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犹太人问题与现代性批判

以往对马克思犹太人问题批判的把握,一般滞留于对马克思整个理论形成早期阶段的理解,遗蔽了犹太人问题批判的重大现实意义.以现代性的视角看来,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直接彰显着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批判,代表马克思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所以,将犹太人问题置于现代性背景下加以思考和把握,对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为我们如何面对现代性本身直接提供了现实指引.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启示——以“论犹太人问题”为视点

通过马克思对现代性深度批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原则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必然性,是本文的写作目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发轫、发展始终走在对资本主义彻底批判的道路上。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触及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作为“现实的人”的犹太人及其生活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前提;以犹太人为代表和映射的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个体异化和分裂状况,是马克思展开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底座和核心内容;现代性批判的现实方案在于从政治解放深入到经济解放,并直接上升到“人类解放”;对以犹太人所代表的“现代性”进行彻底的批判,提出走出“犹太精神”的可能性。这些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深刻的启示：只有解构西方现代性的先验主体、逻辑教条和文明独断性,并对其物质内容和精神诉求进行彻底批判,才可能塑造符合中国现实及未来需求的现代化,走出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致力于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的人民性的现代化,真正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文明局限,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通过与鲍威尔的论战,第一次对犹太人问题进行公开批判.马克思不仅把犹太人问题看成是"当代的普遍问题",而且对问题本身进行了细致的剖析,马克思也由此开始了其"现代性批判".     

犹太人问题与现代性批判——从卡尔·马克思到列奥·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的问题意识是在德国魏玛时期形成的.作为一个生长在"神学-政治"危机中的德国犹太人,施特劳斯从清理当代犹太人问题诸种解决方案入手,在批判自由主义同化方案和犹太复国主义方案的过程中,对现代的启蒙事件做了哲学上的深入剖析,从而开辟了一条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路向.犹太人问题是施特劳斯学术研究的隐秘起点和重要线索,为我们理解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同时也对我们梳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意识

与传统哲学教科书模式所表述的"超历史"的"普遍原理体系"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有其时代性的问题意识。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克服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诸种对抗性、分裂性矛盾,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意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主要不是贯穿于任何历史时代、地域文明的"普遍历史过程",而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主旨主要不是发现、阐明超越时代差别的"普遍历史规律",而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社会主义"新现代性"。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不是"纯粹历史哲学",而主要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其理论特性主要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立场和超越现代学科分工的总体性视野。     

现代性状况下人的形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是我们反思现代性的重要理论资源.针对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具体剖析了布鲁诺·鲍威尔的政治解放方案,并指出政治解放是抽象的、有局限的解放.现代性状况下人的形象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个性,而是抽象的个性和抽象的普遍性相互分立.布鲁诺·鲍威尔之所以误解政治解放是普遍的解放,其内在的思想逻辑源于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性理解.马克思主张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犹太人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市民社会批判.犹太精神是市民社会的精神,人的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     

现代性的辩证省思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中国现代性建构在"古今中西"问题域中显得异常复杂,亟需在厘清现代性自身属性及其合理形式的基础上,推进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路径的思考。现代性脱胎于西方文化传统,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但经过理性化论证以及资本主义扩展而具有普遍性维度。对于现代性需要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出发予以理解,在普遍的人的解放尚未实现以前,现代性属于趋向具体普遍性的文明论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作为现代性的合理形式出现,但资本主义形式必然产生"反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使现代性运动表现为理性化话语与强制性权力相结合的矛盾关系,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形式则是一个既合乎历史必然性也合乎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合理结果。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在当代中国还处于实践和理论不断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两大问题:驾驭资本和再造传统,前者缘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后者缘于中华传统现代化目标,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追求。     

物役性与被删除的"人类主体"

“物役性”概念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最核心的概念。同"似自然性"概念相比, "物役性"概念更好地展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批判理论的"主体向度",也就是马克思历     

现代性批判与生态社会人的主体设计

现代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制造现代人。这一重新塑造主体的过程是通过"理性人""经济人""政治人"的逐步设定而完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启了全新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通过反思现代人的概念,它发现了"无产阶级"这一"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存在。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人"是超越和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关键主体,因此,对无产阶级的理解必须从直接的经验现实层面与反思的批判层面这双重层面入手。资本主义走向当代,世界经济秩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和调整,与此相伴生的是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历史唯物主义所设计的无产阶级将在现代社会尝试进行历史的生态的重新建构,以"生态社会人"的模样显现出来。     

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即对"现代性"批判的过程中,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也不乏辩证的精神.马克思哲学既坚持了人类价值理想的终极关切,又正视发展的现实过程.在诸多的关于 "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的比较与鉴别中,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视野,为我们分析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参照,马克思哲学仍然是当今中国现代性构建过程中的主导理念与文化精神.     

哲学是人幸福生活的仆人

寻求哲学合理的存在方式,是今天困扰人们的重大课题之一。在此问题上,最为根本的是如何理解哲学与生活的真实关系,即回答哲学究竟应成为人的幸福生活的"主人"还是"仆人"。在哲学史上,以传统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哲学形态长期以来把成为人"幸福生活的主宰"作为哲学的使命,其结果导致了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抽象化。这是哲学陷入深层困境、人的思想和生活陷入深重灾难的重要根源。抛弃和摆脱成为人"幸福生活的主人"的欲望,甘心成为"幸福生活的仆人",这是哲学的重大觉醒,也是兑现它为人类服务诺言的基本前提。     

传统工艺典籍中的设计符号学思想

通过归纳和研究传统工艺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相关理论,可以总结出在产品制造行为中的设计符号学指导原则.这些思想体现了现代符号学的关联性(共时性)原则、历时性原则、切分性原则与替换性原则.通过分析古人对"文"与"质"之间关系的思辨,可以看到古人对待产品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的态度,即"饰不可过,亦不可缺,唯取实宜耳"是古人对待文质关系的根本原则.     

《论语》里的“哲学王”及其现代意义思考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具备了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等品质,与《论语》中提到的古代圣人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论语》来说,所谓的"哲学王"有两个: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或称"士"、"大人"或"成人"。当所谓的"哲学王"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在这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会有怎样的遭遇?对此,本文提出,应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内核精华的前提下,对其加以灵活变通和扬弃,切不可固守陈规,应把经典放在现代语境中加以解读,每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将其内化成为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处世哲学。     

"生态平等"之美学价值论

"生态平等"的核心内涵是一种关心的平等,更确切的说是一种重视差异的平等。它将人与一切"非人存在物"都视为平等的存在,这种平等观本身就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而且它的实现也需要提升到美学的高度。它不仅是当代哲学、伦理学的重要理论内容,同样是当代美学的深层追求和价值体现。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     

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加以研究首推马克斯·韦伯。韦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所谓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的“法理型”显然更加切实、合理。     

“技术是”:技术哲学“本体”的一种可能理解

歧见纷呈的发展中的技术哲学,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但在"本体"维度无不指向"技术"。对"技术是什么"之设问作应答的"技术是……",作为经验命题仅仅限定于"现象界",谓词"什么"无法企及作为"本体"的主词之"技术"本身。只有排除谓词后的"技术是",才彰显着"技术"本身。旨在充分展示其全面内涵的"技术是"命题,经"技术是技术"达于"技术如何是技术",实现对经验命题主词作前提追问的"自行展开"的命题转换。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以人的"生命活动"为现实性基础,经"思"与"反思"及其交融,在"技术"是起来"的途中,推进着作为技术哲学"本体"的"技术"的思维建构,为技术哲学奠定着历史展开之基。     

是非问与否定的相通性及其机制

是非问表"否定用法"不单单以句子有否定的衍推义为标准,而是看说话人的"态度",如果态度是否定的,即只要是对命题的非肯定,不论它的衍推义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视为否定用法。是非问句常常借助于一些特殊的词类或语调、语气等表示否定,人们把这些词类看成是有标记的,语调等看成是无标记的。是非疑问句与否定的相通跟是非问的"命题"关系密切,对命题的非肯定成为是非问和否定相通的机制。     

对毛泽东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思想的再认识

今年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发表50周年。重新学习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一系列矛盾问题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思想的理论贡献及在此问题上的失误作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法思维——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为例

“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法在国家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为切入点,本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从经济法社会本位的基本理念出发,提出制定和完善以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为主的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行为,从而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使之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