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筹划旗人生计政策研究

清王朝定鼎中原以后,对八旗奉行恩养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旗人生计问题。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采取了劝业归农、设厂办学、选壮为兵等诸项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旗人的生计问题,却进一步瓦解着日趋灭亡的八旗制度,对八旗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清代宁夏驻防马政探析

宁夏驻防马政始于雍正初年,宁夏驻防设立之时。在宁夏驻防存在的近二百年中,马政的发展经历了初设时期颇具规模、乾隆时期马匹缩减、嘉庆时期马价银动支、同治年间马政凋敝、光绪时期艰难恢复至再遇挫折等重大调整。宁夏驻防马政兴衰起伏的演进历程与时局变化及满蒙旗人的生计问题息息相关。然而,清廷优养旗人是宁夏八旗驻防得以设立的根本初衷,在以旗人的生计与生存为依托、确保满洲统治长治久安的八旗体制中,马政的发展必然要服从并服务于旗人的根本需求。当驻防旗人生计问题突显、教育经费短缺之时,马政因让位于这些更加重要的问题而不断走向穷途末路。可以说,宁夏驻防马政的发展演变,恰是整个八旗体制不断衰颓的一个缩影。     

有关八旗生计措施

“八旗生计”是有清一代自始至终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困扰清政府的大难题,同时又不仅是穷苦旗人专有,几乎是每个旗人时时刻刻面临着和感觉到的切身的问题。目击八旗生齿日繁,诸多拮据,糊口维艰的情况,历朝皇帝时以为忧,推出滋生息银的办法及移屯政策。曾被清政府认为实施移屯政策最直接的动因,就是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最好办法。本文拟就清政府解决“八旗生计”方案,试加探讨。 “八旗生计”问题并非是清建国初期早已有的问题,因为在清朝定鼎之初,八旗生计颇称丰厚,人口不多,房地充足。但是在百年以后,人口猛增,房地日减于前,兼以俗尚奢侈,不知节俭,因而生计日窘,习尚日下,而无所底止。加以清政府为了不使旗人被汉化,为了保     

论“八旗生计”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

本文对伴随清朝兴衰的“八旗生计”问题的由来及其后果,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以维护八旗旗人特权为重要特征之一的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八旗生计”问题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这一问题的长期延续则加速了末代封建皇朝的灭亡。     

清代八旗生计问题探析

入关后,清政府对旗人采取了＂恩养＂政策,然而随着旗人人口的增加与旗丁的奢侈腐化,八旗生计问题便日渐成为朝廷的负担和社会的累赘。为此,清政府自康熙朝始,历雍正到乾隆朝耗费巨多帑项,采取汉军出旗、八旗非正身旗人出旗为民、设立井田、赏赐银两、赎回民典旗地、设立养育兵制度等诸多措施,以求解决、维系这种制度,均收效甚微。乾隆初年,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提出了移驻京旗闲散回至东北屯田的思想,并在随后付诸实施,直至清末。虽然这一政策最终未能完全实现统治者的最初目的,但确有相当部分的京旗子弟留在了回屯地。     

论清代荆州八旗驻防

清政府在荆州实行八旗驻防，由满族八旗和蒙古八旗组成，实际兵额始终维持在四千名左右，由一名将军统管。荆州八旗驻防实行旗民分治政策，旗人在荆州城内满城居住。驻防旗人与荆州民众产生过一些矛盾，但主流还是和睦相处。荆州驻防的设立对加强本地控制和维护清王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略论乾嘉时期东北旗地的补救措施

东北旗地是清代八旗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清中叶,由于流民出关,旗地买卖盛行,旗地逐渐向民地转化。而清廷为保护旗人的生计,采取一系列旗地的补救措施。本文试就乾嘉时期东北旗地的补救措施作以探讨。     

广州驻防八旗生计问题探析

摘要：满清定都北京以后,八旗军民合一的体制被打破,清政府为维护政权的稳固,分派八旗军在全国多处驻防。广州八旗在 驻防初期,有钱粮制度作保障,且旗民人口较少,因此,旗民生活较为宽裕,但随着清政府财政的枯竭,广州八旗旗民人口的增 长,广州驻防八旗旗民面临着严峻的生计问题,虽然广州采取了四项主要措施来解决旗民的生计问题,但这些措施对于多数生 计维艰的八旗旗民来说,仍是杯水车薪,最终广州八旗旗民突破了八旗驻防制度的种种束缚,开始自谋生路     

谈清代杭州驻防的“文”“武”二元特质

杭州驻防是清代重要的军事建置。杭州驻防发展过程中，驻防旗人一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渐趋热衷文事；另一方面，旗人受八旗制度制约，始终保持“武”的属性。驻防旗营文化因此呈现文武兼具的特征。杭州旗营“文武并存”的特质尤为鲜明，是八旗统治进入中原并且与中原文化交融互动的缩影。从杭州驻防旗人的教育环境、身份嬗变、武事类诗歌书写三个方面分析旗营文化中的“文”“武”二元特质，以此见微知著，谛视旗人群体的文化特征，对清代文化的多元性作出补充。     

八旗世家贵族与清代社会的治理

有清皇权体制下的社会治理,是清廷依靠各级官员对政务、军务的层层管理和对社会的有效管控。清王朝始终突出旗人的主体统治地位,八旗世家贵族成员也向来为清廷所倚重,所以清代国家的安全、王朝的稳固和百姓的抚定,八旗世家贵族之功不可没。有清一代,八旗贵族世家成员不乏戮力王室、公忠体国、勤慎为官、清正自持、操守兼善的贤官良吏,世家子弟中才猷练达、办事明敏、关注民生、兴利除弊、治国有方的能臣干练之士,更是大有人在。     

清代直省驻防八旗寺庙祀神刍议

有清一代,直省驻防旗人分驻各地长达200余年,寺庙作为驻防城内一种特殊的、开放的社会空间,是大批旗民信徒表达精神诉求的重要场所。本文考察清代直省驻防八旗寺庙内的祀神,分析寺庙祀神来源、武将崇拜以及驻防八旗旗庙的特点,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直省驻防旗人的宗教信仰以及旗民关系的面貌。     

从驻防满城到里城大院——开封驻防满城的变迁

开封八旗驻防设置于1720年,是清代八旗驻防黄河防线的重要一环。清末民初,开封驻防满城发生了巨大变迁,满城被拆除,旗人被迫去工厂做工或到农村务农,旗人的司法特权消失,生活极端困顿,人口因社会的剧烈变动而锐减。新中国建立后,开封满族、蒙古族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走上了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道路。     

“革命排满”与八旗社会

八旗的主体是满族，是清代社会的特权阶层。它做为清王朝民族压迫与统治的象征，被满洲贵族视为“根本”，是反清斗争锋镝主要目标之一。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革命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革命排满”与以往的反清斗争有着本质区别。即革命党人不是将满族或八旗做为一个对立的整体看待，而是把满洲贵族与广大满族人民、八旗上层与下层普通旗人区别对待，将抵抗革命、誓死效忠清廷的顽固分子与欢迎革命及保持中立的旗人区别对待。这一理论的具体实施，即争取了进步的旗人参加革命或同情革命，也获得了驻防部分旗营的和平解决，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加速了革命进程和清王朝的分崩离析。因此，“革命排满”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确的民族政策。     

浅谈清代八旗的建立

八旗制度是清代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到天聪九年（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编设八旗蒙古、崇德七年（1642年）编设八旗汉军,八旗实为24旗,即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入关之前,各旗人丁3年编审一次,每壮丁300名编为一佐领,后又改为每佐领编壮丁200名。八旗实行兵民合一,兼具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的职能。     

八旗汉军研究的几点认识——兼评《汉军旗人官员与清代政治研究》一书

孙守朋博士的《汉军旗人官员与清代政治研究》一书,从八旗研究来讲,选题恰当,见解独到,特殊论断,资料翔实,是一部难得的开拓作品。此书对于整体的八旗汉军来说,是阶段性的成果,如欲较全面地完成一部有分量的八旗汉军研究著作,尚需从内容扩充、理论深度等方面继续努力。     

八旗驻防族群土著化的标志

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土著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既有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关系发展的因素,也有驻防制度的变迁。从制度方面来说,归旗制度的废止与死者的就地安葬、在所驻地方参加科举考试、户口与京旗脱钩及诉讼就地处理,是驻防八旗土著化的基本标志。     

清代八旗驻防与荆州城市变迁

清政府在重要城市实行八旗驻防,并为驻防旗人修城别居。这些满城的建立,对当地城市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荆州设立八旗驻防,对清代荆州城市空间的格局、城市文化发展的特点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清代成都驻防八旗再探

驻防八旗是一个独立于地方的军事实体。特别是清王朝实行以“满城”为区域的旗汉分治政策;因而驻防八旗的经济和文化教育都有其显著的特点。这种政策的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给广大旗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并导致八旗制度的崩溃。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荆州驻防八旗

清朝八旗驻防军队制度是八旗军队制度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发展的产物。荆州战略位置的极端重要性,使其成为湖北唯一的八旗驻防点。1911年爆发的武昌首义,将荆州驻防八旗的历史命运推向了风口浪尖的严峻关头。荆州驻防八旗凭借一定的实力与鄂湘民军在战与和的反复较量中负隅顽抗一月有余。最终,由于大势所趋,它淹没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它的覆灭,改变了荆沙旗人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从长远看有利于荆沙满族的自身发展和湖北地区的民族融合。     

再论“计丁授田”问题

再论“计丁授田”问题赵令志后金政权的统治重心由苏子河流域转至辽沈地区后，八旗官兵也基本从原来的屯驻地迁至辽沈地区，努尔哈齐为解决八旗官兵的生计，保障八旗组织的战斗力，对八旗官兵实行“计丁授田”，以此来安置八旗成员，首开为八旗官兵分配旗地之例。所谓八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