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兰州

左宗棠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又是洋务派首领之一。他一生中,办洋务、征讨受俄英支持的阿占柏,收复新疆失地,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镇压太平天国,陕甘回民起义,是最大的污点。他—生中,从1866年至1881年是在西北度过的。身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驻兰州期间,除残酷镇压回民起义(这个问题论者颇多,本文不再重复)、创办兰州“二局”之外,为了挽救。政治、经济危机,曾采取过一系列强硬措施,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对于这个问题,已有的论著多被忽略。本文试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初步评述。想必对研究甘肃地方史和对全面评价左宗棠,有一定意义。     

领导成分的不纯是陕甘回民起义的主要弱点

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在西北的陕西省和甘肃省(包括宁夏和青海的东部)许多回民和汉民杂居地方爆发了回民起义,当时回民能一呼百应地起来,这在根本上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民族政策所造成的。虽然回民的起义同入陕的太平军和捻军事实上互相配合,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同太平军或捻军打成一片.为了说明这一现象,胡绳同志著文写道:对此必须看一下回民起义的领导成分。起义的基本群众虽是遭受重重封建剥削的贫苦的回民劳动群众,但其领导者一般的则是回族中的上层剥削分子。例如在宁夏的大头领马化龙     

左宗棠与陕甘回民起义

左宗棠一生政治活动的高潮是在西北地区,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又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同治五年到同治十三年(1866——1874),主要内容为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第二阶段从光绪元年到光绪六年(1875——1880),主要内容是进军新疆、抵御外敌,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关于后一阶段的内容,各种文章和书籍介绍甚多。关于前一阶段的内容,似乎论述不够。正确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考察其生平事迹的各个方面。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问题进行一番历史考察。     

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一般意义上来讲,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形成了回族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空间,这也是回族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这两个基本空间基于地域性的人地关系变迁,从而最终促成了回族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化、人口行为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左宗棠的评价问题

关于左宗棠的评价问题胡滨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样，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中发迹，一跃而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权势煊赫。接着，他参与了镇压捻军的活动，并进兵陕甘，扑灭西北的回民起义。后来，他...     

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异——东干与中国民间故事之比较

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东干族,是130年前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于1877年迁居中亚的华人后裔,现已发展到10万余人。他们从中国带去了许多民间故事,在口传过程中,也发生了某些变异。此处选取有代表性的三个民间故事及其异文加以比较研究,以揭示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异。     

清初西北回民大起义史实考略

顺治初年,由于不堪忍受满清封建统治者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对于起义,各史书记载不同,莫衷一是。为此,笔者作丁一些初步的考证,以辨别真谬并求正于史学界。     

清咸同年间回民起义评论

<正> 一、这次起义对清廷打击的沉重 下列“清军镇压农民大起义军费奏销数总计表”对我们了解咸同年间回民起义给予清朝廷的打击很重要。 从表上可以看出,清朝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支出的军费占支出总数的28.2％,镇压西南各族部分的占18.6％,合起来为46.8％,超过了用于太平天国的40.4％。西南部分中包括镇压苗族、彝族的广西北部分还包括新疆的维吾尔,     

国内五十年来的回民起义研究述评

本文对建国50年来的回民起义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在新时期加强回民起义研究的几点建议.     

1932—1933年间的桂北瑶民起义

1932年10月至1933年4月,广西瑶族人民发动了一次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范围波及桂北、湘南的十七个县。起义瑶民“人数在六万以上”。这次起义,“使(国民党)政府深感应付之困难”;“地方官吏团绅土劣等莫不仓皇失色,不知所措。”连桂林城内也“到处风声鹤唳,异常惊恐。”(《兴、全、灌、龙各县瑶变与剿抚经过》伪广西第七军年刊,以下简称《剿抚经过》)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广西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清代陕西渭南县回民村落与人口分布的特征和变迁

同治以前陕西渭南县回民村落与人口的分布呈现出数量多、分布广、分布集中的特点。这是渭南回民来源、回民生产、生活习惯和回汉民族关系长期历史作用的结果。但同治年间陕西回民大起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渭南回民的分布格局。并给回民生活环境与当地自然环境以极大的破坏作用。     

杜文秀是云南回民起义的杰出领袖

现实生活中有错案、冤案,在历史人物身上何尝就没有?我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上,对杜文秀的评价就是一例。杜文秀是1856—1873年云南回民起义的杰出领袖。他领导的这次大起义,几乎为解放以来发表的所有近代史著作所肯定,但他本人,却没有得到史学界的正确评价,以致在这些著作中,或者只讲云南回民起义不讲杜文秀,或者尽管提不出确切可靠的史料,却武断地给他戴上一顶“叛徒”的帽子,定了一个“卖国”的罪状。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是可     

平地瑶出现的历史背景与称谓及时间考略

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激烈,地方上的起义战争不断,新旧战争,创伤未复,瑶族人民生活更加艰难困苦,被迫起义反抗,起义被镇压,部分瑶民为了生存被迫受招抚,接受封建王朝编籍入户册管理,迁下山定居平地而谓之平地瑶;一部分瑶民,择居仁里,定居平地,创基立业,逐步加入封建政府户籍,封建王朝认为这部分瑶民安分厚道,称之为“良瑶”、“粮瑶”、“抚瑶”、“平地瑶”。     

生态与社会失衡:近代甘肃回民起义探析

近代甘肃发生多次回民起义,研究这一问题,必须立足于生态史和社会史,从生态环境严酷与人地关系紧张,回族社会地位的缺失,民族间的隔阂及统治者错误的民族政策等方面进行探讨。     

怎样评价方国珍

元末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以蒙古貴族为主的,与汉族地主、色目上层联合的元朝统治,推动了明朝經济的发展,在历史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农民起义的大的浪潮卷起于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等領导的紅巾軍起义,而方国珍起义却在至正八年(1348),比大浪潮的卷起还要早三年,所以他在元末大起义中要占一定地位,莫怪过去的史家和近人不少人对他有所論断,但是他們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我想对这問     

陕西省召开纪念陕西回民起义130周年学术讨论会

1992年9月19日在西北大学召开了由陕西省历史学学会主办的纪念陕西回民起义130周年学术讨论会。来自陕西省内高等院校、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单位的从事陕西回民起义史研究的回汉专家、学者共40人参加了这次学术讨论会。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彭树智教授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们就起义的准确时间、起义的原因、起义的性质、起义军的策略、与云南     

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对伊克昭盟人口的影响

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直接导致了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人口减少。伊克昭盟作为清廷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主要战场,战事持续十余年,人口损失十分严重,伊克昭盟蒙古人在战争中伤亡,或躲避战乱背井离乡,导致伊克昭盟的人口大幅度下降。直到新中国成立,伊克昭盟人口(蒙古族)也未能恢复到西北回民起义前的规模。此外,此次起义改变了各旗人口的分布格局和人口密度,中断了移民在伊克昭盟地区的发展。我们应切记这次起义的教训,拥护民族团结,使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这个大家庭里和睦相处,和谐发展。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所见晚清开明士人的近代化观

黄遵宪(1848～1905)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急烈的政治变局。他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备极屈辱的历史,也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苗民起义、回民起义、义和团运动等反复抗争的历史。黄遵宪作为为数不多的亲历在列强侵华背景下多次政治风暴,又以外交官身份亲身实地感受到先进国家政治文化气象的开明知识分子,他对于近代化的认识与主张,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自序》中写道,“奉使随槎”,“居东二年”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专心“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日本杂事诗》…     

应当肯定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阎锡山是辛亥革命在山西的重要参与者及领导者。在过去的一些论著中,对他在其中的作用多持否定态度。本文对比有不同看法。一有人认为阎锡山当初加入同盟会的“动机就严重的不纯”,他一贯“伪装”、“善变”,是在“进行政治投机活动”。所持的主要论据是:其一,阎锡山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就十分推崇日本军国主义,并和后来成为侵华战犯的冈村宁茨、土肥原贤二等人“过从甚密”;其二,阎锡山从日本回国后和山西的立宪派首领、山西省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关系密切,又同其妻叔徐一清十分接近。是梁、徐二人常“在丁巡抚面前,替他吹嘘”,他才“颇得丁抚以下当局的信任”,步步高升,很快当上了二标标统;其三,太原起义中阎锡山见黄国梁的一标攻占抚署并击毙陆钟琦,革命党人占了上风,起义成功已成定局时,他才赶紧行动起来,因此是“首鼠两端”,“见风使舵”。总之,阎锡山在山西辛亥革命中表现拙劣,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     

试论张謇从立宪到共和的转变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代表张謇,在武昌起义前一贯主张立宪,在武昌起义后转为拥护共和,其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影响都是相当深刻的。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张謇从立宪到共和的转变,却简单从事地一骂到底,什么“欺骗”、“伪装”、“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等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对此需要深入进行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