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晚唐时期的相权

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势力的凌侵、阶级矛盾的加剧及财政收入的困竭,唐朝中央政权以至皇权都比安史乱前大为削弱。影响唐朝封建皇权由强变弱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央政权内部宦官操纵宫廷禁军,挟持皇帝。在宦官专军干政情况下,由唐代皇帝采用多种措施分割削弱的宰相权力更形微弱,宰相的地位愈益降低,外朝宰相的主要权力已转移     

杨炎对元载中央集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唐中叶以来,藩镇势力的强大严重威胁着唐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为解决财政和军事上的危机,唐代宗和唐德宗时期分别任命元载和杨炎主政,对财赋制度和军事进行改革。财赋制度上,元载主要实行开辟税源、提高户税征收标准等方法将财权收归中央。杨炎则采用两税法来充实中央财政收入;军事上,元载主张加强中央兵力,以震慑四方。杨炎也主张分割削弱地方藩镇和节度使的兵权。元载、杨炎两人显然在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上有着共同的致思趋向,在政策实行上也有着前后继承性,尤其是杨炎"两税法"推行,更是对元载加强中央集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唐后期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柳宗元《六逆论》注译

【说明】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后人称他为“柳河东”。因他曾在柳州做过刺史(一州之长官),又有“柳柳州”的别称。他是唐代著名的法家、文学家。 他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正是唐封建王朝国势衰弱、政治腐败,朝廷的统治势力逐渐转移到代表大官僚大地主利益的宦官集团的手中,地方分裂势力的代表藩镇日益     

安史之乱时期民族关系探讨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周围的少数民族政权或部落,有的出兵助唐平乱,有的为唐军供给军粮,有的继续与唐朝保持臣属关系,对唐中央纳贡、朝拜,当然也有的乘机出兵侵扰唐朝边境。少数民族之所以会在唐王朝发生内乱时仍然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唐太宗时期建立起来的大唐帝国的声威,在安史之乱时期仍然具有很强的感召力;第二,唐对少数民族的册封,使其成了唐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在唐发生内乱时,这些少数民族把出兵助唐平乱视为自己的义务;第三,唐对少数民族一直采取羁縻、保护及优抚政策的结果;第四,唐与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结果。唐王朝正是由于得到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及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才能够迅速平定安史之乱。所以,少数民族在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稳定方面是一致的,并共同作出了贡献。     

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却有很大的随意性.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赋予的地方监察使命在许多场合是特指的,说明唐后期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察系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朝郎官本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二是出使郎官作为"制使"具有特定的权威,三是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据势力日益加强,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不过,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仍是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     

论唐代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史叛军迅即占领大河南北,以及长安和洛阳等广大地区.漕运线路的安危,时有可虞.为此,沿途藩镇对漕运进行了保障工作,使得江淮等地物资,源源不断输至中央,支援了中央的平叛战争.安史之乱以后,一定时期内,因漕运线路经由的部分区域,仍然受到叛镇的控制或威胁.所以,保障漕运线路的安全,依然是相关藩镇的重要任务.唐后期,藩镇对漕运线路保障的基本得力,有效地延续了唐王朝的统治.     

唐代的宦官与皇权——兼论中国封建社会宦官专权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以唐代为烈。宦官之权甚至凌驾皇权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宦官的肆虐蠹朽了唐王朝的生命力,成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终至灭亡的重要因素,因此探讨宦官与皇权的关系,不仅为解剖唐代社会所必需,也有助于对中国封建社会内其它朝代宦官专权原因的分析。正因如此,本文论述主要以唐朝为主,同时也兼及其它朝代的一些有关材料。     

藩镇平衡政策在唐后期的实施

安史之乱后,唐廷一直在贯彻削藩政策。无论是通过温和方式,还是通过战争方式。其基本目的都在于,力求通过以藩制藩的方式,而非废黜藩镇,重新恢复到中央直辖州郡的模式,去维护统治。此因藩镇的存在,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是唐后期中央统治地方的载体。以藩镇为载体,通过维持藩镇平衡等方式,唐廷力求控制藩镇。从而通过以藩镇为触角,实现对地方的统治。藩镇平衡政策适应了形势的需要,维持了唐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     

如何看待晚唐方镇坐大及与中央博弈问题——晚唐文学思想背景研究之一

文章主要探讨晚唐社会政治博弈整体系统中的一个侧面即方镇坐大及与中央博弈问题。晚唐方镇问题源于盛唐中唐,它由安史之乱引发但也是中央皇权主动调整统治方式的一种举措。文章把方镇坐大及与中央博弈的行为归纳为4种形式并从程度上逐一进行了分析。认为晚唐方镇问题在形式上与盛唐中唐相同但程度较轻。文中还研究了方镇之所以能够坐大及与中央博弈的原因是节度使权力（尤其军权财权和人事权）过度膨胀和少受制约。言及节度使人事权时,又重点探讨了晚唐文人与方镇及节度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学界关于晚唐方镇问题的不同观点也做了辨析。     

“犄角之师,犬牙相制”战略在唐后期南方藩镇的实施

安史之乱是盛唐向中晚唐过渡的界限,同时也是唐代制度变革的分水岭。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林立格局逐渐形成。在平叛的过程中,藩镇奋力与安史叛军作战,并因此挽救了李唐王朝。事实上,唐廷不仅在乱后重生,而且在这样一个藩镇时代长存了近一个半世纪。此因唐廷审时度势,以危机为契机,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调整和革新了相关统治手段。唐后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时期内,的确起到了挽救时弊,维护统治的作用。其中如何驾驭藩镇,使其维护中央统治的积极作用发挥出来,是唐廷中央一直努力的目标。＂犄角之师,犬牙相制＂战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即通过藩镇间的相互制衡,以求控制藩镇,维护中央统治。     

从大理寺地位的变化看唐中央统治能力的下降

大理寺是唐朝中央审判机构,在唐朝前期,由于政治清明,社会安宁,大理寺的司法职能受到皇帝及其它行政机构的重视,有效地发挥了其审判职能,为唐朝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唐朝中后期,由于皇权下降,宦官与地方节度使专权,唐朝中央对全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控制力减弱,唐朝中央审判机构大理寺的效率与地位也逐渐下降,大理寺的司法职能无法正常履行。唐朝司法秩序的紊乱,又进一步加剧了唐王朝的土崩瓦解。     

论明代著名政治家夏言

夏言是明代著名政治家,也是明代第一个被杀的内阁首辅。他在历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在政治上加强内阁权力,限制宦官势力,整顿吏治,重视人才选拔,改革科举制度;在经济上查革冒滥,节省开支,安抚百姓,查勘庄田;在军事上巩固边防,击安南收国土,议复河套以取百年功。明中期阁权以及阁权与皇权之争十分激烈,夏言遇到强有力的政治竞争对手排挤,自身骄慢又引起明世宗不满,最终造成他悲惨的结局。     

安史之乱起因新探

本文从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以及所必然产生的尖锐、复杂的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的视角,对安史之乱起因进行了新的探讨。通过对唐玄宗统治时期中枢政体内部各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和节度使势力卷入这种斗争状况的具体阐述,指出,中枢政体内部的权力斗争逐步削弱了强有力的君主专制;而节度使势力的卷入,则使这种政治斗争有可能走向军事冲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天宝年间李林甫与杨国忠之间的权力斗争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天宝后期形成了以李林甫、安禄山与杨国忠、哥舒翰为代表的从中央至地方、行政至军队的两大政治宗派,这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则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从尚书职权的变化看两汉中央集权制与外戚宦官专政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封建统一王朝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巩固和加强,无疑曾对历史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中央集权乃是皇权至上,皇权独揽一切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它的不断加强便是皇权的不断提高。而在阶级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发展中,皇权的不断提高则往往引起了内朝官的得势,外朝法定相权的被取代,正规宰相制度的被蔑弃,乃至外戚宦官专政,加剧政治混乱,动摇、瘫痪、瓦解中央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等等变化。历史事实表明,加强中央集权并非始终起着积极作用,而是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也曾起过消极作用的。本文拟从两汉内朝官尚书职权的因革,对此问题,试作剖析,略申其说。     

论明代的宦官庄田

宦官,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权阶层,弄权害政,擢发难数,尤其是“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而明代宦官除了插手军政之外,还纷纷广置田庄,役占军民。其数量之多,危害之大,又非汉、唐宦官所能比。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一明初,宦官只是“百计索取金银财物”,尚未涉及土地。     

评刘禹锡的《天论》

刘禹锡(公元七七二——八四二年),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天论》继承发挥了荀子《天论》中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向唯心论、有神论宣战的檄文。一刘禹锡生活于唐代中叶。当时,唐王朝正处在由强盛到衰落的转折之中。“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丑剧愈演愈烈。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矛盾尖锐,形成了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朝廷内宦官专权,政治非常黑暗。由于大地主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均田制”已破坏,“租庸调法”也无法实行,不得不实行“两税法”,     

明初宦官出使西域及其积极影响

明代宦官外交是明清宦官研究中的重点之一,而明初（本文主要指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宦官出使之频繁,影响之深远,非历代可比,曾构成历史上少有的“宦官外交”的局面。这一时期宦官在西域的活动虽然不多,但却有利于加强中央对西域的统治,对西域的发展和汉藏两族的联系也有积极的影响。     

"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

"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导致了北方经济的破环,影响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安史之乱"与唐后期的藩镇林立、宦官为祸、边关告急的局面有着深刻的渊源.     

西晋藩王政治研究

魏晋更替后,晋武帝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藩王,地方上出现了与西汉初郡国并行制相似的行政管理模式,藩王们又入主中央权力中枢,担任太尉,尚书令等,参与最高决策;又通过持节、都督诸军事等方式,掌控着中央﹑重要边关军镇和统兵征伐四方等军政大权,形成了西晋的藩王政治。藩王势力作为封建王朝中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在西晋统治集团中的影响和作用从来没有停止过。     

宋代皇权与三衙用将

宋代皇权具有强烈的军事底色,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三衙用将,关乎京城兵权谁属,始终是宋代君主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君主往往侧重于使用"内批"、"御笔"等直接形式,以凌驾于三省、枢密院之上。宦官等君主周围的佞幸群体,作为皇权的畸形延伸,亦时常能对用将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宋代实际的政治运作当中,三衙用将,往往是皇权、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宰相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三者相互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