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地方公产管理制度改革——以1912—1926年的江苏苏州为中心

公款公产是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度施行后形成的特殊产物。1914年,地方自治制度停办后,公款公产的管理方式出现分化。20世纪20年代,江苏省先后两次改革公产管理制度。通过考察公款公产及其管理制度的嬗变,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度变迁的全面认识。     

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的社会流动——以湖北为中心

民国时期,随着数量的增长和群体的发展,中学教师的社会流动日益频繁。一部分教师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上升流动;一部分教师或因为不胜任中学教学被解聘或停职,或因为退休、退职后待遇下降而导致向下流动;一部分教师则通过水平流动离开中学,进入其他中等学校或行政部门任职。教师聘任制的实行,教育主管官员的频繁变动,加上时局的影响及中学教育的变革,是引发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     

犯罪行为的个体因素与社会层面——以抗战时期事关军人伪造案为中心考察

抗战期间,征兵工作尤其重要,民国政府为此制订了《兵役法》《妨害兵役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抗战征兵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并不能由此抑止各种形式逃避兵役的社会现象。因此,本文通过对避征免役与倒卖专卖商品而希图获利致伪造关防等伪造个案进行详尽解读与分析,折射出中国传统的安乡重迁文化、战争恐慌心理是底层民众躲避兵役的重要心理因素,应役出征等伪造情事实质上亦体现民众的一种内在的心理张力。类似伪造案,揭示出利益是人们一切活动乃至犯罪的直接动机,反映了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伪造个体行为也反映了个体心理与社会因素之间存在某种必然关联,反映出社会样态的多重面相。     

诏法之争与嘉靖初年政治——以李阳凤案为中心的考察

发生于嘉靖二年(1523年)的李阳凤案引起了刑部尚书林俊对世宗以诏废法的强烈抗议,最终,林俊间接因此案被迫辞职自解.但随之而来的由杨廷和等人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言官抗疏运动扩大了林俊所发起的"诏法之争",对李阳凤案的讨论持续发酵,主要集中在对皇帝遵从祖宗法度的守统意识及君主亲贤远佞的道德自觉的争辩上,前者关涉的是长久以来明代司法危机的爆发,后者则是统治危机延伸的结果,这与嘉靖初年"大礼议"的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由李阳凤案所引发的诏法之争和其他一系列冲突事件的发生,都是嘉靖初期君臣政治角力的一种体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时政治情势的崭新视角.     

"国民外交"语境下中央、地方、国民互动关系研究——以华盛顿会议为中心的考察

华盛顿会议,因关系中国甚巨,备受中央、地方、国民的关注.北京政府会前积极准备,邀请南方政府代表参加以示一致对外;国人则成立了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作为国民一致对外的总机关.华会期间,因内政外交的纠缠,南北民众在对待北京政府与南方政府的问题上发生分裂;南方政府借机攻击北京政府,否认其对内对外的合法性,并力求各国承认.三者博弈后,北京政府权威虽被质疑,但仍为外交主体,也得到了至少是北京民众的谅解;南方政府华会初期、中期,尽管颇受舆论攻击,但因其态度较为强硬,还是赢得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国民外交团体视线随之转向内政.     

私人复制的竞争合理性——以Sony案、Napster案为例

私人复制的竞争合理性可以从Sony案、Napster案为例进行挖掘和分析。在Sony案,著作权人通过销售预先灌录的录像带打败了私人录制。Napster案及以后的发展表明,著作权人并非是通过诉讼而是通过市场竞争打败了私人下载。案例及娱乐业近年的商业实践表明,在禁止未经授权的商业复制、私人上传以及责令网络服务商承担合理过滤义务的前提下,私人复制不但不会给著作权人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而且能够体现出竞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表现在私人复制提供了适度的竞争激励,促使著作权人更加快速地适应技术创新和实施产品升级,还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方便。我国音乐市场的商业实践为这个结论提供了有力的验证。     

论类案的相似性判断标准——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类案监督机制为背景

类案同判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基础,也是社会追求的司法目标。实现类案同判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探索建构类案监督制度就是以此为基础。然而,与检察系统积极探索建构类案监督制度的热情相比,类案监督制度的实施情况却不理想,原因就在于没有相应的适用方法来指导类案监督制度的运行。当前,建构类案监督制度运作机制,应将重心放在确定类案的相似性判断标准上。类案的相似性判断必须解决类案是什么、如何判定类案、需相似到何种程度三个问题。类案判定的核心在于待比较案件之间相关性特征的可接受性。     

论领土争端中的证据分析——以白礁案中1953年通信为例

1953年通信是白礁案的关键证据材料之一.参与诉讼的各方对该通信进行了深入地证据分析,由此可见证据分析不是简单地罗列证据材料,而是要从材料中获取相关的认识或信息,这些认识和信息才是证据.在此基础上,按照一定的逻辑和经验法则将这些证据构建成严密的证据推理链,才能认定事实.我国目前有关领土边界问题的相关研究在这层意义上还存在缺陷.     

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熊希龄与湖南的慈善救济

熊希龄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慈善家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为湖南的慈善救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在筹集赈款还是在查灾放赈采运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灵魂式人物.他主张慈善机构联合办赈、强调救济时分别轻重缓急、突出积极慈善以及在社会大背景下筹划慈善,同时重视灾情的准确掌握、呼吁减轻民众负担以及要求办赈人员操行高尚等,都是他多年办赈的经验结晶.     

汉冶萍公司与国民党政权之关系——以1927—1929年整理汉冶萍公司案为中心

1927—1929年,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整理汉冶萍公司的活动。其目的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增强自身统治的基础。汉冶萍公司无力对抗,遂向拥有公司巨大债权的日本求援,整理汉冶萍便转化为国民党政权与日本之间的博弈。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不仅国内政局动荡,而且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在日本的干预和阻挠下,国民党政权无论是武汉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均无法真正对汉冶萍公司进行接管整理。国民党政权丧失了将汉冶萍公司收归国有的一次良机,而汉冶萍公司则在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依靠日本,最终沦为日本的附庸。     

交通部与民初邮政基础设施建设述评

交通部对民国初年我国邮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邮政局所建设方面,各邮局总数皆呈明显上升趋势,支局、邮政代办所和次要局所数目增加十分明显。第二,邮政线路规划方面,邮差线增长最快,航船线次之,铁路线即铁路里程数相对保持稳定。第三,邮政运具发展方面,车辆包括铁路邮用行车、邮用自行车,另有船舶及骡驼等形式,均有相当发展。总之,交通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邮政事业的现代化。     

交通部与民初的电政基本建设述略

我国电政事业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1912—1916年间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交通部的努力至为关键。以电政基本建设为例,交通部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之一是规划线路,其特点首先是设计追求实用性,这既与民初我国交通依赖外人、应“列强的要求建线”有关,又与各条国有线路的支线几乎都靠地方局自筹资金,新线建设则靠几个局筹款,因此在规划中大量出现已有路线的延长工程有很大关系;其次是电政业务如有线电、电话、无线电等,在民初均未出现应有的大统一局面,设计主体趋于多元。体现之二是统一标准,包括相关组织的创设以推动统一标准的制定、改进细化标准两个方面。体现之三是清查线路障碍。总体来看,交通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电政事业的现代化,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民国铁道部与近代铁路联运

1928年之前,我国铁路联运由于政治动荡而基本停滞。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之后,建立了专职的联运机关,积极恢复与扩展铁路旅客联运,推行负责货物联运,提高铁路的运输能力,促进近代铁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铁路联运也存在着车辆主权、车辆调动及技术标准不一致等方面的缺点。     

民初交通部的干路国有政策评析

民初交通部推行干路国有政策，在短短两三年内即有别于清末而一举取得成功，此中因由，首要的因素是得益于交通部对局势的准确把握；而交通部有能力顺利推行干路国有政策。与该部关系至为密切的总统府秘书长、交通系首要梁士诒的影响巨大；此外，袁世凯与孙中山的作用不可低估。民初干路国有政策虽然取得了成功，可问题依然存在，主要集中体现为民股偿还中的尾欠问题。尾欠之外，交通部在自我定位方面也缺乏现代意识，以致干路国有政策难以彻底贯彻落实。总体看来，交通部所推行的干路国有政策符合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其中所存在的问题正是我们解释为什么民初经济发展中的不发展的钥匙。过去学界只重视、肯定民间实业，忽视政府视角，乃“商办情结”在作祟，以及革命史范式的制约，并不足取。     

民国初年交通部推动电政营运发展述略

民国初年（1912～1916年）交通部对电政营运发展的推动,表现之一是开展、规范业务。开展业务主要是购置设备等;规范业务方面,针对各项电政事业处于无序状态,特别是有线电、无线电等业务线路堵塞已成常态,交通部以电报为重点,通过制定章程,对电报、电话、无线电等电政各项业务进行规范。表现之二是在资费方面进行整顿,针对电政的营业收入大部分来自有线电以及电话,不仅对价格努力进行控制,而且通过限制官电,形成了对价格、收费、盈亏等一系列的经营与统计,促使电政收入有所增加。民初交通部在电政营运方面所做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电政事业的现代化。     

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

民国前期,傅增湘三任教育总长,这一时期的教育部相对而言最为稳定。他一方面近承范源濂执政思路,在用人及施政上延续已有局面,保证了教育部的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远绍蔡元培余绪,任内连续三次召开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商讨民国教育发展大计,并据此修正和完善各项教育法规,把教育部施政水平推进到新的阶段。傅增湘三次任期内教育部的种种作为,不仅对当时教育事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民国教育的后续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部聘教授”群体研究

部聘教授制度是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建国、发展学术、培养人才的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前后两批共45名教授当选为部聘教授。通过对部聘教授产生过程、基本情况以及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对这一群体会有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部聘教授产生过程中,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重视荐选环节、严格掌握学科和人数、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等几方面的做法,能为当今推行教师聘任制提供借鉴。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之横向国家权限特征研究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在横向国家权限的规定上,虽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但三权之间并非均衡而带有议会独大和总统有权无责的特征。议会独大主要表现在国会对总统、内阁和法院的权力多所限制,而总统、内阁和法院却很难制衡议会;总统有权无责主要表现总统享受广泛的权力,包括公布并监督法律执行权、人事任免权、武装统帅权、宣战权、缔结条约权、宣布戒严权、宣告免刑减刑及复权、停止国会会议权、解散众议院权、立法否决权等等,但当发生政府集体性政治事件内阁替总统承担整治责任。这种做法体现了时人在议会、总统与内阁关系上的积极探索,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仍体现了限制行政权力的宪政理念。     

民初交通部的借债筑路政策评析

对于民初交通部所推行的借债筑路政策，学界的认识由过去的一味否定变为较为充分的肯定，这种跳跃式的评价并非学术进步，而是非理性的、不成熟的表现，依然未能跳出二元对应模式的窠臼。其实，由于内债筹集不力，效果不彰，交通部转而倚重外债，而外债利用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一是付出的代价高，二是使用异常混乱。目前学界不应纠缠于对借债筑路政策的肯定或否定，而应探究借债筑路效用不彰的原因及对策。只有这样，史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体现其现实价值。     

民国初期北京的犯罪与贫困关系研究

依据社会调查性质的原始资料,探讨民国初期北京地区的犯罪与贫困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民国初期北京的犯罪问题十分严重,突出表现是犯罪人数激增,犯罪类型以经济罪居多。导致犯罪发生的诸多因素中,贫穷是最主要的诱因。贫穷和犯罪互为因果关系并形成恶性循环,是导致近代北京陷入衰败深渊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