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僧官制度

金朝立国后,逐渐建立起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僧务,设置都僧录、都僧录判官、都纲等职专司管理。寺院也建立起包括住持、监寺、首座等在内的僧职体系,并确立了作为一寺之主的住持的多种选差途径。僧官制度对保证金代佛教的健康发展,保证国家对佛教僧团的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佛教目录学家释僧祐及其《出三藏记集》

僧祐是我国南朝时期的律学高僧,他精通萨婆多部的《十诵律》,以研究、讲习律学著名于齐梁,受到当时朝野的崇敬。僧祐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研讲戒律、修缮寺院、度僧人、塑佛像、建立经藏等。然而,真正奠定僧祐在中国佛教史、学术史上地位的则是其编撰的《出三藏记集》。该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保存完整的佛教目录,录中著录了大量珍贵的佛经、经序、高僧传记,时至今日仍然是僧俗各界研究、学习佛学的重要工具书。从目录学的角度而言,该录在著录内容、著录体例、分类方法上都有很明显的发展和创新,是我国目录学宝库中一部承前启后的力作。     

在人境中追求孤独和寂寞——论王维诗歌的禅意

<正>盛唐诗人王维出生在一个佛教气氛很浓的家庭。其母崔氏持戒安禅三十余年,是一个颇有修养的佛教徒。在母亲的熏陶下,他和弟弟王缙“俱奉佛,居常蔬菜,不茹荤血”,二十几岁就已受教于名僧。《旧唐书·王维传》说他“妻亡不再娶,三十余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王维丧妻时当三十岁左右,那时他就已被佛教浸润身心。从他写的《赞佛文》、《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绣如意轮像赞》等诗文也可以看出,他深谙禅宗教义,对佛学有很高造诣。     

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

明代中期以后,实行鬻牒度僧。景泰、天顺年间,是鬻牒度僧初行时期;成化至正德年间,是鬻牒度僧基本确立时期。嘉靖以后,是鬻牒度僧普遍推行时期。户部及督抚等官是鬻牒度僧的主要倡议和推动者,礼部及僧录司等官开始多反对鬻牒,至正德以后也转而同意,而皇帝则可分为拒绝型、摇摆型、坚持型三类。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对巩固国防、保障百姓生活有一定积极意义;大量鬻牒度僧,使僧团冗滥混杂,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也起了阻碍作用;它与试度共同造就了明朝庞大的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的繁盛;大量鬻牒度僧,导致僧众素质低下,佛学进一步衰微。对于明代社会来说,鬻牒度僧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对于佛教来说,其消极作用更大。     

后周世宗文明限佛析论

后周世宗限佛是“三武一宗之厄”中最为温和、文明、理性的一次。其限制整肃措施既严厉又有序、周全、斯文。对无寺院的地方还批给赐额增设寺院。实行“学而优则僧”。建寺赐额、剃僧度牒、出家试经成为限制驾驭佛教的三条羁縻。对和佛道二教有关的愚昧野蛮迷信巫术狂热行仪都予以禁止。既销毁多余的铜佛像 ,又废止官府的铜鱼符以铸钱 ,合理配置铜资源 ,妥善处理停废的寺院。文明限佛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更富有经验 ,没有鼓动者 ,佛教已基本中国化 ,寺庵僧尼已不太多。     

明代佛门教行杰望——律宗

明代前期,由于专制统治的空前强化,特别是由于大张旗鼓地归并全国寺院,三分天下僧人,严控度牒发放,限制僧伽数量,颁行《周知板册》、《寺院名册》、《申明佛教榜册》、《榜示僧教条例》等一系列严酷程度为历代闻所未闻之掌控佛教事务的规章制度,使得律宗本身的法系传承,几至无闻.嘉靖一朝,佞道黜佛的明世宗朱厚熄在毁寺焚像、裁汰禁革僧人、强制尼众还俗、停止开度僧童的同时,又先后三次下诏禁开南北戒坛,残酷镇压设坛传戒之主从僧众.如来付法之家业,遭此重创,无异雪上加霜,慧命如九鼎一丝.直至朱氏之家天下内忧外患、大厦将倾之时,方因古心如馨、三昧寂光师徒前后出兴,励力弘扬,才呈再度振兴之势.     

在人境中追求弧独和寂寞：论王维诗歌的禅意

盛唐诗人王维出生在一个佛教气氛很浓的家庭。其母崔氏持戒安禅三十余年,是一个颇有修养的佛教徒。在母亲的熏陶下,他和弟弟王缙“俱奉佛,居常蔬菜,不茹荤血”,二十几岁就已受教于名僧。《旧唐书·王维传》说他“妻亡不再娶,三十余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王维丧妻时当三十岁左右,那时他就已被佛教浸润身心。从他写的《赞佛文》、《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绣如意轮像赞》等诗文也可以看出,他深谙禅宗教义,对佛学有很高造诣。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集中体现了曹雪芹对于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的理解与体悟。“一僧一道”在太虚幻境与尘世之间示现的形象变幻,旨在告诫世人要破除对脏与洁、丑与美的执着;“一僧一道”同时登场,折射了中国文化史上佛、道二教融合互补的文化态势;“一僧一道”之使命乃是对红楼诸人物的度化指引。     

禅与中国山水画艺

佛教东传,便与中国的绘画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寺院佛画的绘制,早在三国时便已滥觞。孙吴时的曹不兴,也许是史传较早的佛画作家。当时僧人康居会携佛像入吴,不兴则加模写,惜乎其作已佚。讫乎东晋载逵,不啻本人信奉佛教,尤善雕塑与绘制佛像,他在瓦棺寺所塑的《五世佛》与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像》,以及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被时人称为“三绝”。萧梁时名画家张僧繇的佛教壁画被时人奉为佛画样式,有“张家祥”之称。李唐时期吴道子笔下的佛画。     

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寺学教育与佛教传播

三界寺是敦煌晚唐五代时的寺院之一。有关学士郎的相关记载反映了三界寺开办有寺学,教授儒家经典,弥补了当时官学教育贵族化的不足。五代时期,三界寺道真和尚在担任观音院主、法律、僧正、僧录期间,收集各寺古坏经文,并向朝廷和施主乞经,为俗家弟子授戒,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为敦煌地区佛教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朱元璋与佛教

朱元璋青年时代在皇觉寺当过和尚,做了皇帝之后,虽然对自己早年的经历有所忌讳,但对佛教仍有崇敬之情。他曾经下诏征集东南的戒德名僧,在南京蒋山大开法会,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向佛菩萨顶礼膜拜。他在提倡儒家思想的同时,还下诏令天下僧并读《楞伽经》,使其与《金刚经》、《心经》一起,作为化导群生、进行思想统治的重要武器。他虽然强调要对“造愆而犯宪”的和尚予以惩罚,但对严格遵守佛教戒规的大德高僧却表示尊     

论日僧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日僧空海曾随第１７次遣唐使团留学长安,广泛涉猎密宗佛学、中国文学、文字学和书法等学科。回国后,他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即“东密”,历久昌盛不衰。空海长于草书,并为创造日本文字平假名作出过贡献。他还尊奉孔子“有教无类”学说,创办了日本首家公学。他所著《篆隶字书》,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辞书。其诗论《文镜秘府论》,推动了日本汉诗的创作;诗词文赋集《遍照金刚性灵集》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巨大作用     

试述梁武帝力促佛教僧制的中国化

试述梁武帝力促佛教僧制的中国化□欧阳镇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时而极盛。据道世《法苑珠林》载，南朝宋时有寺１９１３所，僧尼３６００人，齐时有寺２０１５所，僧尼３２５００人，梁时有寺２８４６所，僧尼８２７００人，陈时有寺１２３２...     

明太祖与儒佛道三教

明太祖朱元璋对儒、佛、道三教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是构成他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图通过勾勒明太祖与儒佛道三教之关系,对他的思想体系作一深入的研究。元末至正十八年(1358),还是战争频仍时期,明太祖就开始对儒家学说悉心注意。就在这一年,他征辟著名儒士范祖斡、叶仪到自己的幕下。当时范祖斡持《大学》一书向他进见。太祖就问他“治道何先”,范答道:“不出乎此书。”明太祖就让祖斡剖析《大学》治     

明代佛门教行杰望--贤首宗

明代前期,由于专制统治的空前强化,特别是由于大张旗鼓地归并全国寺院,三分天下僧人,严控度牒发放,限制僧伽数量,颁行《周知板册》、《寺院名册》、《申明佛教榜册》、《榜示僧教条例》等一系列严酷程度为历代闻所未闻之掌控佛教事务的规章制度,致使贤首宗于罹遭元末兵革蹂躏之余,复蒙雪上之霜。但是,醉心圆顿法门、深入华严三昧之高僧,随处建立华严道场或兼弘贤首宗旨之硕德,并未因专制统治的空前强化而绝迹。至万历年间,以克振家声、光前启后为己重任的雪浪洪恩大师,尽扫训诂俗习以及胶守古注不敢旁视、如生盲依杖一步难舍之陋,独演经文,直探佛意,拈示言外之旨,恒教学人以理观为入门;每次登座开讲,日盈万指。法席之盛,独步江南。终于启贤首宗百代之衰,光流后世。     

周敦颐与佛教关系研究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固然有承"孔孟之教",依《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而"说以寄意""默契道妙"之意;然而结合两宋儒释道三教相互融摄的历史背景,通过对他与僧寿涯、黄龙慧南、祖心、佛印了元、东林常总等佛僧交往的相关分析,可以推出,禅僧的点化与启发亦是周敦颐理学思想最终形成必不可缺的,其《太极图说》就是初受之于寿涯禅师,在东林常总佛理启发下最终完成的。     

释道安弥勒信仰活动之考析

东晋时名僧释道安是中土弥勒信仰的首倡者,在佛教信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僧传记中有关其弥勒信仰活动的记载却杂而不详,引起一些争议。本文通过考察《高僧传》和《名僧传抄》所记之弥勒信仰事件指出,道安接受结珠弥勒像的时间是在檀溪寺建成之后;在襄阳和长安时期他都曾举行立誓愿生兜率活动;最终,道安在圆寂前通过浴僧而感应兜率,如愿以偿。从信仰演变过程来看,道安很可能在到达襄阳前就已产生弥勒信仰,随着对般若学研究的深入他对弥勒的崇敬之情变得愈加强烈。     

苏轼事佛简论

宋代士大夫学佛最有特色者,当推苏轼。苏轼学佛有三点为他人所不及。其一是广。苏轼学佛,渗透面最广。在政治思想上,他吸取了佛教教义;在文学创作上,他流露出浓郁的佛家气息;在社会关系上,他所交之僧友,遍于各地。其二是深。苏轼不同于那些泛泛于佛教之中,获取精神慰藉的浅薄之士,他对佛教教义进行了深入探讨,深谙佛家瑜珈之术。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悟。苏轼学佛而不佞佛,最后,大觉大悟,迷途知返,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因此,探讨苏轼与佛教的关系,具有深刻的意义。     

晚唐五代敦煌僧尼饮酒原因考

僧尼不得饮酒是佛界通行的一条根本大戒 ,五戒、十戒及具足戒都禁止僧尼饮酒。戒律规定 :饮一滴酒甚或手拿酒器都是犯戒。敦煌佛寺亦不例外 ,S.2 5 75《戒坛榜》规定“甘汤美药 ,各住于时供承 ,非食醇醪 ,切断不令入寺。”但从大量敦煌文书看 ,现实生活中敦煌僧徒并不忌酒。从高级僧官都僧统、都僧录、都教授、都僧政、都法师、都法律、都判官到中级僧官教授、僧政、法师、法律、上座、寺主、判官 ,下至一般僧人徒众 ,基本都饮酒。如 P.2 642《诸色斛斗破用历》:“粟壹硕肆斗付武上座贴麦酒用。”S.1 5 1 9《某寺诸色斛斗破历》:“面贰斗 …     

论僧肇的中观思想

魏晋时期,玄佛合流导致六家七宗局面的形成.僧肇深感六家七宗对"有无"的理解有悖于佛教的中观思想,故而以"不真空"立论,批判和纠正玄佛合流中出现的偏差.他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从假有性空的缘起论、名实无当的名实论等方面论证非有非无的中观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来达到融通佛教出世入世的意蕴,从而为佛教与当时社会协调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