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社会的"上帝之城"——近代社会与法律的宗教情结

近代法律的发展,尤其是民法典的制定,受到传统思想的强烈影响.近代民法除受到古罗马立法技术的影响外,其思想内涵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传统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从民法典中的自然人思想、物权法、契约法、侵权法的安排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技术与思想的融合是制定民法典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     

德国民法上法律行为制度的精要及缺失

法律行为作为《德国民法典》中的核心内容,对于整个大陆法系民法体系的构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行为是民法的核心概念,是潘德克顿法学理论的结晶,是德国民法“总则-分则”模式形成的基础,是实现私法自治的主要工具。但即是如此,法律行为在教学和适用中也仍有抽象与例外的矛盾、理解上的困难及教学方法上的困难等缺陷。     

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调整的独到之处

近年来法律史研究中对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的考证,都肯定中国固有民法强调禁与罚而非正面地肯定权利,其通过对公权力的规定相对界定出私权活动范围;古代法典是在实定性的私法体系外设想和构筑民事法律秩序的,正律正典仅仅是一种作为民事活动底线的最基本的要求;既然中国古代调整商品交换关系的大量的行为规则和裁判规则的存在不容置疑,那么,以成文法为表现形式的民法的直接渊源之外的民法的间接渊源,是理解中国固有民法的关键,从广义的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渊源多元结构的角度,不但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固有民法的实在体系,而且能够概括出其特有的调整模式。     

《民法典》时代下雇佣劳动法律体系之重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雇佣(劳动)法律规整一直因民事立法的绕行而深陷体系化困境。历史形成的割裂与分离,常使这种最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身处立法的灰色地带,尚有大量漏洞乃至空白,急需借深入、细致的体系化梳理来弥补、完善。对此,学界曾一度寄众望于《民法典》立法,想借民法路径完成该整合任务。但《民法典》最终仍选择绕行。所以,只能另辟蹊径,尝试借《劳动合同法》来实现整合。首先,需在该法内巧妙设置“链接”条款,明确其与《民法典》间的“特别—一般”关联;而后再通过法解释学,谨慎限定民法(尤其是债法)一般原理能够渗透到劳动合同领域的具体维度,防止其过渡入侵劳动法理及其规制刚性;最后,再将一直被民法遗漏的民事雇佣及诸多过渡性雇佣形态,作为典型劳动关系规整的补充形态、特殊形态,统一整理、分类,独立成章或分置于第五章“特别规定”之下各自成节,以查缺补漏,力求体系完整。     

论社员权的演变与意义

古代中国与罗马法上,不可能产生私法意义上之社员权;日耳曼法中团体成员所享有的权利应为社员权最早滥觞,但社员权的大量产生和发展却是以1897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为主要标志的。社员权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掀起了一场民事权利革命,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嬗变。     

民法通则是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

伴随着“七五”宏伟计划的实施,民法通则应运诞生了。它是继我国已颁布的宪法、刑法等若干部重要基本法之后,又一部极其重要的基本法。王汉斌同志说:“民法有很大一部分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法律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民法“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生活的经济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深深植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民法,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借助民法特有的法律手段（即权利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原     

我国民事立法的反思与前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事立法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颁布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一大批重要民事法律,积累了宝贵的民事立法经验,为实现我国民法法典化奠定了基础.在我国实现民法法典化,应当着重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制定民法典的工作机构等问题.     

论西方私法文化的传统与发达

有论者谓私法是西方法律体系的基底和根干,笔者提出西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色是私法文化的传统与发达。它表现在早期西方法的私法色彩、民商法(典)的发达、近代以前刑事民法化和近代以来公法的发展及其私法化现象。西方私法文化的传统与发达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对个人权利的承认之上的,因为私法是一种理性化、私人化的民事性法律体系及其意识,与市场和个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法哲学上透视,可以说私法文化的传统与发达正是对市场自由和个人权利尊重的体现,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法律上的表达。它在推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治化的同时,还保护和促进了人权的发展,这是它持久的价值所在。     

“私法与国家”框架下的“民事政策”

"民事政策"困境的解决和其蕴含的价值有赖于对"私法与国家"这一问题阈的探究,而兼顾管制和自治的"中立性的民法"理论妥当地确立了民法和国家关系,从而不仅为"国家政策能否成为民法法源"提供了理论回答,还为"国家政策如何成为民法法源"提供了指引:即在"有无法律漏洞存在"和"有无可得适用的民事政策存在"的双重控制的前提下,对民事政策进行谨慎的"合目的性的解释",以实现私法自治和国家管制的平衡.     

日本继受德国民法的社会历史分析

政界和知识界对德国的钦慕是日本继受德国民法的直接推动力,＂迟到的强者＂德国的崛起激励着日本,这奠定了日本继受德国民法的政治基础。德国学在日本法学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盛极一时,遮蔽了英国法和法国法在日本的光环,为日本继受德国民法奠定了社会和知识基础。日本通过新民法完成了立法继受德国民法,通过民法解释学完成了学说继受德国民法,立法继受并没有使日本民法全盘德国化,但学说继受却大有此势。     

清末中国民法思想形成分析

在清末变法修律的大背景下,学界、舆论界开始引进、传播西方民法理念。在此过程中,各国民法被翻译介绍,清廷逐渐确立了模仿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经过比较,沈家本等人认为德国社会情况和法律传统心理与中国最为相似,中国几千年制定精细法典的传统与德国法的系统缜密也不谋而合,加之日本有成功学习德国法的经验可供借鉴,于是直接聘请日本学者参与民法典的编撰。同时,清廷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对民商事习惯调查活动高度支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所以,清末民法的制定既有继受性又有本土性。总之,清廷官方在制定民法时,体现了兼顾中国传统礼教与融合西方民法理念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斟酌中国古来之习惯与近世之学理"。     

试论建立与完善我国房地产物权制度

“物权”一词是中世纪的注释法学家提出的。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首次将物权在法律上予以了确定。此后,几乎各国民事立法都对物权制度作了详尽的规定,成为传统民法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然而,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民法体系,在民事立法中也未使用过“物权”一词,因而,许多有关物权方面的规定还是空白,尤其是房地产物权与     

人的保护:中国民法典编撰的价值基础

本文提出将人的保护确立为中国民法典编撰的价值基础。中国民法典中的人是个体性和社会性因素的统一。在中国民法典的编撰中必须:(1)克服传统民法的财产中心主义,以人的保护取代抽象的财产权保障在民法典中的核心地位;(2)放弃对民法中的人的行为设定一个统一的模式,根据人的行为的具体性质进行具体的法律调整;(3)出于人的保护的要求,对民法中关于市场机制的运用进行合理的限制;(4)超越割裂了人的概念的统一性的传统私法法典编撰模式,回到统一的民法概念上来。     

略论日本民法典对法、德民法典的继承和借鉴

日本是个善于吸收和利用他国成功经验的民族。以民法而论,日本在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几乎是不遗余力地步法、德民事立法之后尘,为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奠定了深厚的法律基础。探讨日本对法、德民法典的继承和借鉴问题,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日本民法制度的认识,也有助于完善我国民事立法,推进改革开放事业。     

中国大陆与澳门继承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由于历史的渊源 ,澳门回归后所施行的法律 ,尤其是私法领域不可能不受回归前法律制度的影响。澳门在回归之前 ,调整继承关系的基本法律是葡萄牙民法典 ,这是一部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 ,深受德国民法思想和传统影响。在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之后 ,比较分析中国大陆与澳门继承制度的异同 ,对帮助理解和贯彻执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完善我国大陆继承法律制度均有所裨益     

加强民法调整,发展商品经济

一、民法是发展商品经济的法律保障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民法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这样。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只要价值规律仍在发挥作用,那么就要用反映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法律形式来调整。这些法律形式,最基本的就是民法。代表着不同历史类型的罗马法、拿破仑法典、苏俄民法典,都曾为调整简单商品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关系,为保障     

近代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

在近代中国法律移植运动中，各种新型法律概念生成。“习惯法”一词正是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借鉴《瑞士民法典》的产物。在现代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认识、界定、评价、吸纳与整合既有的本土习惯是一个重要课题。清末，“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虽然在立法中确立，但由于缺乏实证化和司法化的机制，导致民商事习惯无法转化为确定的形式化法律条文，民商事习惯调查成果也被束之高阁。民国以降的主流法律理论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倾向于贬抑“习惯法”的作用。近代中国法律史上“习惯法”的命运，对当下中国的民法典编纂，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公民”视角下自然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制度重述

“公民”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法系的主要民事主体概念,并非尽如当代中国民法学界认为的那样,是法律与政治高度融合、私法不当公法化的产物。在“公民”视角下,传统民法权利能力制度重抽象人格之宣示,而忽略具体人格之差异的弊端清晰显现。同样,传统民法之行为能力制度的主观性倾向对弥补权利能力制度缺陷的功能不足亦无法掩盖。于是行为能力制度应于主观性倾向以外另立以公民财产权为核心的客观性内涵。现代民法人之设计之路,应是“公民”与“自然人”之价值取向的合体。     

传统资源与移植资源的对话——以近代民事立法为视角

近代中国的演变,从政治制度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调整,到法律制度的变革,均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列强入侵,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中国社会被推上近代化的轨道.就法律变革而言,收回领事裁判权是中国制定各项法典的政治动因,民法典亦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由于民法与一国之社会文化、习俗密切相关,因此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移植资源与本土资源的碰撞、冲突也最为显著.清末、民国政府在民事立法过程中对待两种资源的不同态度,使两个时期的民事立法也存在本质的区别.     

论公、私法的起源及其演进

公、私法的分类是成文法国家对法律规则的基本分类。公、私法的分类源于古罗马。公、私法的区分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价值和不同的形式要求。近代以来,私法的价值观和形式理性的特征扩及公法,从而使公法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公、私法在价值观和形式上产生了不少共同之处,但是,二者的差别仍是明显的,二者的区分仍有利于人们更容易地理解和掌握成文法,了解法律的性质及其目的。正确地认识公、私法的历史关系,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