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言性也”章再释——兼与梁涛博士商榷

利用《性自命出》并不能解决"天下之言性也"章的难解问题,反而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缠绕。在"天下之言性也"章中,孟子对"故"字的使用前后一致;"故"自身义指的是"已往之事"、"既成事实"的根源、所以然,孟子在此章以"故"言"性",故本章所言之"性"也是"已往之事"、"既成事实"的根源、所以然。     

《老子》“德经”首章新解

《老子》"德经"首章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当解释为"上德"所以"有德",是因为它不去外部寻求"德",而"下德"所以"无德",是因为它是依靠外部手段而寻求"德"。这种解释可以使得"德经"首章文意连贯,解释"前识"一句为何出现在此章。我们发现老子"德经"首章的思想与孔子、郭店竹书《五行》、孟子等人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反映出老子思想的影响。通过对《老子》众本"德经"、"道经"次序的探讨,我们发现"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战国时期述老学派之手,而"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西汉易学家,"德经""道经"次序的变化突出了《老子》思想对于先秦儒家的批判作用。     

"欲"在心物之间--先秦儒家人性论及其修已思想之检讨

先秦儒家人性论肇始于孔子.孔子谈人性,采隐性而不是显性、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方式;本文通过对<论语>文本中"欲"的概念的厘清,指出正是同时涵摄物质之"欲"和心之所"欲",然其本身又浑然不分的"欲"这一概念,构成了孔子人性论的基本内涵,从而规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本方向.孔子人性论的实质,即以此浑然不分的"欲"为性.此后,孟子以心之所"欲"为性,主张性善;荀子以物质之"欲"为性,主张性恶.由此形成了先秦儒家人性论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孔孟荀还提出了各自的自我道德修养的进路,即修己思想,从而对中国文化生发出深远的影响.     

王夫之人性论新解--以《思问录·内篇》为中心

以王夫之《思问录·内篇》文本为主要依托,阐发其人性论思想。王夫之人性论的逻辑起点．是从肯定天道运行的“继善成性”论出发,进而论及性体诚而实有、性具节文条理、性日生日成．在此基础上承孟子的性善说、融孔子性与习的思想构建其人性论体系。其人性论的逻辑终点则是肯定受大公之理所凝之“我”,“我”的挺立从而能主持天地、崇德广业,以人文化成天下。     

《孟子》文中的一个句读问题

<正> 《孟子·尽心下》载孟子谓高子云:“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此语究竟如何断句?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巯》两卷本、焦循《孟子正义》、朱熹《四书集注》以及新编《辞海》“介然”条所引此语均于“间”字处断开,“介然”属下读。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三》“当属上读而误属下”条于“然”字断开,“介然”属上读。杨伯峻《孟子译注》则于“蹊”字断句,以“间介然”为一词而属下读,但同书《孟子词典》,章,“径”字条引此语时又在“然”字处绝句。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之五“双声之字后人误读之例”条则于“介”字处绝句,以“间介”为一词而属上读。鄙意则以为应在“间介”之下绝句。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荀子性恶论的多维解读

在传统思想研究中,荀子是以性恶论而与孟子、老庄一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性论。其实,深入阅读荀子读本,笔者发现荀子对人性的评判较为复杂。传统性恶论远不能揭示荀子人性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笔者现从荀子之“性”的中性色彩、荀子对人之“恶”的真实解释、荀子人性论中的向善和知善、人和环境的互动四个层面予以展开论述苟子的人性论思想。     

读上博简《性情论》的几点联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之《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内容基本相同。按古书篇名通例,此二篇名皆可,而"性情论"更能突出此篇的特点,可提请学者关注先秦儒家的心性和性情论。《性情论》因与《性自命出》简长不同,每篇字数不同,故二者连缀编排亦不同。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而孟子亦言"仁义礼智乐"。乐与圣的关联,表明先秦儒家成德实于"情"上实现。《性情论》的编排次序更突出了乐教与情的内在关联性。《性情论》言性,皆从情上说,但却非以性等同于情。它以仁表显性之特征,又以民心有恒言民性善,故强调乐教之成德作用为"反善复始",属于思孟学派思想。而《性情论》更突出了情以显性的意义,孟子思想与之关联当更密切。     

儒家相关六种人性论的内在联系——以《论语》中孔子对人性的论述为问题意识

由于对《论语》中孔子有关人性的论述理解不同,在历代相关学者的阐释与发挥中,主要产生了六种人性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韩愈的"性三品论",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六种人性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内在联系:孟子的"性善论"可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可谓"论气不论性,不明";而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与韩愈的"性三品论"虽然同时从"性"与"气"两个角度来思考人性,但没有将"性"与"气"区分开来,可谓"论后天不论先天,不明";只有张载、程颐、朱熹等人关于"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兼顾到了以上各方面,将前五种人性论的所有内容都去粗取精地包含于其中,乃是以"性善论"为体,以"性朴论"、"性三品论"为用的人性论,"性私论"、"性善恶混论"等内容都已被扬弃于其"用"之中。宋儒这种集大成的人性论最符合《论语》中孔子的人性思想,最能彰显儒家精神。     

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

孟子言人性善,对"性"与"善"缺乏确定性,故后世对孟子性善论就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并引发争辩。究其原因是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孟子不分人的本然之性与社会属性,混淆人性本善与人性可善,人是否固有"四端"前后矛盾,以人兽对比证明人性善,不合逻辑。     

先秦墨家眼中的人性图景

现存的墨家典籍中没有"人性"字样,但是不能因此断定墨家没有人性思想。肯认"人性欲利"的客观性是墨家人性思想的基础,但墨家并未断言"人性善"也未宣称"人性恶"。循着墨子与孟子、告子思想的历史线索似可走出墨家人性思想的迷宫,通过《墨经》亦可直观地感受墨家人性观的内涵与意蕴。墨家人性论可简单概括为:人性"欲利";无称善恶。墨家人性思想中"欲"的自然主义与"知"的理性主义的交相辉映使墨家思想呈现出斑斓的异彩。     

略论韩非"自为"人性论和"利害"杠杆化的政治运用

人性论是韩非整个社会政治理论的基础,"自为"人性论则是韩非区别干传统人性论的主要特色.其理论具有两面性:一是深刻揭示了人"利己"的本性及"利"、"害"社会关系中的"杠杆"作用,为中央集权政治和帝王权术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从"自为"人性论开发出"非道德"的"法治"思想与"非人治"的"势治"主张,这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告子:首言“食色性也”的先秦思想家

"食色性也"如今已是国人耳熟的哲理名言,但未必知道此语源出告子,而由孟子在自己书中用作辩驳对象才得保存.近年来,随着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其中《性自命出》一篇与告子言说多有相符,使研究者对告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有新的认识;然而坊间把"食色性也"张冠李戴到孟子头上,甚至写进了某些大学教材.[1]于是笔者撰此短文,以示纠偏.告子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在诸子百家中应该也算一家,可惜早已失传,只是汉代赵岐在给《孟子·告子上》作的注中说:"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论语曰:子罕言命,谓性命之难言也.以告子能执弟子之问,故以题篇."[2]近人杨伯峻根据《墨子·公孟篇》曾议论到告子,认为告子"似曾受教于墨子",并引梁启超《墨子年代考》云:"案《孟子》本文,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恐是孟子前辈耳.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过十余年,告子弱冠得见墨子晚年,告子老宿得见孟子中年."[3]梁、杨考证有理.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     

论朱熹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章理解之异同

在对孟子尽心章的理解上,阳明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朱熹是从格物致知角度解释知性与尽心,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从知的角度而言,"存心养性事天"是从行的角度而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从态度上而言,知性如同格物,尽心如同知至,知性而后才能尽其心。阳明则将孟子尽心章比配三种不同根器之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尽心知性知天"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才能实现的,"存心养性事天"是学而知之的贤人才能实现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而知之的学者能够做到的。阳明以三种不同根器的人来反对朱熹从格物知至注解此章,用知行合一反驳朱熹从前知后行的角度注解此章。     

真实不伪:前孟荀时代的人性论--以"眚自命出,命自天降"为基点

以往诸学者一谈及先秦时期的人性论,莫不以孔、孟、苟之“三段论”为要,且易以善恶之伦理范畴来界定之,然自此一时期简帛的出土,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先秦人性论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与难得的历史机遇。故文章拟以新近出土之简帛,尤其是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为史料基点,对先秦人性论付诸以全新、深入之考查,以图对以往学界对先秦人性论贯之以善恶界定之思维范式有所突破,从而向先秦人性论之整体原貌无限趋近。     

立人极、续道统:宋儒视域下的"孟子与《易》之关系"思想发微

在面对《孟子》文本中并没有引用《易》的相关内容的情况下,宋儒仍坚持"孟子是知《易》"的,并从义理的角度加以阐释.他们之所以重视孟子和《易》的关系,其原因在于:一是为了肃清汉儒解经的繁琐与随意,力求恢复儒家经典的义理思想;二是从"道统"传承的角度出发,认为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集大成者,以此来抬高孟子和《孟子》一书的地位,重...     

人性论的三脉汇流与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实现

郭店简及告子等人所主张的"可善可恶"的二元人性论是孟子之前先秦人性论的主流,孟子、荀子分别主张"性善论"与"性恶论",二人在人性论内容方面截然相反,但在性质上却是一致的,都属于强制性的一元人性论系统。孟、荀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治理理论各有优缺点,汉代董仲舒对孟、荀人性论及其治理理论进行了综合,重新提出了善恶并存的二元人性论,吸收了孟、荀人性论的优点,最终使儒学的社会治理理想得到实现。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