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典籍史》误解《史记》一则

“庐山”之最早见于典籍,是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1]这是庐山文化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徐效钢著《庐山典籍史》第一章和第二章两次引用《史记》此节。徐先生文中说:“司马迁特意指出他是从南面登山的。这说明庐山当时已有了比较方便和固定的登山道路。”[2]这种理解恐怕有误。《史记》原文是这样的:“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氵内、太邳,迎河,行淮、氵四、济、漯河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3]显然,司马迁这段话是总括他考察的过程,说他考…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俞樟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又一次明确地说，他写《史记》是为了“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可见“成一家之言...     

谈司马迁的非“中和”的审美观

司马迁是汉代博古通今的学问家,他的伟大著作《史记》就说明这一点。他在《报任安书》中宣称他写作《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表明他写作《史记》时是贯穿了他的许多基本思想观点的。笔者仅就他的非“中和”的审美观谈些看法,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司马迁美学思想的突出之点,在于他最早明确地肯定与“中和”相对立的非中和的审美要求。现分三点说明。     

略说司马迁的哲学观和历史观

司马迁是汉代博古通今的最大学问家.他在《报任安书》中谈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笔者仅就《史记》体现的哲学观和历史观谈些看法。 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 司马迁写《史记》是“究天人之际”。而在探讨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时,他基本上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为指导的。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也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论《史记》的喜剧美

《史记》是一部融悲剧与喜剧艺术于一炉的伟大著作。《史记》所以蕴含丰富的喜剧美 ,与其所记载的历史时代的喜剧色彩有关 ,也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关 ,还与司马迁本人的哲人气质和他所采用的“春秋笔法”有关。司马迁以幽默笔法塑造肯定性喜剧人物 ,记述了他们的风趣谈吐和诙谐故事 ,对“滑稽俳优”人物的描绘尤其精彩 ;他还用讽刺笔法塑造否定性喜剧人物 ,展示了一些贵族的丑恶面目。     

《史记》书法六题

《史记》书法六题阎晓丽《史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其次才是文学著作。司马迁有一套比较系统的历史观和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的方法。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历史观。这种观点...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史记》成书浅谈

<正>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学杰作。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从这两方面给予评价的。也正因为《史记》的出现,我们说,司马迁是伟大的、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然而,司马迁为什么能够写出《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呢?多少年来,对于这一问题,问津者甚多,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对这一问题的专论。为了进一步了解司马迁,学习他的伟大精神,更好地批判继承《史记》这份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本文试就《史记》成书原因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老子哲学思想新探

老子,相传是春秋末期的老聃,其姓名和生卒年已难详考.较早记载关于老子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但《史记》的记载过于简单,甚至模糊不清.西汉时期,“黄老之学”曾经盛行,有关老子的种种神话传说,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着.人们对老子的认识也有所不同,象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崇尚道家,其对老子的认识,便接近韩非;象汉武帝,在信方士、学神仙的时候,也讲老子,而他心目中的老子,却是那些燕齐海上“惯于阿谀苟合之徒”所塑造出来的形象.这当然与司马迁的认识不一致.但是司马迁客观地罗列了这些传说,他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一共举出了三个老子:一个是和孔丘同时的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儋.     

太史公笔法论析

太史公笔法之成因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论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史笔、文笔亦为时人和后人所推崇。刘向、杨雄誉他有“良史之材”,《汉书》作者班固,尽管对司马迁及其《史记》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借他人之言极口称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是汉帝国封建专制政权最巩固的时代,但也是社会矛盾不断     

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是与其作者司马迁的学术个性密切相关的.讨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是深入研究《史记》及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重要课题.所谓学术个性,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讲,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进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成一家之言”为著述目标,表明司马迁对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已有较自觉的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契机就是他所遭受的腐刑之祸.《史记·自序》所记司马迁受刑前与壶遂讨论《春秋》及司马迁本人著述的缘由动机的对话,和受刑后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反映了其思想的变化.但以往的研究者并未充分注意和重视司马迁受刑前后思想的变化(较多提到的只是他受刑后发愤著书及对生死的看法,且时有把二者混同的做法).     

论司马迁的义利观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史记》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司马迁关于义利的思想尤为丰富、深刻。《史记》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体现出司马迁尚义、重利、义利并重等思想。     

世纪末的总结——“1999年中国·开封《史记》暨汉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史记》研究与司马迁研究为本次会议之重点。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史记》篇章研究与《史记》全书的关系,《史记》“世家”新解,20世纪《史记》研究史为大会所注目。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评述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和史传文学家 ,他的不朽巨著《史记》被鲁迅先生推崇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光辉典范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史记》与《周易》经传

《史记》与《周易》经传关系密切,最早由近代学者刘师培提出。他写过《司马迁述〈周易〉考》。其中说,“史迁谙明《周易》”,“史迁曾以甄明《易》义为己任”。由于此文重点在于考证西汉学者说《易》的真相,关于《史记》与《周易》经传的关系犹未深论。刘节教授著《中国史学史稿》,明确指出《史记》对于《易传》历史观“有继承关系”;并说“谈、迁父子的哲学思想,主要的是出于《易传》”。但是,关于《周易》经传的方法论如何指导《史记》的编撰,尚未论及。木文从这方面考察司马迁的《史记》。一谈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不能不提其父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