地鑽研理論和业务,頑强地下苦功,把自己造成为‘又紅又專’的紅色專家”。对于这項光荣的任务,党的各级组織,自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証其完滿实現。而知識分子干部和作为国家干部后备軍的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应該作各种自觉的努力,实現自己这項义不容辞的責任。     

现代文学各課教学改革中的几个問題

通过伟大的“双反”运动,暴露了过去山大中文系的教学和研究正走着”厚古薄今”的资产阶級道路,现代文学方面也并不例外。只占全部文学史课程六分之一的“現代文学史”,重点也是講五四前后的作品,对一九四二年以前的部分,講得比較详尽,以后的部分則非常簡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则根本不讲。同时,对一些资产阶級、小资产阶級的作家,评价过高,缺乏公正的分析批評,对一些无产阶級作家則表現得极为冷淡甚至根本不提,“現代詩歌”的情况就更为严重,虽冠以“現代”之名,实际上却大量地引証和讲解古人的詩詞,讲述古人詩話中的故事,并且滿篇部是“毛詩序”     

三门峡与古代漕运

一关东西漕运的樞紐黄河中游的三門峽为古代东西漕粮轉輸必經的要道(圖一)。从秦始皇統一六国时起,这条运道即已發揮了作用。①其后虽也有若干次中止的时期,但作为主要的运輸力量,却一直維持到唐朝的末年。就是在北宋时对于这方面也还有所致力。②北宋以后,这里就漠漠无聞,不为人們所重視。所謂漕运,主要是指由关东各地轉輸粟米接济关中的需要。当然,也有一些时期关中的粮食曾經沿河而下,运到中原,不过那究竞是无关大旨,不居重要的地位。     

山大中文系文学史教学中的“崇古非今”

我們系文学史教学中有在的突出问题,叫它“厚古薄今”还说得太輕了,应該叫它“崇古非今”更为恰当。下面我們就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教师的崇古非今思想在我系文学課程的设置和讲授內容上,崇古非今表現得非常严重,探源求本,是由于教师的可怕的崇古非今思想。我們要详細揭一揭。一、我們的老师对古人、古代作品常推崇备至,錯誤地把他們捧到不应有的高度。研究詩经的認为只有詩经才是真正的詩,新詩不屑一顾。研究     

元代的“不蘭奚”

在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我們經常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等詞,这些詞的含义是什么呢?蔡美彪同志在他編著的“元代白話碑集录”第九頁注四中解釋說:“‘不蘭奚’或譯‘孛蘭奚’。元代逃亡之农奴无主認領,即‘发付有司,牧系当差’(‘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成为官奴。‘不蘭奚’主要即指此种人。‘元史’及‘通制条格’、‘元典章’諸書中又有所謂‘闌遺’‘欄遺’者,亦即此詞之異譯”。从“元史”“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诸書中,我們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是一“詞之異譯”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不蘭奚”的含义却不象蔡同志所說的那样,我們認为,蔡美彪同志的解釋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蘭奚”在元代社会中有着极大的特殊意义。“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为“不蘭奚”立了專节或專門,这不是偶然的。研究元代社会經济和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