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是q,又/也不是q”及相关句式

本文考察“p是q,又/也不是q。“之类句式,探讨“但“类词嵌入的有关情况。文章分四个部分展开:(一)“然-否“式和“否-然“式;(二)“但“类词的嵌入;(三)两组统计分析;(四)三类复合判断。     

"宁可"类取舍句式的历时考察

"宁可"类取舍句式的演变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和现当代四个阶段.综观此四个阶段,"宁可"类取舍句式的演变主要呈现以下规律:(一)前标式"宁可"类取舍句式不断增多,而后标式"宁可"类取舍句式不断减少.(二)"宁"的语用频率最终被"宁可(愿、肯)"所超越.(三)"宁可"、"宁愿"、"宁肯"的演变过程呈现不平衡状态.(四)出现了几类固定的取舍句武.这些规律背后有其深刻的动因,即汉语韵律追求"和谐、对称"的审美要求、音步和词的双音节化、语用频率效应以及语言作为一个系统的属性特征等.     

从迪尔凯姆的《自杀论》看“实证”和“否证”方法的统一

针对两种传统观点(1)波普尔首提"否证"的方法;(2)"实证"和"否证"相互对立,本文提出了相反的观点(1)迪尔凯姆才是"否证"方法的创始人;(2)虽然"实证"和"否证"在思想层面上相互对立,但在操作层面上趋向一致.为笔者的观点提供支持证据的是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在这项经典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中,迪尔凯姆非常巧妙地把实证和否证方法结合起来,否证了自杀的心理论和自然论,证实了自杀的社会论.     

中国"3·3·3"智能量表带来的启示

中国"3·3·3"智能量表给心理测验带来了启示(一)不仅重结果而且重过程;(二)不仅重显能而且重潜能;(三)"反思"能力可以测查和训练;(四)测查同时可以训练;(五)被试既可以被人测也可以自测或测他人;(六)培训主试不重在打分而是重在解决问题.     

试论作为文学命名的"新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名称已经受到质疑:陈思和主张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严家炎主张更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文认为,应该将其名称还原为"中国新文学".用"中国新文学"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合理性":(1)"新文学"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能够为学界所接受;(2)"新文学"一词能够概括1917年以来中国文学的质的规定;(3)"新文学"一词对正在发展着的中国文学具有永久的概括力;(4)用"新文学"概括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多元的研究向度;(5)用"新文学"概括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相对的"周言性".     

当代学术中的逻辑硬伤

在当代学术批评中,人们经常讲的是传统语境中的"材料硬伤",而对于由于方法观念问题引发的"逻辑硬伤"往往置若罔闻.本文梳理了当代学术中常见的八种逻辑硬伤,即(一)"偷换概念"的"能指游戏";(二)大前提的错误;(三)"本体论的证明";(四)"三段论"学术史观;(五)变质的经验论;(六)可怕的相似律;(七)无法量化的诡辩;(八)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它们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学术在学理上的进步.     

"V1着V2"结构配价研究

本文主要讨论"V1着V2"结构的配价问题.重点分析(1)"V1着V2"结构组成部分(构件)的价数;(2)"V1着V2"结构论元整合的类型;(3)"V1着V2"结构的配位方式.     

试论"稼轩式用典"的美学意蕴

"稼轩式用典"使稼轩词获得了"格式塔质"--审美超越境界.稼轩词中大量的典故意象有明显的类型化特征,其典故人物意象的人格美主要呈两种类型,即崇高悲壮美和魏晋风度美,实质上都是稼轩主体品性美的反映和折射."稼轩式用典"对稼轩词主导美学特质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1)奠定其用典之词情感基调的作用;2)"陌生化"效果和抒情话语的多样化特性;3)对悲壮、阔大而又沉郁、蕴藉的意境具有构境作用.     

保留"矛盾",消解"悖论"--评克里普克、伯奇的"解悖方案"

"初始谎者"悖论早被中、印和希腊三个古国独立地消解了.他们发现"自涉"加"否定"产生矛盾.但是,他们并没有消灭(或压制)"仅是矛盾",这是正确的.因为,矛盾存在于语文里是正当的、合法的.赫拉克利特提出"亦此亦彼"悖论(矛盾可同世而立,矛盾句被证明为真)否证不矛盾律.欧布里德提出"强化谎者"悖论,挑战不矛盾律,迄今无公认的消解方案.整个20世纪是历史上"解悖"的第三次高潮,比前二次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研究深入得多,也广泛得多.有三个最著名的方案塔斯基的"层级"方案;克里普克为了弥补塔的缺失,提出"根基(非赋值)"方案;直至近20余年来,伯奇为了弥补克的缺失,提出"语境敏感"方案.这三大方案的共同"大缺失"是,以消灭(或压制)"仅是矛盾"来消解"矛盾被证",均是削足适履的方案.而我们向来的方案就是,既保留"仅是矛盾"于语文里,又能指出"强化谎者"悖论犯"复合命题"谬误,"矛盾被证"不能成立.这样,2000多年来的"强化谎者"悖论就被简易地消解了.     

客家方言"粄"类词与客家民俗

"板"是客家方言的特色词.在各地客家方言中,其使用有较大程度的一致性和丰富性,对外则显示出较强的排他性.本文主要从客家方言丰富多彩的"粄"类词透视客家的民俗风情.全文分四部分:一、客家方言"粄"的独特性;二、客家方言"粄"的一致性;三、客家方言"粄"的丰富性;四、"粄"与客家的民俗风情.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逻辑缺陷

本文针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提出如下八方面的批判性分析:(1)罗尔斯的正义论证未能脱离功利主义的轨迹;(2)"无知之幕"设置过厚造成与现实的隔离;(3)"中度匮乏"并非必要的正义环境要素;(4)"最大最小值"既失于谨慎又失于乐观;(5)没有认真对待责任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6)所有权缺失的基本权利不免流于形式;(7)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矛盾并未化解;(8)自由主义的普世情怀难以落实.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的若干问题

文章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亮观点,抒己见,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有的放矢地探讨了四个问题(一)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的内在含义和准确表述;(二)关于科学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需要把握的几个尺度;(三)关于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的主要依据和深层原因;(四)关于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与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关系.     

小令词牌和节奏研究——从与近体诗关系的角度展开

如何对数目庞大的小令词牌进行合理的分类?如何梳理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小令发展演变的轨迹?这历来是论词家所面临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由于小令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体诗之"变",从与绝句、律诗的关系角度来梳理小令词牌和节奏,分门别类,加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获得对小令艺术形式的新认识。为了研究的方便,可以将311种唐宋小令词牌分为五大类:(一)完全沿用近体诗体式的词牌;(二)绝句、律诗的长度稍加增减而成的词牌;(三)以五、七言句为主的词牌;(四)以三、四、六句为主的词牌;(五)以三种以上不同字数句混合而成的词牌。在完成词牌的分类和初步分析之后,进一步勾勒小令节奏从近体诗模式到词本色,从"齐"到"杂"的发展过程,分析归纳出小令节奏的七大特点,并在更加广阔的诗歌史语境中评价小令节奏的审美意义。     

殷周金文中的征战类动词

依征战的进程,可将殷周金文中的征战类动词分为"兴兵、备战"类,"攻击、追击"类,"守卫、防御"类,"战果"类四类.第一类有"反、兴、同、令(命)、遣、以、率"等词;第二类有"征、伐、搏、扑、敦、追、逐、从"等词;第三类有"戒、捍、御、戍"四词;第四类有"俘、获、擒、取、执、折、克、逖"等词.总体特点是出现的个体数量多,但除"令、以、率、征、伐、从、追、俘、获、执、折"外,其余各词的出现频率都很有限;出现时间以西周晚期最多,西周早期次之;句法功能方面表现为普遍带宾语,这与此类动词的词义有关.     

关于"一分为三"的若干思考--兼与庞朴先生商榷"中庸的形态"

一分为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普遍的规律.一分为二是一分为三的特殊表现形式.一分为三是一分为多的一般表现形式.认识应该包含着矛盾着的三个方面,即是"认识的主体-认识的中介-认识的客体".主体通过中介来认识客体."一"与"三"的关系概括为三种不同的表达形式:"一生二,二生三"式;"天人合一"或对立统一式;"一而三,三而一"式."一"与"三"可以是真实的绝对的存在,也可以是虚有的相对的存在,还可以是亦实亦虚的存在状态."一"与"三"的关系,可以是直线关系;也可以是平面的关系;还可以是立体的关系.(AA-Aa-aa)n可以作为一分为三之模式来解释事物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一分为三有着自我独具的范畴.运用一分为三,对事物的认识可以表示为"过份--中庸(适度)--不及".中庸形态有四种或六种表示方式.庞朴先生"凭借两端认识中间"的中庸四态、否定用"中间"表示中庸和用ABC分别表示三者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认识,值得商榷和修正.     

论"著(着)"语法化的南北差异

方位介词和体貌标记同音是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同音现象说明了六朝以后共同语中"V 在 N(L)"逐渐取代了"V 著(着) N(L)",汉语方言却保留了"V 著(着) N(L)"格式."著(着)"从动词到介词再到体貌标记语法化的过程存在着南北差异,这种南北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北宋北方话完成貌标记"了"的大量出现,阻止了动态动词后面的"著"字虚化为完成貌标记.     

中国共产党百年密切联系群众动力的历史考察——基于"压力-引力-内力"三位一体动力模型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需要动力支撑.本文将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动力置于"政党-国家-社会"的解释框架之中,并根据"压力-引力-内力"三位一体的动力模型,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压力、引力和内力进行历史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动力机制,勾勒其动力演化的历史轨迹.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动力模型必须实现由革命时期的"压力(外在环境)-引力(革命依靠)-内力(朴素情感)"的动力模型向长期执政条件下的"压力(内在制度)-引力(权力主体)-内力(初心使命)"动力模型的转换.     

北宋"书法四大家"的组成及排序问题考

北宋有"书法四大家"的说法,传统上称"苏黄米蔡",明代的王绂第一个提出其中的"蔡"为蔡京,后人恶其为人而易之以蔡襄;孙鍍则认为应以薛绍彭取代其中的"蔡";康有为的书论中还略有以薛代苏的意思.这是"宋四家"人员组成方面的争议.此外,对于"宋四家"谁先谁后的争议也很大.本文从(1)历代对此问题的看法,(2)"宋四家"说法的起源,(3)"蔡"是蔡襄,(4)排序依据与蔡襄居殿等四个方面探讨这个大家皆很熟悉但却很少有人做过深入研究的问题.     

"秩序"的叙事新解——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

"秩序"(order)是构成文本世界维度和文化语义场所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并因其具有直立的结构性隐喻特点而蕴含了地质学般的深刻寓意.不过,"秩序"在不同的叙事文类中所承担的功能和蕴含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学者们对叙事文本中"秩序"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并不一致.本文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从叙事学的角度,分别阐释"秩序"和"秩序"项下的时空、连接、嵌入与忽略三个层面及其意义,并且认为这种对"秩序"的新认识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更多、更深刻的叙事意义.     

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以台湾为例

本文论述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首先,考察西方公民意识的演进与内涵.其次,论述台湾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发展的三个时期的公民意识:(一)威权(刚性/柔性)统治时期的公民意识(1950年-80年代末);(二)民主转型时期的公民意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三)民主巩固时期的公民意识(20世纪90年代末迄今).从而得出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辩证发展的若干实践经验.台湾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后,所呈现的是:(一)公民社会由"二分法"朝向"三分法"的界定;(二)由宪政体制的巨大政治工程,转向社区治理的微型工程;(三)公民社会除了关心政治议题之外,也扩及文化公民权与公民美学;(四)审议式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尝试.最后,本文提出初步的结论和议题讨论,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