偈颂与赞歌——中印佛教歌诗初探

偈颂(gatha)是印度佛经中常见的诗歌体式,对中国佛教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赞颂(stotra)是在偈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诗体,主要用于赞佛.中国佛教赞歌既有印度佛教赞颂的影响,也有本土赞颂文体的继承和民间歌谣的借鉴.在印度,偈颂与赞颂都是能够入弦的歌诗.在中国,直接源自印度佛经的偈颂失去了音乐性,演变成为以说理谈玄、悟道证法为主的哲理诗,而本土色彩较浓的佛教赞歌一般和乐能唱,与印度佛教偈颂与赞颂的歌诗传统更加契合.     

论佛偈及其翻译文体

佛偈是古印度诗歌推广到佛教领域而与佛理互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佛经文体最基本的构成形式之一,它通过佛典的翻译进入中国,逐渐成为刺激本土诗歌演进发展的一种助力.本文从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视角着眼,对佛偈的性质、起源与应用,梵偈与汉译偈颂体制形式特点的异同,以及这一外来诗体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的深远影响,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     

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及其来源

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主要体现于歌辞作品当中,同时于一般诗歌和变文等诗体作品中也大量存在。程式的使用在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本土诗歌中已经有所表露,但尚未表现为普遍特征,其作品一般篇幅不长,构成也较为简单,这些都与敦煌文学中的程式表现大相径庭。研究认为：敦煌文学作品与佛教的亲缘关系,敦煌写经中对中古汉译偈颂程式的充分反映,皆表明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源于汉译偈颂。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层面来看,汉译佛经偈颂这一行为,使《诗经》时代的口头诗学传统在经历了中古文学数百年的断层之后,重新在作家书面文学领域获得了部分的继承和发扬,而敦煌俗文学则正是沟通二者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宋代僧诗中的偈颂赞

宋代僧诗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偈颂赞类作品在宋僧诗中占有主要地位,此类作品源于佛经,但又不能等同于佛经中的偈、颂、赞,其主要内容是以文学手段宣扬佛教教义,其中的临终偈颂尤具特色和代表性。语言极为俚俗,形式灵活多变,是偈颂赞类宋僧诗的主要艺术特色。     

试析回鹘文《金光明经》偈颂

回鹘文《金光明经》译自汉文本。回鹘文译者对汉文偈颂也以回鹘语诗歌形式进行了翻译。本文以回鹘文《金光明经》为底本,与汉文本进行对照,可以看出,梵文偈颂、汉译偈颂和回鹘文偈颂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     

五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五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中土五言诗歌为佛偈的传译提供了形制,而大量五言佛偈的传译也对东晋南朝五言诗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诗歌被偈颂化现象的出现,僧人所作的偈颂似诗,出现了类似诗的翻译偈颂。东晋五言玄言诗佛玄合流了,南朝则出现了较纯粹诠说佛理的佛理诗。     

九言诗考

九言诗起源于汉代民间,最早的完整作品出现在翻译佛经偈颂中。此后六朝时期谢庄创立了以五行数制作郊庙歌辞的传统,这使九言诗由小传统进入了大传统,但其对古代诗歌的影响不大。到了元末以明本中峰禅师的《九言梅花诗》为发轫,九言诗在明清诗坛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新诗九言体的讨论实际上可以看作中国文化数千年积淀的一种延续。     

全唐诗拾遗(续)

说明《全唐诗凡例》有言:“《唐音统签》有道家章咒、释氏偈颂二十八卷。全唐诗所无。本非歌诗之流,删。”自此,凡录唐诗者,即不收释氏之偈颂。《凡例》此言,当可商榷。确切地说,偈颂有非歌诗之流者,亦有即歌诗之流者之不同。只要我们将两者适当区别开来,即可选取。所谓“偈”,乃是梵文Gatha(偈陀或伽陀)的简称,义释为“颂”。梵汉双举,即云偈颂。一为佛经中的唱词,颂扬佛德;一即中国之诗颂。白居易在《题道宗上人十韵》诗中说:“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一音无差别,四句有诠次。”除佛经中的唱词以三十二句为一偈外,一般多以三字乃至八     

阐释学视角下解读《贝奥武夫》的翻译攻略

针对《贝奥武夫》这部经典英国长篇史诗中大量运用的古日耳曼诗歌语言、令现代读者晦涩难懂的事实。爱尔兰诗人希尼通过借鉴阐释学翻译理论,尤其是斯坦纳＂四步法＂,成功地将古诗译成现代英语诗体形式,其翻译攻略值得解读。     

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译经中文学性最突出的要属其中的偈颂部分。偈颂与诗歌同中有异,互相影响,其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维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鸠摩罗什译偈对王维散文偈颂部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句式体例、语言修辞、音声韵律和内容类型等方面;同时,罗什所作三首偈颂对王维的佛理诗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罗什译偈、自创诗偈与王维佛理诗文创作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印证了中印文化、文学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过程。     

济慈六大颂诗诗体初探

《心灵颂》等六大颂诗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代表作,有着深刻的内容和精美的诗歌形式。本文主要研究其颂诗独特的诗歌形式及其形成过程,认为济慈在继承传统颂诗诗体和十四行诗诗体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了再创造,从而创作出了优美动人、灵活多样的颂诗诗体,对英语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小雅刍议

小雅刍议孙琪（五邑大学图书馆５２９０２０）《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不论在诗体形式、艺术手法、语言修辞以及章法句法等，都开了肇端，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一般认为风是劳动人民的创作，雅、颂是士...     

《燕歌行》的断句分解及其他

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的标点历来纷坛不同,莫衷一是。本文以诗歌内在情思为依据,以诗人创作实践为佐证,以诗体渊源为参照,对它进行了新的断句分解,以深入认识这第一首文人七言诗的艺术特色,及曹丕在诗歌创体方面的可贵贡献。     

朦胧中清晰的轮廓: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之佛经翻译探索

虽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然而典籍浩瀚、哲理丰富、蕴含广博深奥的佛教是世界上其它的宗教都无法与之相比。纵观中国翻译事业,佛经翻译不仅是中国翻译的起点,且悠久的中国翻译史有半部是佛经翻译史。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为中国翻译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佛经翻译活动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论求那跋陀罗与如来藏学说

求那跋陀罗是南朝时期重要的佛经翻译者,也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大乘如来藏学说的传播者,考察求那跋陀罗的佛经翻译活动有利于揭示如来藏学说的内在思想体系及其演变进程。大乘如来藏学说起源于原始佛教经典,他所传播的如来藏思想主要包括如来藏、佛地、自性清静、如来空智、第七识（阿赖耶识）和三乘一乘等。     

论《游仙窟》体制所受汉译佛经影响

《游仙窟》虚构故事的情节链很长并且各个环节连接得都比较紧密自然，受到汉译佛经中同类故事的影响；较大规模地用诗唱和，受到汉译佛经中较大规模地用偈颂对话形式的影响。     

诗学操控下胡适诗歌翻译特征

在胡适从事诗歌翻译的三个阶段,选用的诗体和语言均受到了当时主流诗学的操控。在其诗歌翻译的第一阶段,主流诗学诗界革命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操控着胡适采用五言和七言,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在第二阶段,意象派运动的诗体自由操控着胡适尝试使用中国古典自由诗体——骚体进行诗歌翻译;在第三阶段,受意象派运动和国语运动的操控,胡适运用白话自由诗体翻译诗歌。     

翻译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历史上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通过佛教而实现,佛教又通过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中国化,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翻译在佛教传入中国中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却并非不言自明,而无论佛教教理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何种适应中土价值的变通,佛理佛经在中国化过程中有过何种适应中土具体情况的传播方式和翻译机制,佛经翻译对中国文明的成长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浅论佛经翻译的不可译性

佛经翻译在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佛经翻译之初,关于究竟应该采用何种对应之意来翻译佛意,一直众说纷纭。有人主张直接以中国的道家、儒家的义理对应佛意,也有人认为＂孔老非佛＂而主张佛经的不可译性。从翻译一词的源与本探究了不同时代＂孔老是佛＂与＂孔老非佛＂的争论,进而浅谈佛经翻译的不可译性。     

合本子注疏论

佛教经典流传到中国,最先并非直接的梵语原典,而是经由西域各国的所谓“胡语”翻译而来,从胡语译成汉语后,往往失去梵语佛典的初本面目。在佛教经典传授的初期,传授者采用“格义”的阐释方式,把佛教术语与中国本土固有的概念相对应,以期很好地理解经义。魏晋之际,随着一经多译的大量出现,“合本子注”的形式不但为佛经翻译和阐释带来了方便,使佛经更加中国化,而且还影响到其它古书的注释,最终确立的“集注”体成为注释学上最重要的体例,古代有名的注释典范之作,大都采用“集注”的形式,注释水平得到极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