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之辨

20世纪西方语言学的飞速发展,使得文体学(stylistics)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中国的文体学研究古已有之,"文体"指义多端,在文学上主要指文章的体裁或风格;而西方的"文体"则与语言学密切相关,多指"语体"。中国现今沿用的主流"文体"释义基础主要是古代"文体"涵义,在指称文章的体裁或风格的涵义上,又增添新的内涵——"语体"。这主要是受西方"文体",即"语体"学说影响。"文体"研究可以说是对对象最为全面的研究,必将成为研究的新趋势。     

修辞学上之繁简问题及其例徵

文之繁简(?)何自定乎?自乎共文之需要而已。其文宜繁也,简之则不足以成其美;其文宜简也,繁之则适足以形其累。故繁简之例,不可不知;而繁简之说,亦不可不辨也。今先徵繁简之说如左:     

古代汉语判断句综论

文章对古代汉语判断句进行了系统梳理:"者""也"相呼应表示判断,是古代汉语判断句的基本形式;名词性谓语前的副词起加强语气或修饰的作用;作为判断词的"是",是由指示代词的"是"转化来的;"为"在先秦时期已开始演变出表示判断的用法。此外,文章还对"是"、"为"表示判断的用法与其它用法进行了比较分析。     

返本开新与儒学再造——论颜元的习行哲学及其历史命运

颜元是中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系统对前代学术传统而言,既非冯友兰所说的"照着讲",也非"接着讲",而是推倒两千年来的学术成见,直追周孔正学。他以"复古"为口号,进行着儒学新形态的探索工作,"溯本以致新"或者说返本开新是其思想的本质特征。溯本或返本即返回到原始儒家健全的精神上去,致新或开新即开出崇实尚动之儒学新形态。由其思想可以窥见明末清初中国哲学的特点,即反省意识、主体自觉、责任意识和崇实倾向。不过,当崇实倾向无法落实于外在的社会制度建构而只能向学问中探求时,反省意识与主体意识随之归隐,而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让阅读成为一种兴趣和习惯

如何增强中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中学生的阅读习惯,提高中学生的阅读能力,是中学语文教学中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根据新课标,对中学生阅读教学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摆脱"功利型"阅读、尊重学生兴趣;进行"讲练型"阅读,教给学生技巧;控制"休闲型"阅读、培养学生习惯。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新简慢思潮”与传统山水画静简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随着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发展,倡导极简生活的"新简慢思潮"逐渐繁兴。这种思潮提倡生活"从简""从慢",与我国传统水墨山水画中蕴含的道家静简思想不谋而合。可以说,当代社会提倡的"简慢"主义对现阶段忙碌的人给予心灵警醒,也使当代艺术回归自然,回归本真。因此,文章对"新简慢思潮"与山水画中的静简思想进行分析,进而阐述当代社会的"新简慢"格调,为当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品质提升提供参考。     

繁体字与简化字的书写关系

书法工作者一般习惯于用繁体字书写.在风景名胜和书法展览中,繁体字确也可收到较理想的艺术效果.这是因为其一:繁体字笔划偏多与其他文字笔划较少在章法的黑白安排方面易于构成对比,从而成为艺术辩证法的要素之一;其二:当今一般人对繁体字接触很少,这在艺术心理上自然就产生了一种“离间效果”或曰“陌生化效果”,从而增强了艺术吸引力.更加耐人寻味.但是,繁体字不易写,一些青年书法工作者和爱好者,由于未学习过繁体字,在一幅书法作品中,繁简杂写、繁简错写的现象尤其严重,或该繁不繁,或不该繁的繁了,或繁写时误写成其他字(有的一个简化字代表了原来的两三个文字),弄得观赏者摇头叹息,啼笑皆     

新中国对西方政策探源——以对美英政策为例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西方国家采取了"不急于建交"的政策。在"一边倒",的前提下,新中国决心"另起炉灶",而美国则坚持要求新中国继续"履行其国际义务"。中英关系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英国"门内留一只脚"的政策使其与新中国存在着发展关系的可能性。由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新中国既定的外交方针,中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实现建交具有必然性。     

基于社会和谐建设的中国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研究

文章遵循社会质量指标体系"欧标"和"亚标"的一般性做法,从"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对"中标"进行建构。构建"中标",既遵循"欧标"和"亚标"的建构性因素,又对条件性因素进行适当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是将和谐社会建设作为规范性因素加以考虑。当我们考虑规范性因素时,既考虑和谐社会所具有的六个基本特征以及现实中需要实现的八个具体目标,又考虑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衡量中国社会的指标可得性。     

“思辨缺席症”的课堂处方

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思辨缺席症"进行诊断,并开出了不同的"处方",但因多从宏观着眼导致可操作性较弱而效果不佳。从课堂教学的视角来把脉"思辨缺席症",抓住事物的可变性和病症的可疗性,从微观的角度针对课堂开出"去权威、培质疑、激思辨"的"处方"进行治疗,在大环境难于改变的情况下来微调小环境下的教学思维和教学实践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为症状的消除提供了可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进而彻底根治"思辨缺席症"。     

“为生民立命”——张载命运论的新解读

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题涉及两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认定其异文,二是如何解读其思想。这一命题既有对孔孟命论的传承,也有对儒家命论的创新。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与孟子"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的"命"一样,都不再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运。他受孟子划分"正命"与"非正命"的影响,第一次把人的命运分为"德命"与"气命",认为对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命运都应当予以安立,但格外强调要以"德命"驾驭"气命"。张载的"立命"观是沿着孟子所开辟的方向立说的,但孟子仅着眼于士人君子的修身"立命",而张载则要为社会大众"立命",即为民众确立命运的道德价值方向,使民众能够据以做出正确抉择,从而掌控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食品安全威胁下“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消费者行为分析与“一家两制”调查

中国已进入德国学者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其标志之一就是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威胁。食品安全风险源于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并伴随食品企业、农户和消费者这三类群体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加剧,消费者群体中差别化消费的个体自保,以及追求价廉物美的消费心理,诱使农户和食品企业进一步采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导致"飞去来器"效应爆发。在"一家两制"概念基础上,本文首先提出消费者差别化食品消费的几种表现形式,之后分析食品安全威胁下消费者责任意识的缺失,并通过北京和甘肃两地城市消费者的调查,对消费者"一家两制"的消费特征及责任缺失进行论证。文章建议,通过"农消对接"、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责任的引入,可以培养起"负责任的消费者",帮助走出食品安全领域的"风险社会",走向新型的社会共保。     

《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考论?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问题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且观点繁多。从注重原典的角度出发,用文字学研究方法对"文之枢纽"相关内容进行文字考析,能够还原刘勰"文之枢纽"的本相。其实,"文之枢纽"中的"文"无论是指《文心雕龙》一书还是指"为文运篇",在刘勰心中都是有机统一的。其枢纽应该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这五篇,而不应省略《正纬》、《辨骚》中的任何一篇。刘勰已经意识到了文章与"经"之区别,建构了自己"为文之用心"(文心)和"雕缛成体"(雕龙)这样一个两者结合的完整的"文论系统"。     

“颜渊问仁”章试诠——从“仁—礼”与“人—己”关系看孔子“仁学”

《论语.颜渊》篇的"颜渊问仁"章所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命题,是孔子论"仁"的总纲。古今学者多通过对其中"克己"、"复礼"、"为仁"三个思想要素的诠释,阐述孔子的思想。但是,从该章所包含的"仁—礼"、"人—己"这两层关系入手探究孔子的"仁学"思想以及他所追求的"仁"与"礼"、"人"与"己"相统一的理论目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周礼已经空洞化、形式化的情势下,孔子要"复"的"礼",是由他赋予了"仁"的内涵并以"仁"加以整合的"礼",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周礼";在"人—己"关系中,孔子强调"为仁由己",特别重视"己",凸显了对儒者"为仁"的自觉与自信的要求,表现了儒学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理性的特点。     

“金枝国王”：禅让制起源的人类学阐释

在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禅让制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又争讼不息的议题,相关争辩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其真伪,二是其性质。就禅让制的真伪而言,自先秦诸子到古史辨派迄至当今学界,各家证伪之说均难以令人信服;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佐之以近年来出土、刊布的战国竹书,可以证明禅让制是切实存在的。就禅让制的性质而言,主流的观点有两种:其一,自先秦以来,儒家以其为大同社会选贤与能的制度设计,以之彰显圣人之德;其二,自20世纪50年代迄今,学界多以其为原始民主制的体现。两者都未能阐明禅让制的原初内涵。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确立了一种迥异的"王者"类型——"金枝国王"原型,具有普遍的民族志意义,阐明了国王的起源与本质:国王来源于祭司/巫师,本为用于祭祀的"牺牲"。我国远古时期的禅让制也可归入"金枝国王"原型的范畴。在禅让制中,对"天下"的争相让之,既非出于圣人之德,也不是由原始民主制决定的选贤授能,其实质在于古代的王者常被作为献祭上天神灵的"牺牲",且肩荷重任,受到制度的严苛制约,故民众对王位避之不及。禅让之"让",并非"礼让"、"逊让",实为"避让"。     

“浮士德精神”新解——“欲望”、“基督精神”及“人性”升华说

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对"浮士德精神"的解读:一是"欲望升华说",浮士德奋斗的一生是从"肉体欲望"升华为"精神欲望"的过程,他始终坚持了两种"欲望"的融合,彰显了完整的"欲望精神";二是"基督精神升华说",《浮士德》思想本身超越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框架,由上帝的"他救"走向人类的"自救",现出人类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与信心,彰显了内蕴着的"超越精神";三是"人性升华说",浮士德在追求人性"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凝聚了"自由精神"。最后,探析"浮士德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揭示了人类永生的希望"。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文学论争中的生存哲学“突围”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哲学仍然是体现"阶级"、"理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思想体系中所具有的某种"理想主义"特征蔓延于80年代的诸多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也是一种"伪理想主义"哲学。那么,80年代后期,以某种"非理性"为特征的存在主义生存哲学开始"突围",进入主流文学界,潜意识、本能、虚无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大相径庭的理论给学界以极大冲击,其迅速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直接影响文学实践。在80年代政治环境暧昧不明的前提下,其如何能够成功"突围"进入以理性、理想为根本的主流文学界,应该说,80年代初的"现代派"文学论争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先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