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余华1980年代的创作以“愤怒”的写作显示了先锋文学的挑战性姿态,其1990年代的创作以幸存者的言说表达了虚伪的“活着”的人生关怀;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构成了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余华小说的死亡叙事及其转变

作为先锋派代表人物,余华一直都以善写暴力和死亡著称,他对于死亡的叙述不仅是他写作观的表现,更折射出余华对于生命的看法。而他的小说作品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典型的先锋派,后期则转向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向。这种不同不仅是表达方式的不同或叙述内容的不同,更深层次的来说,这是余华创作思想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小说中的死亡叙事也有了明显的差异。     

暴力与温情——试论余华的先锋小说

余华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他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小说依然是读者和文学批评家所津津乐道的对象。基于后现代话语支配下余华写作思路的起承转合,从消解人物和暴力叙述两个角度回顾了他在先锋小说创作时期对文本结构和内容的突破,并从暴力与温情的张力中彰显余华小说写作的当代魅力。     

从《活着》中的温情美看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

《活着》是余华从“极端先锋”转向“民间立场”这一新的叙事空间后的第一部小说。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对于死亡的描述已不再是冷酷、决绝,而是在死亡的氛围中融入多种情感,用一种舒缓的笔调展示苦难中人性的光芒以及温情的力量,使人们从“在苦难中寻找温情”而转变为“在温情中受难”。这也昭示了余华创作风格的极大转变以及对于“温情母题”的回归。究其风格转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自身对于新的创作道路的追求是最主要的。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余华“文革”言说的三重视界

“文革”对60年代出生的余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今后的写作方向。在余华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文革”的阴影。余华对于“文革”的言说,因其创作理念及叙述姿态的变化而呈现出先锋——民间——大众等不同的视界。     

余华小说对传统"死亡"命题的变革与承继

余华小说完全背离了传统文学对死亡意识的阐释,他调动思维的超常想象与直觉体验,开拓死亡过程及死亡来临前后的艺术空间,对死亡过程进行创意性描写,诱发对死亡的客观命运的探询以及死亡意向的捕捉与死亡艺术的美学呈现,死亡成为一次具有革新意义的本体呈现。但是,在残忍的暴戾的死亡和随意放逐生命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作家悲悯人生苦难的人道主义情怀。     

文学的呼喊及其主体性根源——以余华早期小说创作为例

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的文学都是呼喊，从文学作品的具体面貌上来说，还有不同于歌唱型、呈现型的作品，这是狭义上的呼喊的文学。中国文学史上，屈原、鲁迅、余华一脉相承，都表现出呼喊的文学面貌。余华早期先锋小说可以说是“在细雨中的呼喊”，他以呼喊的姿态走上文坛是其成长时期爱的匮乏、爱的吁求被压抑的结果，同时也是作为弱小者心理经验酝酿的结果。     

梦魇中的狂欢--论余华小说叙事中的暴力与死亡

余华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文坛以来,对暴力与死亡的叙述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而且在和读者阅读期待的冲突中体现出逐步向纵深处挺进的彻底性。这种倾向与余华的成长经历、从医生涯、阅读经验及80年代的社会环境有关。而暴力与死亡作为先锋作家借助文本寻找力量的隐喻,实是对新时期文学中人道主义精神过于泛滥和矫情的正本清源,也是对真正人文关怀的重新提倡。     

论余华笔下的“现实一种”

先锋作家余华对于现实的关注和理解，突破了常规世界对于“现实”的束缚，他赋予“现实”一种新的内涵。在80年代的创作中，他以“局外人”的视角，冷漠地对暴力和死亡进行精确的叙述，构造出“自我世界”中的现实一种；90年代创作的变化，使作家由一个“局外人”转变为现实世界的介入者，运用含而不露的幽默与温情，透过现实的险恶、苦难，从平凡人类的灾难经历和内心世界中，发现生活的坚韧。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