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何以言“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前世”“今生”与“再生”

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所表达的是一种“历史性”意识,其意义在于为人类生活设定一种价值理想。它首先是由希伯来文明在与希腊文明碰撞中形成的基督教带给西方世界的,黑格尔虽然把这种神学观念转变为一种辩证理性概念,但却同基督教神学一样,以无限的存在者绝对精神为辩证运动主体,因而这种“否定之否定”便必定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绝对的历史目的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则是将运动主体从抽象的无限的存在者转变为现实的因而是有限的对象性活动的人,因而,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便只能是一种基于有限的“实践目的论”对于价值理想的设定。     

从“唯物史观”到“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逻辑进路

从“唯物史观”概念的系统完善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彰显了恩格斯的伟大贡献。恩格斯晚年的历史观是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研究工作的方法逻辑,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紧密结合的唯物辩证逻辑,以及追求自己目的的、历史的、人的活动的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全面把握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思想逻辑进路有利于正确认识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贡献,加深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有重大现实性意义和启示。     

浅析黑格尔“具体概念”说的合理因素

黑格尔指出:辩证法这门科学是“最遭误解者之一”,“人们常常把辩证法看作一种技艺,好像它是基于某种主观的才能,而不是属于概念的客观性。”这里所讲的“基于某种主观的才能”或“技艺”,指的是诡辩论对辩证法的主观运用,     

黑格尔与辩证法问题上的“古今之争”——基于伽达默尔《黑格尔的辩证法》展开的学术钩沉

黑格尔将辩证法问题上的“古今之争”处理成“古今之辨”,通过差异比较、沟通对话,融汇古今辩证思维于一体,形成包含肯定和否定两个维度的概念辩证法。概念辩证法统合认识中运动着的绝对精神以及绝对精神对自身的反思,揭示人的主观思维形式的逻辑进展与绝对精神自身的辩证进展之间的同一性,并基于概念间的内在关系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辨逻辑体系。辩证法执定思辨的逻辑而遗忘了语言,概念间的理性推演取代了语言对事物的言说。伽达默尔则认为,事物在语言中存在,以话语方式呈现。辩证法就是在问与答的对话中说出事物自身的话语方式。伽达默尔重新确立了语言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为对话辩证法赢得了尊严。     

“群众”与“公民”:中西国家构建的比较分析

“国家构建”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主题,对比西方,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最大的特点在于国家并不是由“公民”,而是由党所动员和领导的“群众”所构建起来的.“群众”不仅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依靠力量,更代替了“公民”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主体,“群众”的这一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生成逻辑、基本形态和运作方式.本文以“群众”与“公民”作为中西方国家构建比较分析的核心概念,由此探讨中国现代国家的独特性.     

“剧场隐喻”中“旁观者”视角的重建——马克思的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辩证法生成之关键

“剧场隐喻”中直接出现的是“剧作者”和“剧中人”,也隐含着“旁观者”视角,故这一隐喻中的三重视角及其间的关系可用来考察马克思辩证法与康德、黑格尔辩证法之异同及其超越之处.马克思一方面超越了黑格尔的无限主体,立足于人的有限性阐明了“剧中人”如何亦是“剧作者”;另一方面则借助黑格尔能动性辩证法重构了康德哲学的有限的“旁观者”视角,实现了“旁观者”与作为“行动者”的“剧作者”及“剧中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有效改造世界何以可能之问题.从“旁观者”视角的重建所理解的马克思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辩证法,对于正在急切进行中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有着重大的典范性意义.     

从辩证法的演进重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构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考察,也必须在其演进历程中进行。辩证法历经自然主义的辩证法、以反思及反省的方式用概念把握思维对象的辩证法,以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基于辩证法的历史演进所超拔出来实践思维理念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意蕴的解读与实践价值的判断,也必须基于实践的视角,因为实践的规定性是人本质的规定性,实践的内在矛盾是自为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只有在人的实践过程中才能理解联系、发展及其辩证法的规律性问题,而这种思维方式或思维方法,也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一种方法论启示或借鉴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研究,虽然把握到实践概念,但存在人的生命本性研究维度的缺失。西方传统哲学“科学观点”与“神学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割裂了人性的思维方式,无法实现对人与世界的真实理解。马克思从人的自身根源,以否定性统一的“实践观点”去理解人及其对象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符合“人之本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变革了西方传统哲学对人与世界的极端化理解模式,实现了在传统哲学理论中割裂的人性的统一。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的此种变革,也是当代中国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根基。     

论“德”与“得”的辩证法

论“德”与“得”的辩证法顾智明，彭钧华人人都希冀获得幸福。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幸福的源泉又是什么？人类生活的实践，特别是古今中外获得的人们的人生实践，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道德是使您获得幸福的源泉。一、“德”“得”相通：中国道德精神...     

中国的互系性思维:通变

对照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和宇宙论思想体系 ,可以得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互系性思维方式。从《易经》可以找到“通变”这一互系思维的关键性观念。它区别于西方主流思维的突出特点是以偶对性为核心的宇宙本身互动连续观 ;这对西方由先验论和二元主义导致的两极概念不可解决的矛盾冲突思维 ,构成一种不可比拟的参照结构。以“通变”作为特点的互系思维凝聚为中国主要思想流派的方式而且溶化于民间文化。 2 0世纪它是解读西方“辩证法”的框架 ,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方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直面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现实基础之上，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丑恶弊端，探求社会进步的具体道路与方式，虽其基本立场、出法点、方法及其结论均存有重大缺憾，但亦不乏合理性的真知灼见。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方法，将给后人探求社会进步提供借鉴与启迪。一“总体性”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既是其观察、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又是其理论的集中概括。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乌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这个基本方法就是辩证法，而辩证…     

论作为人存在方式的“活动”

<正> 人是在世界中存在和发展自己的.但这世界不是自然界,不是跟人对立、抗悖着的世界,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人活动并由这种活动构成着的世界,即现象学和存在哲学所谓的“生活世界”或马克思所谓的“人的世界”.生活世界首先是人活动的世界,因此首先不是人改造或认识的世界,而是作为人存在场所的世界.活动是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当代辩证法必须以人在世界中的“活动”这一人的存在方式作为自己的主题之一.     

“人文”、“生态”、“生生”的跨文化阐释

人文、生态的关系,首先是其自身的生成关系.在中国,“天文-地文-人文”是一体性的;西方则不然,我们所熟知的人文主义是以文艺复兴为基础的人本主张,即一切围绕“人”的原则;生态亦然.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历史不长的舶来概念,并迅速窜红;而在“生态危机”下的各种生态问题,根本上说也与“以人为本”有关.文章认为,我国古代的“生生”概念虽不能与生态边界重叠,所包容的意义和意思却更大,更积极,更符合我国传统的知识体制.它更完整地体现我国的人文与生态的意思,窃以为对当下的生态危机具有治疗作用,故竭力彰扬之.     

“西政”与“中学”:西方政治学“影像”在中国的形成

19世纪末开始,“西政东渐”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寻求富强的中国知识精英,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西方政治之学”的明确概念。然而,所谓“西方政治之学”的概念在当时的西方并不存在。国人的观念乃是某种建基于自身认识条件的想象图景。本文即着眼于讨论这一“影像”在中文语境中的建立过程及其具体内容,试图从描述“西方政治之学”在汉语中寻求相应表达的经历入手,探讨其在中文语境中的基本内容;同时也考察其在知识分类上与本土资源的遭遇过程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因素,并尝试揭示中国立足本土认知“西方政治之学”的背景和前提。     

从双重阅读到自我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思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西方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它是对西方世界的一种思考方式,如果不加批判地借用到中国来,就有可能在解释力上产生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要采取双重阅读的方式对西方理论进行解构,看到其合理与不当之处。通过双重阅读,我们有了建立“中国学派”的自觉,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是“中国学派”生成的重要渊源,利用这些渊源形成理论硬核,才可能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在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国际实践”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     

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试图系统地把握西方古代和现代政体与东方政治制度及其生活方式.不过在其新政体类型学中,中国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始终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挑战.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的原则性否定与他对中国“礼”的普遍精神的分析构成了潜在的张力.孟德斯鸠对中国“礼教”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如何实现他所欣赏的“宽和”或“节制”的主要方式,然而他针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宣传,而不是其更富洞察力的具体分析,支配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乃至中国对礼教传统的理解.     

重估作为大众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价值

大众文化中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思维方式,是一切“左”、右倾错误思想和政策失误的方法论根源。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是对“形而上学”片面的“错认”。实际上,作为宇宙观的“形而上学”与作为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是不同的,作为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是辩证思维不可或缺的基础。它不仅在近代西方发挥了革命性的进步作用,而且在今日中国的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价值。     

“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

汉语“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发展、运用和特色,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西方的一些intellectual概念做进一步梳理,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重要概念的历史发展与理论研究,同时也能揭示中国学界至今对“知识分子”概念的某些误读及其相关论说的偏差。汉语“知识分子”概念与西方intellectual概念的脱钩,既是概念史问题,也是思想史问题;而将“知识分子”与intellectual挂钩,则是理解上的问题。“知识分子”概念史清晰地表明,此词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自成一体的概念。     

“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批判性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最根本的理论本质。但在形而上学思维范式中,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被窒息了。拯救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是马克思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使命。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通过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开辟了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视域,从而拯救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里,辩证法的批判方式、批判向度与批判旨趣都呈现出全新的内涵,这对于充分发挥马克思哲学对于当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所具有的解释和启示力量,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论康德“二律背反”是主体的辩证法

康德的二律背反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揭示出“人”作为主体的理性自身和认识中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认识进程中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其存在是必然的、客观的,并且是主体自发产生的,因而是一种能动的“矛盾说”或“辩证法”。同时二律背反也揭示出主体辩证的思维方式,从而把人类认识由机械论推进到辩证的发展方向。二律背反所确立的辩证法,就是主体的辩证法。本文试就主体认识进程来探讨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