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学科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以人类、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在人类学学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发展生态人类学既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要求,又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应当按一定的路径发展我国的生态人类学。     

卷首语

生态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因而也是一门充满争议的学科。为此,本期特开辟“生态人类学研究”栏目,共刊发11篇文章,并特别邀请杨庭硕研究员为之写了“主持人讲话”。其中,陆永刚《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一文认为,生态人类学应当突破文化人类仅就单个民族系统探讨民族文化的研究惯例,应当充分发掘和利用地方性生态知识。麻春霞《生态人类学的方法论》一文,提出了“终端验证法”这一方法论理念。罗康智《生态人类学眼中的“生态灾变”》一文,意在探讨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下,对生态灾变的实质问题。相信对此论题关注的读者,一定不会…     

生态人类学思想述评

人类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思考由来已久,东西方之间虽然在表述方式及其强调点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共性亦较强.从哲学的思考、生物学的研究,到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生态人类学的综合研究,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入、全面,生态人类学的意义也有向生态意义回归,向形成新的观念体系以规范人类过于趋利的行为的方向发展.     

“小生境”与跨族群组织的生成机制 ———读《甘南高原上的族群合作———洮州青苗会的人类学研究》有感

读罢范长风的著作,深感作者扎实的田野功底和广泛的学识背景之余,也领略到另一种风采的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生态人类学,顾名思义,在人类学原本关注的系统范畴中更多植入生态因素的考量。这在国内人类学界尚属前沿研究,但在西方国家,生态人类学已经成为一个有理论支持的完备的学科体系。     

新政治人类学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创新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政治人类学不断遭受质疑和挑战,新政治人类学适时而变,打破以1940年《非洲政治制度》定义政治人类学的界限,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权力",使得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无限延伸。新政治人类学关注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政治现象,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人的精神、探寻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以及人类权力的产生和异化等问题。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在当今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抓住了政治体系变革的关键,相比于传统政治人类学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人类的生态困境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学开始关注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而形成了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经过今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决定论”、“互动论”等学科理论,但面对当今的人类生态问题,这些理论显得无力与无奈。本文从当代生态问题的实质出发,分析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认为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是两个并存的自立复杂体系,都具有自组织能力。从这样的视角去探讨其间的互动关系,应该成为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取向。     

生态人类学述略

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初叶就已经开始的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该学科聚焦于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类今天所面对的资源危机,是由复杂的经济、社会、人口、制度和政治条件造成的,地球资源的稀缺界限取决于人类的文化,稀缺是一个文化概念。自然资源本身具有多样性,需要人类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模塑出人类生计方式多样性,人类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也必然会创造出利用资源的多元化途径来。因此,生态人类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它肩负的使命是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     

生态人类学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生态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新进化论者之一的斯图尔德(Ju lian Steward)是该门学科的创建者。生态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历经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系统生态学等不同阶段的发展。将生态人类学理论应用于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不但极大地拓宽了教育研究的视野,而且为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定位

生态人类学是一门以人类的生态安全为研究对象与归宿的高度综合、高度理论化的哲理性学科。就其本质而言,它既依托于各种很不相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又坚持超大尺度,长周期的观察,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得到整合,从哲理层面探讨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意义及其运行的生态后果,并以此为依据建构一套哲理性的思想方法,使自己对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的寄生并存关系获得较为全面周详的认识。     

生态人类学的方法论

生态人类学立足于民族文化对人类生态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分析,在分析时必然受到时间、空间制约及其它多种因素的干扰。本文提出“终端验证”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方法,“终端验证法”的适用范围不仅在于文化的生物性适应方面,更在于文化的社会性适应方面。借助“终端验证法”,从文化的同质度、抗风险度和储备度三方面着手,可最大限度减少干扰,满足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需要。     

“火耕水耨”考——兼论古百越民族对生态环境的控制与利用

我国古百越民族实行的“火耕水耨”这一生计方式在历史上多有记载,这是一种在充分了解各种自然规律和农作物,尤其是水生作物的习性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水火力量的生计方式。对这一生计方式的理解历来存在着分歧。在这一生计方式目前业已消失的情况下,本文根据文献的记载并结合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认为这是一种在滨水区域所实施的,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的游耕类型谋生手段。     

族群表述：生态文明的人类学意义

多年来,人类学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异文化＂研究,并经历了从以进化论为前提将不同民族作＂文明＂与＂野蛮＂之分,向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基础提倡族群尊重的演变。如今,本学科又拓展出反思＂我族中心＂缺陷,向＂土著知识＂寻找资源来救治现代性的重要转向。由此出发,从族群表述的角度探讨东亚视野中生态文明的人类学意义。     

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

地方性知识是指各民族的民间传统知识,其使用范围要受到地域的限制。通常的科学研究虽然也会接触到地方性知识,但是很少将其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文化人类学及其当代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则不然,它不仅高度关注各民族的各种地方性知识,而且致力于发掘、整理和利用地方性知识去开展生态维护。这样的研究取向容易引起世人的误解与责难,也因此造成了地方性知识保护与利用的困难。为此,文章列举我国各民族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性知识事例,说明它们在生态维护中的特殊价值,借以重申生态人类学关注地方性知识的深层考虑。     

追问生态危机的实质

对生态危机实质的认识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基本前提。生态危机从表面看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但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到本质层次不难发现,它所反映的是人性的危机,是人对自然的恶和人性的迷失。造成人性迷失的深刻原因则是人被"欲望"所奴役。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就必须首先将人从危机中解放出来。     

人与自然和谐:和谐社会的基础

人与自然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是由生态规律与生态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人类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但可以通过制度创新,约束人类经济行为选择方式,使经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同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相适应。通过技术创新,改善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提高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人类合理经济行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     

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架构论略

生态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可以简称为二元制衡论。人类社会的存在所导致的所有生态问题,从终极意义上讲,都是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社会这两大自为体系并存互动延续所派生的结果。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显然得将制衡理论与自为体系的二元对立结合起来,并不断充实、完善的这一理论体系,我们相信凭借这一理论体系可以正确地诠释生态危机的成因,找到缓解生态危机的最佳对策。     

应用人类学与中国实践

通过对人类学应用传统和现有应用人类学实践的回顾,文章介绍了应用人类学在中国实践的现状,归纳了应用研究的特点,并对应用人类学的实践以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为人民服务是实践的核心,而少数民族、城乡差别、区域差别是实践关键点.     

人类学写作:科学与文学的并置、兼容

从科学与文学关联的角度关注人类学写作问题,讨论写作的人类性和人类写作性;提出人类学写作就是人类自我认知的文本呈现,是人类文化的自画像。     

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评析

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施生态转化战略,走向生态社会主义。客观评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对于我们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