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稻文化对江南城市生活的影响

以“饭稻羹鱼”为典型特征的江南民族,在饮食上“食鱼与稻”,在生产方式上以“火耕水耨”的稻作生产和渔猎生产并存,这与北方民族以黍麦种植为特色的农耕文明形成截然区别,因而可以把江南农耕文化定义为鱼稻文化。江南鱼稻文化的发展以及逐步成熟极大地刺激了江南城市经济和形态的发展。古代江南城市在城市生活的内容和方式上,都全面地受到江南鱼稻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具有了典型的江南城市文化特色。首先,高度发达的江南经济,为江南城市形态的发展和城市生活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因为江南只有在具有了这种超强的物质实力,使其自身成…     

长江文明视域下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

长江和黄河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以黄河文明为摇篮的中原文化,其核心是一种“政治—伦理”结构,而以长江文明为母体的江南文化,其核心是一种“经济—审美”结构。长江流域城市是长江文化特有的“容器”,沿线城市文化代表着长江文化的最高发展“境界”。长江流域的江南城市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中心的“经济化”和“人文化”,二是经济中心的“更经济化”和“更人文化”。江南城市不仅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今天长江经济带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和主平台。江南文化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典范形态,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的智慧,因此必然要成为引领沿江区域文化转化创新的榜样,并在当代长江文化传承保护弘扬中发挥出“龙头”作用。     

从《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聚会看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功能

明清之际,江南城市出现了完备的四级城市层级体系。《儒林外史》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这些不同层级城市中的文人聚会活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风貌。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便是其独特的交通、经济、人文与自然风光等条件。     

江南佛教文化的界定与阐释

对江南佛教文化进行界定与阐释,可着重从两方面进行:首先,宗教是一种世界文化现象,因而首先要弄清楚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的差别;其次,中国文化向有南北之别,因而还需要弄清楚江南佛教文化与中原—北方文化圈的佛教文化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诗性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为我们正确认识江南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与路径。与西方宗教相比,中国佛教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自然化、艺术化和人间化。与中原—北方文化圈相比,江南佛教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可以归纳为更自然化、更艺术化和更人间化。     

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

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墙的修筑。隋朝灭陈后,江南一些城市新筑了城墙。不过由于没有重要的战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修筑城池的景象。唐朝建立后,江南地区对修造城墙渐渐重视。湖州及一些县城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新修、增筑了城垣。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时有动乱出现,一些城市继续兴筑、扩修了城垣。唐末五代,社会动荡不定,大量城墙或新筑或加固,江南出现了一轮修造城墙的高潮。随着战事的变化,有的城市多次对城墙加高加厚,增强城墙的防御功能。江南州级以上的城市,一般均有内外两重城墙,城墙下宽上窄,环以护城河。除少部分山区县城之外,大多数的县城至唐末都修筑了城墙。江南城墙的修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既是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结果,更是江南城市加快发展步伐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江南城市经济与艺术文明

江南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为江南城市艺术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形成了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化氛围,为人们追求艺术化的生活和精神享受提供了现实可能.江南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为艺术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各种社会条件;而都市艺术发展则促进了城市人文精神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城市的进步.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市政和社会管理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迅速,与政府周密的管理措施有着重要的关联。政府对城市的管理措施,可以分成多个方面。如在城市管理上,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道路、城市房屋、城市卫生保洁等方面,有很多相关的规定。在城市的治安、救灾管理上,地方官员是城市治安的主要责任人,还经常用军队来稳定局势;发生自然灾害后,政府有专门人员参加救灾,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救助灾民。政府有专职官员负责市场秩序,管理交易,控制物价,征收市税。政府在城市的公共事务方面都有很多具体的管理措施。政府对江南城市的管理,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对江南城市的发展有很多抑制作用。     

李渔戏曲叙事中的"消愁"观念与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文化

在李渔的观念中,"传奇原为消愁设",戏曲的主要功用是娱乐消愁.李渔的戏曲创作宗旨就是博人一笑,替人消愁.这一观念反映出中国古典载道文艺向娱乐文艺的蜕变,这种蜕变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社会文艺活动的一个特点,显现了江南城市文化的一种时代特征.同时,李渔的诙谐又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这一特殊时空里的一种生存智慧.     

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园林建设及其特点探析

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唐五代江南城市修建了大量的园林。州级城市的子城筑起高楼,州衙按园林格局布置,建楼设圃,厅斋堂宇,亭榭楼阁,疏密相间,高低错落有致。苏州、湖州、杭州、金陵等城市,不但园林数量众多,而且建造技艺高超。城市园林的大量建造,使城市布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扩展了城市的生活功能,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变化。江南城市大量兴造园林亭阁、开山凿池,是社会风尚的需要,同时和江南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分不开,是江南经济发展的标志。     

唐诗中江南商人与商人妇的抒写

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条件,江南地区的城市体系在唐代得以丰满并迅速发展.由此带来的变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生活方式,并与区域传统交会碰撞,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结构,进而影响到文学的生产.作为"诗的唐朝",涉及江南商人及商人妇的诗歌正体现了这一新的文化结构.诗中对他们生存状态与情感空间等的抒写,既彰显着这一区域的人文传统个性与现实政治生态,也昭示出江南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结构的新变化.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