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

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是社会权威关系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权威力量,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同时,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制度权威和社会权威对立统一的基础在于现实社会的物质关系。社会权威关系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制度权威日益成为社会权威主导形式的历史趋势。     

制度与制度权威

制度本质上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行为规范,它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某种秩序的要求。制度权威的本质是人们对一定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和社会交往过程内在秩序性要求的服从。制度和制度权威建设,必须使制度符合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社会关系和人的状况。     

诚信的形而上设定与制度供给

“为什么应当诚信?”是回答“如何才能诚信?”的前提,即需要首先追究诚信的形而上根据。为了克服“为诚信而诚信”的劝善的无力感,实现信念中的“应然”向现实中的“实然,’转化,在日益“祛魅”的现代社会,关键是在社会中找到一个可以置换个人信念中“上帝”的替代物。由于诚信特殊的性质与运作过程,这只能由具有集体性的社会具体制度来供给。在一个以制度为担保的奖罚有常的环境下,个人的诚信德性和社会的诚信局面都是可以造就的。     

我国教育公平制度变迁:基于供需、利益、价值的视角

以新制度经济学假设的制度个人主义、成本—收益和均衡—非均衡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着重考察了基于供需、利益、价值因素的教育公平制度变迁过程,指出,要实现我国教育公平,必须保证教育公平制度供需均衡,教育利益的个人取向和公共取向协调,教育价值的个人选择、利益集团选择和社会选择统一。当前,要将教育利益置于教育公平的中心,确保教育利益均衡,彰显公民教育基本权利,维护社会稳定。     

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

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构建制度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新制度经济学在继承和发展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个体主义。由于武断地认为制度是个人选择的产物,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就必然以个人为理论出发点、以致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无法真正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发展变迁的规律。而马克思则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通过批判各种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充分肯定人类生存需求的作用的基础上,从人类系统与自然界系统间的关系入手,引入社会实践,从满足需求的方式、社会手段入手,抓住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这个关键,建立起制度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克服了制度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种种缺陷。     

博弈论与制度创新

用博弈论的眼光看问题 ,我们就会发现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 ,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 ;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因此 ,制度是N人博弈的均衡解。当一种经济中还存在外部利润时 ,说明博弈尚未找到最优解 ,还可以进一步剔除严格劣战略 ,就是说非均衡的制度结构必然导致制度变迁 ,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制度结构的演变过程也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论政治权威与制度创新

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都离不开国家权力,但如果没有政治权威对国家权力的价值指引,国家权力促进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的社会作用就无法实现。国家的制度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能够积极回应社会诉求并且能有效掌控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威。国家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国家制度权威的确立,都离不开政治权威和政治权威对国家权力的主导。同时,政治权威自身的制度建设也是整个国家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与国家制度相统一、相协调。     

明清时期潮商治理制度研究——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

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明清时期的潮商商帮治理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发现,潮州地区强大的宗族文化和宗族地域化使得潮商具有宗族主义和同乡集体主义这两种信念,从而选择了一种综合血缘宗族和地缘同乡特点的商帮治理制度。此外,潮商通过宗教信仰、祠堂、庙宇和会馆组织来加强自身的文化信念,进而维持和稳定商帮治理制度的运行。     

农村五保供养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机理和过程后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促进五保供养制度运作与变迁的主导性变量。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在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上的价值取向是五保供养制度所嵌入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五保制度变迁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五保供养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变迁,五保供养制度也实现了从社区救助向国家救助的历史性转变。     

西方制度权威基础理论评析

制度权威问题是西方当代理论界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其原因在于,对制度权威问题的探讨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的核心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新制度主义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种潮流。同时,人们从诸多不同视角对制度权威问题的探讨又为当代西方制度权威理论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对西方制度权威基础理论进行分析,有助于合理地理解西方制度权威理论,推进对制度权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主体选择: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的视角及问题域

主体选择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视角,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选择的基础理论、系统构成、制度保障及运作机制等构成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选择研究问题域中的基本问题。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包括公共权力组织、公众及公共性社会中介组织。保障和巩固公共权力组织主导的、以公共性社会中介组织为主体的公众本位循环评估机制,必须加强评估主体选择的制度建设。     

制度性承诺探微

制度性承诺是指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结构、社会运作方式、制度体制、法律规章等方式向社会公众作出的客观正式承诺。制度性承诺给社会成员提供行为的明确可预期性,并从总体上规定社会基本秩序状态。制度性承诺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社会本身的特殊存在方式与交往方式决定了人们对非当面-当场承诺的信任,这种对抽象体系的信任,实质上是对抽象体系所代表的现代性制度及其承诺的信任。制度性承诺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它不否定个体性承诺,相反需要个体间承诺及其信任的补充。正是制度性承诺及其可信任性与个体性承诺及其可信任性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现实信任关系。制度性承诺本身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其作出承诺主体的非个体性,而在于作出承诺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在于这种承诺本身摆脱了个体的随意性与偶然性,具有内在的尊严与权威,从而成为社会成员行为可预期的凭借。这既是制度性承诺的内在规定性,亦是现代性社会的内在规定性。     

公民道德建设的信仰主义路径

道德、道德建设与社会、社会生活、社会历史是内在相关的,“公民”道德建设也是不能离开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共文化为基本制度特征的现代社会生活的。个人与社会、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仍将是公民道德教育和实践的理论悖论和实践难题。而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背景是制度伦理环境及制度德性的主体内在精神因素(信仰)的“双重缺失”;这一时代难题的解决,就必须进行“双重建设”——理性制度的和精神信仰的。而该文主要谈信仰主义的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困境与对策——以大连市为例

以往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体现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割裂,或关注个体行动者的个人资源、理性选择和积极行动,或强调制度安排等宏观因素的结构性制约,导致割裂的根源在于这些研究在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没有搞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大连市为例,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既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制度因素,也研究制度制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行为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社会结构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城市融入状况,同样社会结构也随其城市融入行为的发展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行为是能动的主体和社会制度二者互构的结果。     

英、德电信监管机构制度选择

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在公用事业部门纷纷建立监管机构。对此一些学者认为,监管机构的建立是政府角色从积极型向监管型转型所必须的制度要件,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模式正在形成。从英、德两国电信监管机构的选择可以发现,英、德两国电信监管制度选择的结果和过程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存在较多的差异。相似性表现在监管机构模式的选择结果和内、外两种力量影响的选择过程;差异性表现在内、外影响程度不同所导致的监管机构内部组织设计上。这种差异源于两国的公共行政传统,因此实现政策学习与传统继承之间的良好结合,对于公用事业改革的成功意义重大。     

管理过程中的权威作用机制

权威是管理的基本要素之一,权威机制是组织的平衡机制之一。权威的基础来自需求、个性、认知和信仰等相关因素。组织中的权威作用关系既有理性层面的,也有非理性层面的,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威关系和组织与个人之间的权威关系。组织管理过程中,权威机制包括:建立在个体与组织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权威机制,组织职能分工体系中的权威机制,由于目标导向、价值认同带来的追随和服从,个性力量的支配和影响,社会化生活中个人被迫服从的力量。各种权威机制的作用在现实中可能会交错、融合在一起。     

“穷人教育”制度供给模式：内生外致的对比和整合

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理论,以我国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和学生资助制度为主要分析对象,对我国的“穷人教育”制度供给模式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对比强制性供给与诱致性供给的可行性差异,并提出建构一个由政府权威外部引导与社会成员内部需求推动相结合的制度供给动力机制。     

区域多元化还是产品多元化：制度环境约束下优势企业的战略选择

将区域制度环境、企业特定优势、企业多元化战略选择置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将区域制度环境分为两种极端的类型：正式制度约束主导环境与非正式制度主导环境,分析企业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对其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区域制度环境通过对区域高级生产要素、区域内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产生作用,进而决定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基础与约束,最终对企业多元化战略选择产生影响。正式制度约束主导环境区域的优势企业,在利用区位优势与形成本身特定优势的基础上,成为业务领域的“专家”,倾向于选择区域多元化战略;而非正式制度主导环境区域的优势企业,通过构建各种当地关系网络成“本地通”来形成优势,更倾向于选择产品多元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