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赋的叙事性

赋的叙事性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有意识地虚构情节、假设人物,以对话形式叙事,二是信而有征地创作。散体大赋假设客主、一问一答的行文方式,构成赋体独特的叙事结构。赋序具有叙事功能,有的赋序假设情景对话,虚构叙事内容,以揭示作赋目的,有的赋序强调纪实描写,具有史料价值。纪行赋具有历史叙事意义,相对于史书记载而言,纪行赋是另类的历史记载。寓言赋的创作体现了作者"假象尽辞,敷陈其志"的叙事策略。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论《文心雕龙》所秉持的"道"

《文心雕龙》是南朝梁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刘勰对于文学的本质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因此文是道的体现,为文必须要遵循一定的道义.本文即从"道"在全书体系中的地位和文章的行文脉络出发,理清"道"在文中的具...     

实践哲学模式下的对话辩证法之重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再探究

"辩证法必须在诠释学中被恢复",这是伽达默尔的基本信念。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内在地蕴含着一种"对话辩证法"(亦称"问答辩证法")。与其作为实践哲学的哲学诠释学相一致,伽达默尔的"对话辩证法"并非一种理论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而是一种实践哲学模式下的辩证法。其对话辩证法的直接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柏拉图的"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以及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伽达默尔对话辩证法的基本结构乃是一种文本阅读式的(理解者内在反思性的)、跨时空的历时性问答,如何保障诠释学对话的平等性、开放性和创造性,是伽达默尔对话辩证法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模式下的对话辩证法还包含一种明确的伦理学导向:促进人类生活中的"善"。为此,它以诠释学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知识和规范与具体应用之间张力问题的解题思路:诉诸理解的应用性和实践智慧,通过文本理解者在特殊情境下的居间调停,实现普遍性知识和规范的"教化"和"拓新"的辩证统一。     

两周铭文与中国古代文体发源

随着青铜器的大量出土,现已发现两周时期百字以上铭文400篇之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长达499字。这些长篇铭文记事完整,叙事清晰,语言简炼,其中可见早期中国文体的发源情况:青铜铭文中祈福的嘏辞,是祝体文学的发源之一;两周时期的"诰"体铭文,与《尚书》六体之一的"诰"体的写作内容和行文方式是一致的;西周中晚期册命制度的建立,催生了"命"体铭文的成熟并形成模式化的写作方式;"铭者自铭",铭文的颂赞本质是中国早期"颂"体文学的活头源水;铭文的箴刺鉴诫功能为古代"箴"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两周铜器铭文以其记事的生动丰富和写作的不同方式,成为中国古代不同文体的滥觞。     

论明代的幛词

幛词"亦文亦词"的文体形态和固定的行文格式,使古今文人学者对其文体归属持不同观点,或归于"文"类,或置于"词"类.幛词的四六序和词体部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独特的文体特色.作为明代常用的颂贺文体,幛词歌功颂德的内容和雍容华贵的物质载体,是明代官僚贵族阶层交际礼仪、风俗人情的文化表征,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当时官僚贵族阶层普遍存在的虚荣、浮夸和好大喜功的社会心理.幛词虽为应酬之作,但具有文体创新意义及文学价值.从文体特性而言,幛词与启文、赠序文的文体功能最为接近.但二者的文体特色却大异其趣;幛词使用的范围较窄,仅用于喜庆场合,其语体以骈文为主,文体风格显得庄重典雅.     

文本理解中的对话——伽达默尔的“读者-文本”对话思想探微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读者和他所理解的文本之间进行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实际上是在读者的前理解和文本之间发生的,其本质是问答,它是驱动解释学循环的动力。伽氏认为,语言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真理只有经由对话才能显现,使理解达成;在对话中,读者要始终保持"善良意志"并积极参与问答,这样才能分享意义,实现成长。伽氏关注传统和对话之间的关系,传统既是对话的平台,也由对话得以传承和创新。     

问、答、对话--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在逻辑

问答逻辑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线索.解释学经验的历史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其内在逻辑不是封闭自给的,它是在理解者和文本的问、答、对话过程中不断走向新的经验.交谈双方都有各自的视域,对话发生在特定语境时空背景中,从而使经验、意义成为活生生的当下在场的事件.对话中的问和答本身体现了解释学的核心内涵那就是"虚心"倾听"的品质,开放兼容的精神.     

从一篇公文谈“请示”与“请批函”的区别

“请示”与“函”是各级单位和组织在行政管理中经常使用的两种公文。两者都有请求批准的适用范围，但因行文关系的不同，所以在行文方向、行文对象、行文内容、行文格式、行文语气、反馈文种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文章以一篇公文为例，通过辨析两者使用上的差异，以便在工作中更好地选准文种，提高行政公文的使用效率。     

“序体”源于商周铭文考

序作为一种文体类型,主要用于介绍著作动机和作品内容的编排次序.商周铜器铭文旨在介绍铜器铸刻的因由和展现器主身比先人、序列功名的内在意图,这正构成了后世序体文章的根本特征.因此,将商周铜器铭文视为最早的序体文章是合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这一点可以从<诗><书>等小序的创作事实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情境中的“问答逻辑”:文本、渊源与时代——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通过情境分析法梳理柯林武德的"问答逻辑"文本脉络,可发现他把知识视为预设引导下的问答统一体。追溯思想史,他把历史当作无穷的连续问答,问答是心灵自身认识自己的途径与存在方式。这种认识必然导致柯林武德投身到生活实践中,问答逻辑的历史情境分析最终证明它是行动的表征,历史就是问答的行动。     

比较视域中的《明文海》研究与明代时文格局

黄宗羲选编<明文海>,旨在展示明代文化,表明其审美趣味和贯彻其诗学思想.文学创作必须具备真性情,表现作者的真面目,此为黄宗羲认识八股文之总纲领.他用旧形式贯注新内容,在"序"类选文中选录了大量与科举制度、应试士人以及八股文有关的文章.他创新总集的编纂体例,在选文中特设了"时文"这一类目,让八股文进入断代文学总集之中.他较多地选录与明代散文总体发展趋势相吻合的文章,同时也不排斥那些风格独特较为拗口的作品.对于肯定和否定科举制与八股文的文章,<明文海>均予以选录.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口承性作品的行文特征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编著者在记录口承性作品时,常会使用一些特殊词汇作为标志词,使得小说行文具有了一些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传""云""说"等为标志词引起小说内容;以"今"等标志词将故事或传说的内容进行今昔对照;直接在文中点明小说的讲述者或传播者;模糊处理故事的人物姓名、时间或地点等要素。从这些行文特征既可看出小说集口承性作品的来源,也能看出小说写定者对民间传说"粗陈梗概"原始风貌的尊重。这些特征的形成,多受先秦两汉子书、传记、小说等文体行文的影响,也被后世小说家广泛借鉴。     

《斯巴达之魂》与史传

鲁迅留日时期发表的《斯巴达之魂》一文历来在译/作上存在争议,双方观点虽然都言之成理,却忽视了中国文学与文章体系的关联,对文章观念与文体的考察。从文章学的视角考察《斯巴达之魂》一文,可知鲁迅是以“史传”的文章之法对斯巴达三百武士的史实进行了重述,纪人叙事不同于历史小说的随意点染发挥,立意谋篇上也有着著者独特的安排,不能简单等同于对它作的译介。文中一些情节的想象虚构更接近史家的“代言”与“拟想”,起到了补阙情节、渲染气氛的作用;在文章作法上鲁迅以联络法、伏脉法等叙述方式行文,史实叙述详略有致,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文章以新小说的“演说”代替史传的“论赞”,增强了文章感情抒发的强度与论述的力度。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文心雕龙》与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

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比较成熟的对策机制和对策文,但理论界多年来对其缺乏深入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成熟期的中国文论,对于对策人的才能、对策内容、对策文撰写的基本要求等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可以说是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刘勰认为,对策之人既要通政务又要擅文才,必须是一个精通古今的通才;对策文在内容上要切中时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政术";对策文在行文上要以理服人,文辞质朴,不追求华藻丽辞。这些早期的对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对策研究和对策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魏晋六朝赋中戏剧型式对话的转变

魏晋六朝赋中戏剧型式对话的转变［美］苏瑞隆以主客之间的问答或者辩论作为文章的开端，是汉赋传统中早已成立的文学形式。《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即以“对问”及“设论”区分文类；刘勰更在其《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指出汉赋的特色乃在：“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     

“冬夏对话”与维吾尔族诗歌中的“论辩体”

"论辩体"是维吾尔族诗歌中的常见现象,其"冬夏对话"的早期形式,源自古代突厥人特定的地理生存环境及受其影响的生产方式和心灵状态。"论辩体"诗歌有利于拓展文学表现空间、有利于深化辨证思维、有利于生动直观的表现,因此后世诗人们不断传承运用进而使其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受社会发展和宗教观念的影响,"论辩体"诗歌在历史的传承中一方面不断扩展比拟要素和表现内涵,另一方面则保留"拟人化"而淡化褪去了其中的"泛神化"因素。一种文学形式的缘起、传承和发展,蕴含折射着一种民族心灵和民族性情的缘起、传承和发展。     

韩愈对高丽朝文人林椿"记体文"创作的影响研究

林椿是朝鲜半岛古代较早在"记体文"创作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的作家.林椿的"记体文"创作一方面明显受到了韩愈的影响,包括谋篇布局、语言技巧、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韩愈"记体文"的痕迹,另一方面在句式、句法等方面又与韩愈有所不同,表现出了林椿选择性接受的倾向.通过韩愈与林椿在"记体文"创作方面的比较,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韩愈在朝鲜半岛古代"记体文"创作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可以进一步发现中国"记体文"在东亚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情况.     

诠释与自我诠释——序跋文:解读巴金的重要向度

序成文既是巴金著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研究巴金的一个重要向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者将其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研究.对巴金而言,序跋文中的自我诠释是他与读者交流、对话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中可以窥见其美学追求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对"真实"的强调,将取材于时代生活的文本的"真实"转化为写作心态的情感"真诚",从而获得与读者情感的共鸣;二是对"温暖"的渲染,"给读者温暖"既是巴金开始文学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又是巴金文学创作的终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