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与当代中国社会

新时期汉语新词新语的爆发式产生,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使汉语充满了勃勃生机,同时也给汉语词汇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章探讨了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的界定问题、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中“X”的语义与功能特点以及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关于“动词的附类”和“合成谓语”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及初中《汉语》、《汉语知识》(以下合称《暂拟系统》)在划分词类时,于动词的“正类”之外,设立了三个“附类”:判断词、能愿动词、趋向动词,为了安排这些“附类”在句子中的位置,在分析句子成分时,于一般谓语之外,另立了三种“合成谓语”:判断合成谓语(是十名),能愿合成谓语(能愿动词+动形)、趋向合成谓语(动形+趋向动词)。     

先秦汉语的“是”字主语句

先秦汉语“是”字主语句中有一类较特殊的次类——“NP,是＋P”,其中的指代词“是”在语义上回指其前的名词性成份NP,这是汉语判断句系词“是”产生的重要句法环境。不过,该句式在先秦汉语中并不多见：通过对六部先秦典籍的考察,只有13例“NP,是＋P”可以认为是较典型的用例,而这13例“是”字主语句仍然说明了指代词“是”的回指用法逐渐弱化,由一个可有可无的语用成份,最终发展为系词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指代词“是”和“NP,是＋P”句式在语义机制和句法机制相互作用下完成的,类似的语言变化现象在汉语史中具有代表性。     

副词“才”的语义发展脉络

“才（絻）”的副词用法在汉代文献中就已经出现，它的本义通过认知语言学的隐喻机制引中出强调数量少、程度轻，相当于“仅仅”以及强调时间短暂，相当于“刚刚”的意义。六朝以下的文献中，“才（絻）”往往用于前一分句，强调动作事件发生后时间短暂。到了宋代，“才（絻）”又引中出表示假设条件的用法。到了元代，“才（絻）”表示增值强调的用例开始出现，在明清时期这一用法进一步活跃起来，这与副词“才（絻）”的句法位置后移有关。元明时期副词“才”又出现了相当于现代汉语“刚才”的特殊用法，一直持续到清末这种特殊用法才基本消失。     

从句法语义和语气词系统特点看"无"取代"不"

汉语史上“无”取代“不”,并最终演变为疑问语气词“吗”,与它们的句法语义特点及当时的疑问语气词系统有关。“不”的否定语义强度明显大于“无”,“不VP”远多于“VP不”,而“无”一般不能与“VP”组合成“无VP”。南北朝时期,“乎”、“耶（邪）”等疑问语气词还有较强的生命力,限制了“不”向语气词演变;而入唐以来“乎”“耶（邪）”等明显萎缩,给“无”的演变提供了契机。     

广东东莞莞城话的“起”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起”是个含趋向意义的动词,例如:“起床、起立、起来”。粤方言的代表广州话里的“起”则除了是表示动作趋向的趋向动词,例如:“起身(起床)、起立、起嚟(起来)”外,还包含“完成”的意思,例如:“功课做起喇(功课做完了)”     

徐通锵的“字”本位观和语义句法论

徐通锵的“字”本位及语义句法论别开生面,它产生于世界语言学研究的语义转向背景之下,立足汉语特点及其研究传统,揭示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指出汉语结构的语义性质,找到了一条适合汉语特点的研究道路,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理论的深入,同时也引起了学界对汉语研究中相关问题的思考。     

从词语组合的语义逻辑性看汉语趋向补语的意义形态

汉语趋向补语的意义十分复杂，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之一，众多学者从句法和语义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词汇语义逻辑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趋向补语意义形态的产生因素、规律和机制问题，能为提升教学方法设计的科学性提供一条逻辑路径。动词与趋向补语的组合有严整的语义逻辑性。这种逻辑性表现为在语义关系一致性原则下，一方面选择限制机制在宏观上使趋向补语呈现出一致性和悖谬性两种意义形态；另一方面相同语义特征的有无在微观上具体决定着趋向补语的意义形态。     

汉语“去”句法与语义原型解读

"去"的语义范畴一直是学界研究争议的热点,其作为趋向动词之解已为人部分人所接受,随着现代口语的发展,其作为介词甚至虚化为叹词的川法也比比皆是。借助原型范畴理论相关要素与特征对占汉语与现代汉语"去"的词类语义进行胛读,"去"的多义使其在理解上具有一定模糊性,但本质上有内在家旅相似性,原型成分决定其具体语境下的语义。     

论桥本万太郎的推移模式及相关问题─—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论之四

桥本万太郎的“推移”模式包括语言的文明类型与语言的不同演变、语言的区域推移与语言的历史演变、汉语的历史背景与汉语的异质属性三部分。该推移模式研究汉语认为，汉语是一个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中不断同化周边语言的同时并且使自己异化的非等质语言系统，桥本的观点冲击了大陆语言学界的理论寂寞。其“推移”模式与变异理论、扩散理论、时空投影法异曲同工。     

连动式与语法化

连动式是句法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句法结构,在汉语发展史上,使成式、处置式、体助词“着”和“了”以及比较标记“比”等的产生,可以说都是在连动式结构中进行的。以连动式为参照点来考察汉语语法化现象,使我们更深刻了解句法位置、结构形式对语法化的影响。     

跨层非短语结构“貌似”的词汇化

现代汉语“貌似”由古代汉语跨层非结构短语发展而来,其词汇化过程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时期,描写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貌似”的词汇化产生发展的动因.其词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可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方面来解释.句法位置上处于句首,语义上隐喻中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映射以及背景图形的凸显作用,语用上的语用推理都是导致其词汇化的动因.完成词汇化的“貌似”继续发展,词义更为虚化,反映了跨层非结构短语词汇化的特殊性.     

论汉语史研究的类型学方法

研究语言的目的是揭示语言规律,语言规律既可以从共时系统内部来研究,也可以从历时系统之间的演变来研究.但历时语言研究也存在着语言材料方面的诸多困难问题.为解决这一矛盾,历时语言学引入了类型学方法加以弥补.汉语史研究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它的最终研究目的是通过汉语的发展演变探索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引入类型学的视野,有助于汉语史研究更早为人类语言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非完全式“除”字句的句法语义分析规律小议

本文首先对汉语“除”字句（取排除和加舍两种用法）进行句法和语义分析,提出语义一句法模式,然后讨论“除”字句的基本语义理解途径,通过分析前人总结出的几个规律中的“问题”,发现这些规律虽然具有普遍适应性。但为了能正确地使用这些规律,则需要更清楚的阐释,如,注意标志语的一词多义,肯否逻辑关系的推广应用。     

汉语时间范畴研究综述

文章时白话和文言两大系统的时间范畴研究分别进行了综述。其中,白话的时间范畴研究主要集中在时体范畴的理论研究、时体范畴的表达手段研究以及动词的时间语义特征研究三个方面,存在的分歧主要集中于汉语是否存在“时”的范畴。与白话的相关研究相比,文言的时间范畴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主要体现为：在词类的框架中考察时间表达,缺乏总体上的分析与把握;对时间范畴的两个次范畴——“时”“体”的认识不足,没有对时间表达成分作“时”、“体”上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和分类;主要将目光集中在单句的时间表达上,对复句和篇章中的时间表达关注不够。     

“悲剧”的命名及其后果——略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

现代汉语词汇“悲剧”可能是个外来词,原本是日本文化界为翻译“tragedy”而新造的一个日本汉语词.这个词大约在20世纪初被留日的中国学者习得并引入中国.由于未意识到该词外来语的性质,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之可能存在望文生义之处,过于重视悲惨故事和悲惨结局在“悲剧”文体中的决定性作用.20世纪初,中国学界普遍的救亡图存的心理对此种中国式“悲剧”观念的流行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当中国学界以“悲剧”指称“tragedy”时,“悲剧”不复是“tragedy”的简单译名,而是将“tragedy”命名为“悲剧”,“悲剧”这个现代汉语词汇自身固有的多种中国式的意涵成了理解“tragedy”的先决条件.由是,产生了学界关于悲剧的诸多争议.就汉语语境来说,“肃剧”是对“tragedy”更为恰切的译名.     

“程度副词＋专有名词”的修辞语用条件及其语义特征

“程度副词 专有名词”短语结构在句子中处于形容词典型的句法分布位置,是一个典型的形容词性句法框架。“程度副词 专有名词”这一偏离搭配现象存在的修辞语用条件表现为:一是这一句法框架为“程度副词”与“专有名词”的偏离搭配提供了一个句法结构合理化的依据;二是“专有名词”应具有形容词性语义特征。“程度副词”、“专有名词”相互之间具有搭配选择限制条件。“程度副词 专有名词”短语结构的语义内容具有语境依赖性。     

洞口方言的给予动词“把”、“乞”、“把乞”及其句式

洞口方言的三个给予义动词"把"、"乞"和"把乞"及其所能进入的具体给予句式的句法特征、句式来源与实际使用频率的分析表明句式S1与普通话相同,也是最优先的给予句式;普通话所没有的S2在洞口方言的使用频率却很高,是历史句法的直接承传.S1和S2的逻辑关系是S1真包含于S2,S1来源于S2而不是普通话那种S1源于S3的模式;S3也是历史句法的直接承传,处于衰微使用状态,S2和S3在洞口方言中的实际使用频率刚好与汉语史上S2和S3的使用频率相反;S4、S5和S6则分别是S3的语境变体.     

汉语能性述补结构句法语义研究述评

能性述补结构是具有汉语特色的语法形式,表达能性情态。学者们对其认识不断深化,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从术语变革与理解、句法语义特征、句法语义演变等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前人研究侧重个案,缺乏范畴的观照,导致关联性不足,亟待对能性述补结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总体系统研究。     

中国美学的元范畴

“象”与“兴”是中国传统美学两个古老独特、包孕丰富、具有重要发端意义的元范畴。“象”源于《易经》和《老子》,是中国道家美学幽深致远的基本范畴;“兴”源于《诗经》和《论语》,是中国儒家美学弘扬发展的基本范畴。中国美学的儒道互补关系集中体现在“象”与“兴”之间的关系及历史演变上。这两个元范畴的历史演变与审美融合,便是“兴象”这个关键性美学范畴的产生及其所标志的整个意象理论与意境理论的成熟。“象”与“兴”这两个元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实际构成中国美学范畴体系化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起点,构成理解并掌握中国美学独特体系的一条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