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的思想情感指向

在思想情感指向上,中晚唐咏史诗多是深刻警醒的规讽与批判,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同时,随着文人由辞赋型到知识型人格范式的转换,中晚唐咏史诗能够以思辨的眼光,反思政治、历史问题,推翻前案,具有很强的理性精神.另外,在时代环境、氛围,特别是佛禅"空"性思想影响下,又弥漫着浓烈的伤悼之情,表现出历史虚无主义和个体生命哲理意识.     

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繁盛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晚唐咏史诗的繁盛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中历史内容的强化、统治者注重经史的尚学意识及其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使中晚唐的文人不得不注重以经史为核心的历史性知识的学习,这样,遂使重史尚学之风兴起.在人格范式上,文人自然也就由初盛唐的辞赋型才子转换为学者型、知识型的士人,以历史学识相标尚,形成了普遍的咏史社会风尚.     

唐宋咏史诗的文化新变

咏史诗在唐代全面成熟,在宋代进一步拓展、深化,成就非凡,营造了强大的文化气场。唐宋时期,咏史诗出现了文化新变,晚唐实现雅俗分野,南宋完成雅俗交融,这种内在创化构成其与讲史、历史小说等通俗文学互动的文化基础。     

论王安石的咏史诗

王安石作为政治家,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其咏史诗有着独特的面目。尤其一些咏史诗立意翻新,以深邃的历史忧患意识见胜,体现其进步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艺术上,王诗以议论深刻精警见长,既拓展了咏史诗的思想空间,又发展了咏史诗的抒情方式,形成“史论诗体”的形式,体现了宋诗“以议论为诗”的特征。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侠义文化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侠义文化有着锄强扶弱、周穷济困与揭竿起义等较为丰富的内容或展开方式。作为千百年来民族集体无意识积淀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学传统,它内在地渗透到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中,并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及改造。对革命历史小说来说,侠义文化的书写有着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不但适度消解了阶级话语,超越了阶级话语的历史局限,而且对革命英雄人物进行了文化还原,增强了其艺术生命力,促进了大批亚文化文学叙事文本的涌现,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创作形态或格局。     

论中晚唐爱情诗的兴盛

爱情诗的兴盛是中晚唐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中晚唐士人“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时代精神 ;由盛唐诗气势雄浑、境界阔大到中晚唐诗意绪细赋、境界狭小的审美趣味的变迁 ;中晚唐“崇侈游宴”的社会风气促使爱情意识的产生 ,是这一文学现象背后形成的原因     

既依附又背离的二重文化取向--论奈保尔对英国文化的选择策略

奈保尔移民英国之后面临的文化选择为我们研究移民文化身份提供了生动个案,他对待英国文化采取了依附与背离并行的二重文化选择取向,依附与背离形成一对共时性的矛盾。一方面,奈保尔家族的移民事实注定了他文化身份的“养子”命运,在特立尼达他接受英国殖民教育,说英语,在伦敦他研读英国文学,用英语写作,并定居那里,形成客观的依附倾向,这样英国文化成为他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文化场;另一方面,奈保尔天然的印度裔种族身份、不可变更的殖民地移民身份、家族文化遗传、印度文化的潜在影响等又让他时时感到文化上的水土不服与排异反应,并对宗主国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形成了背离的趋势。     

试论张爱玲的依附意识和个体意识

本文结合张爱玲的经历认为其创作是潜藏于她内心的强烈的依附意识的表露 ,以及依附无着后所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奋争不止的个体意识     

论汉魏六朝咏史诗的演变

咏史诗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 ,即诗人的主观情志和客观的历史事件或人物 ,两者的关系构成咏史诗的核心。汉魏六朝的咏史诗走向成熟的阶段 ,题材、主题丰富 ,咏史体例完善 ,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对唐及以后产生巨大的影响     

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角度

本文通过对新历史小说与以往历史小说的比较,在对大量作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个人化、普通化的叙事角度是新历史小说诸种“特征”产生的根本原因,并认为新历史小说接近历史的方式,更切近文学本体的内在意味     

论李觏的咏史诗

李觏的咏史诗,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渗透了诗人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其旨在康国济民,为北宋统治者提供殷鉴。     

刘禹锡咏史诗在大和初的影响--兼论中晚唐诗歌学人气渐显之趋向

大和元年左右，刘禹锡终于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贬谪生活，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他固然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满足与欣慰，但政治热情已下降，而将其旺盛的生命力更多地转入到诗歌创作中。不同于韩孟尚怪与元白尚俗，诗人以学者的识力与诗家的豪情在咏史怀古之作中开掘出新的诗境，再次登上诗坛最高点。这既是诗家才力使然，又是长庆之后诗风转变的反映。在贞元、元和相对稳定的三、四十年里，进士科出身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有了全面发展与提升，学者型官员增多，士人崇尚才情的价值观念不断融入史学成分，尚学重识在士人的评价体系中越发突出，史学在士人知识结构中分量加重。刘禹锡咏史让白居易折服，并以此类作品转变仕途命运，即与这一学术背景关系甚大。具体解析刘禹锡《西塞山》、《金陵五题》这类作品发表与被接受的过程，可说明刘禹锡重返诗坛中心的原因以及中晚唐诗风之变的具体过程。     

“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生的日本因素

日本近现代历史小说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意识与观念发展的结果,“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的定义与区分,影响到鲁迅和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对历史小说的理解,他们分别创作出“新编体”历史小说和纯主观的“历史的小说”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开创了两种模式。     

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情——论唐代咏史诗的悲悯情怀

有唐一代,悲悯情怀始终是咏史诗的抒情母题之一。唐代咏史诗抒发悲悯情怀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感叹人世之无常和放唱灵魂流离之悲歌。其中,前者重在从宏观的宇宙永恒、人生有限的角度关注现世人生,后者重在从微观的历史人物不幸遭遇的个案中抒情。唐代咏史诗由此体现出的对人终极命运关怀的精神具有了超越文学自身表现范畴的倾向。     

论陶渊明咏史诗的新变

陶渊明对于咏史诗主题、思想、体式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首先,陶渊明结合自身的思想和生活实际,在咏史诗中大量歌咏"隐士"和"贫士",为后世树立了写作典范。其次,通过咏史诗的创作,挖掘和拓展了士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内涵,进一步推动了由"立功"向"立名"的转变。最后,他完善了咏史组诗的篇法和章法结构,为后世的咏史组诗发展奠定了基础。     

英雄的消隐--论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嬗变

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是不同时期产生在新中国文坛的不同小说形态。它们体现着各自的时代精神。本文对比研究了以民国时期为题材的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 ,以人物形象的嬗变为切入点 ,从意义与行动、价值诉求与性格塑造、出身与性等三个维面对二者作一对比考察 ,分析了随着时代变迁 ,小说中人物行动由充满意义走向无意义 ,价值取向由集体转向个人 ,对肉体态度由神话到亵渎的演变。指出了作品风貌与时代精神的天然契合 ,小说人物成为时代精神的镜象。     

试比较杜牧与李商隐的咏史诗

本文从创作意识、表现手法等几个方面对杜牧与李商隐的咏史诗创作进行了分析比较。     

论中晚唐诗趋俗化的审美流变

本文从中晚唐政治、经济、文化切入 ,探讨了唐诗的渐变过程 ,以当时的审美心理构成、审美意象、审美趣尚为核心 ,论述了中晚唐诗歌趋俗化的审美流变 ,并指出其对后世文学转型的深刻影响     

论当代历史小说的发生

当代历史小说发生于20 世纪60 年代,此前近十年它并不受欢迎,其发生得益于文艺政策的调整。处于发生期的当代历史小说所表现的对现实生活的兴趣也因作者的思想被体制化程度的不同而产生分野。由于作者更倾向于表现兴趣、倾吐心声,此时期的历史小说在审美形态上表现得过于直白,体现出评论性的特征。     

历史魅影深处的文化诉说——评潘小平《翁同龢》兼论历史小说的写作

优秀的历史小说家总是能以现代意识烛照传统文化和历史情境,能在作家意识与史家意识间找寻到和谐的叙事节点.安徽作家潘小平的<翁同龢>就是近年来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一部历史小说佳作.作家以文化观照与反思为本位,由翁同雠这一历史人物发掘出了晚清社会纷繁复杂的历史情感、文化生态与人生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