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兴起

江南素有人才荟萃的美誉，士人对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追溯这一历史过程，起始于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经历了西汉时期的一段沉寂后，随着江南经济日渐发达，文化发展，江南士人群体不断壮大，成为在东汉历史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政治团体。在重儒之风的熏染下，江南士人的学术修养日渐加深，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有著述传世的士人多达二十余人。江南士人群体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原文化的传播，中原官吏的提携，另一方面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和世家大族的出现，都是江南士人群体在东汉兴起的重要因素。     

清初关中遗民生存境域与文学生态——以游幕、隐居、结社为例

文学创作者的生存境域是文学研究中的显题,而生存境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这些问题在文学作品中都是作者较为关注并得到表现的对象.明清之际关中遗民作为一个较为独特的士人群体经历了明清易代与神州板荡,他们身居异朝,心怀故国,或隐逸、或游幕、或秉承晚明的结社遗风,他们的生存境域直接影响了清初的文学活动、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的表现形式,其文学作品的题材和风格反映了遗民的心路历程.     

在压制中寻找出路——论明清弹词体小说的创作环境

明清之际的江南思想和文化都极为活跃,许多士人开始关注女性的教育和文学创作.许多闺秀不但从事诗歌创作,而且开始走上了反映女性生存状况与人生理想的长篇弹词体小说的创作道路.这一选择因为背离了士人所提倡的“德以正才,才以成德”的女性教育初衰而倍受压制,因而也使弹词体小说的创作陷入到尴尬的境地.     

元初访贤政策与江南士人仕进

南方平定后，元廷面临着经略江南的严峻问题。自至元十三年(1276)实施江南访贤政策，到元贞大德之际，元廷对江南士人的笼络一直没有间断。元初的访贤政策显示出元世祖忽必烈治理江南的雄才大略，在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中大量参用南人基础上，有效缓解了南方的抵制情绪。与此同时，这种政策也得到了江南士人的积极响应，特别是程钜夫、赵孟頫等人为江南士人仕进经营的关键通道，对提振江南士气、挽救一代文运产生重要意义。     

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元灭宋后,科举停废长达三十余年.对于宋代以来“专尚科目”的江南士人来说,这一变化影响甚巨,生活境遇、生存方式、士人心态均发生明显变化.在科举不兴的形势下,江南士人弃学改辙的情形十分普遍,儒学教育和学习陷入低潮.与之形成对照,江南士人中兴起一股学诗、写诗的风气,诗社活动兴盛,诗歌唱和频繁.诗坛风气以晚唐许浑、姚合等人为宗,格调凄苦哀怨.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

《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以下简称《家风家学》)是王永平在十五年来研究两汉江东士人群体和六朝侨、土世族的基础上，继近年发表的(两汉时期江南士人行迹考略)、(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兴起及其原因)等论文之后推出的一部力作。     

游走与播迁--关于明清之际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

本文分析士人于明清之际常态及非常态的流动,流动的诸种动因、背景,尤其着重于士人的流动与"易代"这一特殊历史情境的关系,由这一具体方面展开的士人命运.     

晋室南迁与江南都市文化品格的塑造

晋室南迁,也将北方的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南,并与吴越文化融合为新型的江南文化,从而赋予了江南都市以诸种文化品格,如礼乐文化、士人精神、山水品格、声色之风等,而兰亭修禊更是成为江南都市文化的永恒象征.     

永嘉南渡前后的中国

“天佑中国,以绥四方。”中国居天下之中,自古以来,中原士女都以身居中国而自豪。五胡乱华,永嘉南渡,中原士人从中国来到江南,从中心被逼至边缘,其巨大的心理重挫,不言而喻。江南中国与异族入据的中原中国隔江对峙,并都努力接续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本文拟以几个著名历史人物如何看待中国．如何恢复中国入手．探讨永嘉南渡前后的“中国”样态。     

江南士人群体与太平天国文化冲突述论

太平天国统治时期 ,因需才之殷 ,曾与江南士人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文化互动。但太平天国政权由于缺乏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双方文化冲突的潜在危机始终存在 ,并随时间推移渐至表面化、公开化 ,最终导致士人群体离异天国的行为实践。士人群体与天国文化冲突 ,主要表现在 :消极应付、文化抵制、文化嘲讽、文化对抗。     

明清时期福建的围垦

明清之际,江南沿海围垦的大面积扩大,促进了江南沿海社会的进一步开发和人口与经济的迅速发展,本文拟就明清福建沿海的围垦作一些初步的探索。一、明清福建围垦概述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的明王朝,于开国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

狂士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明代中期以后,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遂成为士林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狂士在社会交往中,追求任情适性、率性而为,甚至出现了有悖于传统儒学教诲的言行.然而,狂士特立独行的交往行为和夸张甚至矫情的言行在这一时期的江南流于时尚化,这表明了明代江南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是传统文化在这一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江南儒学的实学品格——以顾炎武为典型

江南儒学是以长三角为活动中心而奠基于两宋,活跃于明清的中国传统儒家学术文化的区域形态之一,其共性特征是不喜形上思辨而务求实学。"实用""实证""实行"是描述江南儒学的三个关键词,它们标志了江南儒学的三个基本特征和三种基本类型——重视实用的经世实学、重视实证的考据实学和重视实行的心性实学。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江南儒学的杰出代表,其学术兼具这些特征,是江南儒学的典型形态。以顾氏儒学为典型的传统江南儒学,在学术品格和文化品格上具有崇尚真知、实知、用知的特点,特别是在文化意义上具有崇尚知识之实用、实证和实践并力求其三者统一的务实性特点,这对形塑明清之际以来江南人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并实际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江南人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是明清之际以来,江南工商经济繁荣发展和近代以来江南的科学事业、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原因。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明清徽商与江南粮食市场

明清时期江南成为全国商品粮需求最大的地区,执商界牛耳的徽商在利润的刺激下,积极从事粮食的转运、销售活动,成为江南粮食市场的主力军,徽商的经营活动,满足了人民对粮食的需要,稳定了江南的粮价,促进了江南粮食市场体系的形成。     

元初江南的游士与干谒

本文对元初江南士人之游谒作了较系统和较深入的分析,内容涉及其社会背景、干谒的主要地区和对象、干谒的条件、方式等多个方面,其中尤其对游士干谒中"以诗文为谒具"的方武进行了重点的考察.本文试图揭示南宋中后期之后,士人的游谒和干进已经成为士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并且对其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明清时期南京的徽商

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活动范围“几遍禹内”,尤其在江南各地,更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南京地处吴头楚尾,作为江南一大都会,更是徽商经常出入之地。本文试就明清时期徽商在南京的商业活动作一简要考察。     

明清世情小说与江南文化

江南文化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典范,是中国诗性文化的代表,带有审美性、阴柔性、超越性的鲜明特征,而明清世情小说则是江南诗性文化的结晶,催生了《红楼梦》那样的世情杰作。     

从黄钺《画友录》看明清艺术家身份建构

明清科举,录取比例相对于应试者而言是很低的。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大多数士人实际上都无法通过进士试来获得功名,即改变自己天生而为"民"的身份,艺术家只有通过其他渠道提高自己的声望,形成自己独特的身份意识。清黄钺《画友录》以实录的精神为芜湖当地的画家立传,实可作为明清普通画家艺术生活的代表。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以画家"工诗"、绘画具有"士气"以及特立独行的事迹等使画家从普通民众身份分离出来跻身文人士人阶层,提升艺术家的社会地位。     

明清易代与风俗史的转向

明清易代,看似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的朝代更替,然其背后所蕴涵的重大意义,则显示出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受到了暂时的挫折。在经历了社会秩序的巨大变动,以及礼教秩序得以重建之后,清初风俗举凡士风、礼乐、日常生活之类,随之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所有这些足以证明,所谓的清承明制,所继承者仅仅是外在的制度躯壳,至于明制及其这一制度实施过程所蕴涵的士人灵魂,显已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