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城市人口和产业增长的非中心化研究

一、国内外关于大城市空间增长的研究二战以前,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大量的农村人口纷纷向城市集聚,形成了一些人口密集,结构单一.规模超过50万,100万,乃至逾千万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迅速向外膨胀,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郊区城市化,人口和产业迅速向外扩散.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再分布出现逆向,人口和就业由中心城市向郊区、小城镇、甚至更远的农村地区转移,称之为逆城市化.无论是郊区化还是逆城市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城市外围区域的增长快于中心城区,所以统称为非中心化过程.     

1980年代以来北京市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分布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城市化步伐加快。人口分布变化的特点是从居住地看,城市中心区人口减少、人口分布趋向于均等化;外围区人口迅速增长、地域人口密度差别很大;郊区人口缓慢增长。人口分布向单极集中。从工作地看,从业人口继续向城区,特别是市中心区集中,但城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减少,第三产业人员增加,且比例在提高。由昼夜人口算得,中心区的昼夜人口比提高,外围区的昼夜人口比减少。以上变化说明,北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在城市地域扩大的同时,中心区的中心地功能也在加强,各地域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明晰。     

近20年来广州市人口分布时空间差异及原因分析

利用第三、四和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采用数学模型对近 2 0年来广州市人口分布的变化特点进行探讨。分析得出 :广州市人口增长较前 1 0年变缓 ,人口增长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城市中心的周边地区人口增长迅速 ,中心城区总体上人口减少 ;广州人口分布趋向规则化 ,均衡化 ,人口密度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趋势变化 ,同时郊区化现象比较明显等。并对广州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分布随城市规模和时空间变化特点进行了模型归纳     

汉城城市发展的人口轨迹及对上海的启示

上海核心城区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一位,由此带来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成为阻碍上海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汉城与上海同是亚洲城市,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历程和产业结构方面都非常相似。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汉城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人口也随之迅猛上升,上海面临的经济瓶颈也正是汉城曾经或者现在正面临的问题。本文深入研究了汉城政府在面临相似经济增长瓶颈时,为抑制人口增长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包括迁都、限制中心地区工业发展、建造新城等,对其政策动机和效果进行相应的分析评价,并比较分析了汉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借鉴其经验教训来解决上海中心城区拥挤问题,认为适当减少上海中心城区人口会有利于上海经济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策略,以实现上海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关于逆城市化的思考

一般认为,逆城市化就是人口和就业从主要城市向中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扩散过程,70年代初期,在美国首先观察到这一过程。后来,发观英国和另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也在经历这一过程。许多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最明显的表现是:大城市人口明显减少,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外乃至更外围的乡村地区迁移,城市化区域扩大,中小城镇发展迅速,乡村人口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持续减少以后,出现回升,甚至出现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绝对下降。①一些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一种消极现     

国际大都市人口发展战略对中国的启示——以广州市为例

新加坡、伦敦、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城市在应对人口发展引发的各种问题时,综合考虑了本国的产业转型、资源现状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多方面因素,依据各自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人口发展战略。建设人才高地,适应产业调整;通过产业转移,引导人口迁移;充分利用资源,均衡人口分布;完善公共服务,支持人口发展;建设中心城区,保持适度人口是这些城市给中国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制定带来的启示。     

人口空间分布转变态势与发展战略研究——以杭州为例

本文以杭州市为例,为大城市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战略研究提供了一个实际案例。研究表明,杭州市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正处于"三并存三为主"的集中型城市化阶段,即集中与分散并存,以集中为主;城区人口再分布和郊区人口城市化因素成长并存,以城区人口再分布为主;发达地区人口增长与欠发地区人口缩减并存,以发达地区人口增长为主。新城区大规模迁入、近郊县市小规模迁入、远郊县市小规模迁出,外围部分地区人口成缩减态势。全市将在21世纪3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化成熟阶段。当前,正处于城镇人口比重大幅度提升的高潮期。建议杭州市实施"两降一升"方针,重点开发"三区两市",分三大阶段推进人口空间分布转变。     

搞好均等化服务 促进社会和谐

陕西省西安市是国务院《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的核心城市,其定位是国际化大都市,这就要求西安城区人口达到1000万。2010年西安市流动人口总量100多万,城区人口532万,据预测,至2020年除人口自增外西安还将吸纳250万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人口流向出现新变化。监测数据显示: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3年以上,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和在流入地长期居留趋势明显,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观念更新,与过去仅仅是权宜之计有了不一样的心态,已     

我国特大城市的功能布局与人口疏解研究——以北京为例

特大城市功能准确定位被认为是破解"城市病"的一项良策。以北京为例,从城市功能结构入手,在分析其城市功能及结构演变的基础上,探究特大城市功能布局在疏解人口规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可行性,为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缓解城市病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十年间北京政治功能较为稳定,经济功能明显增强,文化科技功能有所减弱。北京各区县实际发展不符合城市内部主体功能规划、政府投入偏差等原因加重了城市功能调控人口规模难度,因此,应该促使城市发展与其功能定位相符,减少核心功能区在经济功能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尊重市场机制对人口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样才有利于缓解特大城市的"城市病",达到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目标。     

人口分布、增长极与世界级城市群孵化——基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较

基于城市群理论的演变过程,文章从空间视角出发,利用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城市群人口发展的协调问题,讨论了典型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路径对新兴城市群孵化的借鉴价值.在明确区分城市群“核心区域”和“核心城区”概念的基础上,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等方法,对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规模、分布、结构以及产业空间协作状况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典型世界级城市群的孵化过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核心城区人口占比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人口空间分布存在由单核向多极转变的趋势;人口空间结构兼具聚集和分散的双重特性;核心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城市群的空间协作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郊区化研究——兼与北京、上海的比较

利用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广州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广州一直处于城市化和郊区化并存的阶段,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使都市区的总人口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从1990年代起中心城区的人口出现较明显的郊区化现象。但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人口郊区化进程显得较为迟缓,其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的限制、行政区划的制约和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影响。     

中国人口经纬向分布及人口中心动态分析

本文试图对人口分布与再分布问题作一些实证性和方法论探索。在给出中国人口经纬向分布之后,引入人口(中位)中心指标,用以刻划人口分布状况和再分布过程,并探讨人口中心分析在中观和微观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人口再分布新形势及其社会经济效应研究——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与人口分布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区域经济迅速增长,产业结构急剧变动,人口空间格局出现了深刻的调整。总体上,区域人口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空间格局向"多中心聚集"方向发展。在省际迁移中,广东一枝独秀的局面开始改变,人口迁移重心已由珠三角转移到长三角及其他地区,但东部地区仍然是最重要的人口承载区,同时人口在中、西部部分区域的回归正在加速。在此期间,人口迁移原因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因素逐渐增强,迁移流向更为复杂。因此,必须高瞻远瞩、统筹兼顾地对人口再分布进行合理的引导,使其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上海人口城市化和再分布发展态势

本文主要通过对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指出城市人口郊区化与农村人口城市化共同加快推进,是上海人口再分布的主旋律;上海人口城市化仍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和非农化水平;外来人口对上海人口城市化和再分布有着重要影响;人口城市化和再分布实质上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重构过程。     

我国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兼论齐普夫定律检验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而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全面测算我国省级区域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首位度，分析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的聚集程度和区域城市规模分布基尼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省域城市体系中人口与经济首位城市绝大部分为省会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结构失常。经济过度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经济承载能力不高，经济聚拢效应较弱。当前，从城市规模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未出现高集聚城市人口规模，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较高的集聚水平。我国区域之间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水平不尽相同，一些区域经济集聚水平整体较高，而人口集聚水平较低。从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区域经济高位序大城市发育不突出，区域人口低位序中小城市发育不健全。我国绝大部分省级空间单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符合齐普夫指数的幂律分布，但是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的齐普夫指数差异较大，整体上人口规模齐普夫指数大于经济规模齐普夫指数。     

来稿摘编

对城区人口严格控制 对流动人口实行疏导 严格控制城区人口是一条正确反映城区人口发展规律的方针。可是,人们对这方针还不甚了解,突出的表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认识这一方针存在的客观性,认为现在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初期,城市人口还有一个大发展的过程,提“严格控制”,势必要大大限制城市人口的发展。另一种是对这一方针的含义不理解,认为“严格控制”,就是要把城市人口的数量控制在现在已经达到的数字上不再有所增加,甚至有所减少。据此,我们要积极宣传这一方针存在的客观性和内涵。     

沈阳市城区人口流动状况探析

<正> 认识和掌握都市城区(城市建成区,不包括郊区和辖县,下同)人口流动的特点和规律,对于城市建设的布局、生活文化设施的配置、客运交通的规划、市政服务和管理都是非常必要的。沈阳市城区人口流动概况沈阳是辽宁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城市规模仅排在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之后,居全国大城市中的第四位。城区面积为164平方公里,1984年年末人口达277.4万人,人口密度1.7万人/平方公里,在仅占全市1.9%的土地上,却生活着全市52.7的人口。城区共有道路2,538条,总长度979公里,面积为885万平方米。每天街上来往的行人熙熙攘攘,通过的路线纵横交     

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届人口与发展论坛综述

朝阳区是北京市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城区,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区。进入新时期以来,朝阳区的人口发展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人口规模大,全区人口总量已达到439．5万人;二是人口增长快,朝阳区的户籍人口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维持在0．8左右,但是,随着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到来、随父人户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心城区人口的迁移、流动人口的迁人,朝阳区人口出现一个机械增长小高峰;三是人口构成多元化特征显著。城市人口、农村人口、流动人口、外籍人员等问题相互交织等现象,给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这种复杂多元的人口发展状况,朝阳区出现了三个“不相适应”：     

发展中国家中心城市人口问题

世界城市化进程正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就增长规模而言,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特别是首都区人口的上升要比发达国家快得多。据有关统计,1950—1975年间,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增加了1.8倍,净增106座,其中,发展中国家就占63座。据联合国预测,1985年世界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将增加到273个,其中发展中国家拥有147个。本文拟以39个发展中国家为例,对其中心城市的发展作一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一、中心城市的迅速发展 中心城市是一个国家人力、财力和经济活动的集中地,也是交通运输、科学文化和行政管理的核心。本文所讲的39个中心城市绝大多数是指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及其所在地区(详见     

中国大城市区人口增长的非中心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一、概述 二战以前,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战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郊区城市化。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和就业由中心城市向郊区、小城镇、甚至更远的农村地区转移,称之为逆城市化。无论是郊区化还是逆城市化过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城市外围部分的人口增长相对地或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