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派之于传统儒学的意义——基于传统儒学中的嫁接作用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儒学史在遇到唐代儒学时往往有一种断层感.而学术界一般认为隋唐以来的佛学是宋明理学的渊源与动力.这一观点将唐代的儒学视为一个对儒学发展来说无关紧要的阶段.因此,对这一时期儒学与后来儒学发展的内在相关性缺乏论证.本文以唐代《春秋》学派为切入点,考察《春秋》学派在儒家经典思想资源上所起的嫁接和承上启下的轴心作用,达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崔大华的儒学论说及其意义

儒学观念体系是一完整的文化生命宇宙,为思想圆环,且环环相扣。在此总的研判下,崔大华先生的《儒学引论》和《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创新,是其方法与内涵的统合理路与完整统系的思想创新。《儒学引论》在理论支点上是圆满的,在理论形态上是完整的;《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定位是充足的,理论重点是突出的。他对儒学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三:一是确证儒学稳定结构的三个理论支点(命、仁、礼)及其历史演变的三种理论形态;二是判析现代儒学研究的三种理论定向及生活呈现的完整精神空间;三是透视儒学再生的现代性困境及未来拓展的文化生命事业。他的两书保持着传统思想观念体系的道德自律精神,其理论研讨所确立的全新视角与其学术考察所拥有的开放内涵,为儒学的历史与现实的有效衔接,提示了内在的逻辑理路,并为儒学未来的发扬光大和影响世界的命运,提供了可能的范式。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儒学的现代性与东亚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儒学的“仁爱”原则、“和而不同”理念以及“大同”之理想具有普适的超时空的意义,特别是在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倡导儒家的智慧良知。儒家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全球化视域下儒学的跨文化价值

儒学的跨文化发展,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被人类社会认同,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典范.儒学在政治多极化中的和谐作用、经济全球化中的制衡作用、多元文化中的教育作用,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从儒学的发展看儒学的价值,用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儒学发展,对加强各国文化交流、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     

中国世代推崇儒学之原因探析

儒学是统一中华民族思想心理的正统理论体系。统治者的利用和人民大众的接受使之具有政治性和世俗性,也使得中国世代自上而下烙上了“儒化”印记。从民俗学角度追溯和探析儒学世代为统治者所推崇之原因,并审视儒学构造终极价值信仰的历史影响及其积极意义,有利于提升社会政治德性和世俗伦理生活。     

伦理学视域下颜李学派与斯密之理想社会理论比较

中西文化都探寻建立理想社会的途径。在西方,亚当·斯密关注建立富国裕民的理想社会,为18世纪英国发展经济、壮大国力提供理论支持。同一时期中国,颜李学派盛极一时,旨在建立以儒家伦理经世致用的理想社会。两者皆认同人性复杂、利益合理的观点,并分析了理想社会的三要素,即劳动的价值、商业的地位及制度的作用。但将其置入各自哲学体系中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反思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有待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不是对立的,而且作为思想文化的儒学,一直以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处于不断融合会通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新阐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把握,应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转型,超越以往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以"思想自我"的意识理解两者的会通,把握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在人性自觉的意义上贯通两者,实现同质同构、异质互补、双向建构的视域融合。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论湖湘学派的“修身”思想

湖湘学派继承了先秦儒学重视道德修养、伦理教化的传统,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的途径,方能达到成道求仁、治国安邦的功利目的。一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将伦理与政治,伦理、政治与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倡导、实行的,突出地表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关系的提出,即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从“修身、齐家”做起;而要“齐家”,其首要又在“修身”。因为“修身”与“治国”紧密相联,或者说“修身”就是为了“治国”,所以湖湘学派在“修身”过程中,特别强调培养学子“忠君报国”、“济世救民”的爱国思想;“…     

"孔论"与"王制":荀子对儒学制度化的理论贡献

荀子思想的核心是礼,荀子之礼的核心是政治制度.以礼为中心,苟子揭示了礼在人性层面、组织结构层面、经济政策层面及制度运行层面的涵义与作用,探讨了儒学制度化的实现方式,阐明了儒学在制度化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困境及其解决途径,为儒学的制度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基于矛盾的事实的分析:儒学研究之片论

从陈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行背离的考察中,可以引申出以基于矛盾的事实分析为方法,改进儒学研究的意见:基于文本实际背离的事实分析,需要区分儒学的文本和实际的两种传统,由此才能更为深入地认识和实现儒学的当代价值;基于正负结果同在的事实分析,需要注意儒学理论内在的两面性,由此才能更为有效地解释儒学在传统社会产生的正负双重作用;基于相反评价共存的事实分析,需要阐明儒学在被现代化瓦解的同时,又显示出与现代互补的历史辩证法,由此才能更为深刻地阐明儒学在今天何以具有了正面价值。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被忽视的司马光儒学——基于司马光的人性论和制度儒学的分析

司马光强调经世致用之学,积极探究过往历史和所处时代存在的问题并归纳总结规律,他重视的不仅是理论构建,更重要的是将理论付诸实际行动。因这一坚持,司马光以务实的精神把人性论纳入"用"的层面,提出"性善恶混"和"情道一体",并以此为根据和出发点,用以礼治国、以德取才和赏罚分明之路径达到"长其善而去其恶"的目的。就对权力的制约层面而言,司马光儒学与理学的为学取向不同,理学家重执政者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觉悟,希望从内的方面约束执政者的动机心意;司马光以史为鉴,强调"以礼治国",欲求通过制度设计来为权力提供规范和划定边界,他是制度儒学的先驱。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制度变迁下的儒学

近年来儒学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儒学及其人物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儒学从百家中的一家成为主流脱颖而出成为主要流派,然后又从兴盛走向了衰落,原因何在?它与制度的变迁是一种什么关系?在当代它又如何定位?这是文章所要回答的问题.     

极具学派特色的中国儒学史研究成果——评黄宣民、陈寒鸣主编三卷本《中国儒学发展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多种中国儒学史专门著作出版,如赵吉惠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广东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国儒学史》等都各具特色,为学界所关注。近由黄宣民、陈寒呜二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儒学发展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汇集思想史研究专家最新研究成果并具有突出的学派特色,这是同类著作中不多见的,因而颇值得重视。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探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对谶纬虚妄、天人感应的理性主义思想 ,二是反对佛道和不良世风的以“礼义”为本的儒学伦理道德思想 ,三是反对空谈性命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密切配合 ,共同构成了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整体 ,指导了他的治学和政治生活。欧阳修的儒学思想对于走出相对落后的汉代经学理论 ,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和建构新儒学的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