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游于艺"命题读解

学界对"游于艺"作审美性解读,是对孔子命题进行了过度阐释.孔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门德性之学、修身之学.儒者以为,学艺、通艺而进德."游于艺",是指为学者遍历、熟习六艺,故仁德日新,身心自适、顺畅而入优游之境、达明道之功.奠定"游"之审美意义的是庄子,由此,"游"也就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游"广泛地进入文艺美学领域,当是魏晋之时的现象了.     

审美的"心理距离说"与"入出说"比较研究

几乎所有的美学都包括美、审美和艺术这三个内容,其中审美活动是联接自然界的必然与精神界的自由的桥梁。本文以审美态度为视角,描述了西方美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并将之与我国的"入出说"作对比。本文通过对"距离说"与"入出说"的比较分析揭示,审美体验中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两种审美原则的实质是对世界的审美态度,着重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以及多种文化体系之间对话的现代性意义。     

"童心说"——一条通达审美非功利主义的道路

"审美无利害性"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核心观念,它开启了审美非功利主义的先河,影响了西方美学界两百多年.李贽的"童心说"具有与审美非功利主义相类似的意义和价值,两者具有内在同一性."童心说"是通达审美非功利主义的一条合理道路.     

道家美学中"和"范畴的审美生成

"和"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核心的概念.从生成论的观点来看,"和"范畴有个源起和不断演进的过程."和"的概念起源之初就有一定的审美趋向,诸子时代,儒、道、墨等诸家对其涵义进行了哲理意义的阐发.儒家论"和",则重于伦理政治的角度,重点讲"人和".道家论"和",多以气言,强调调平阴阳之气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重点讲"天和",强调只有恪守天性,排除外物杂念的烦扰的专注,才能达于生命精神之"和"的极至,体现了人与自然之和谐的价值取向,反映出人类对自然和谐与生命和谐的审美追求.魏晋玄学在道家"和"观念的基础上,融会儒、佛、墨等各家对"和"的涵义的阐发,将其广泛地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而赋予其丰富而深刻的审美内涵,"和"观念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得以确立.     

明代散文复古思潮中关于“法”的论争

文学史发展中,散文字句篇章等形式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唐宋以来,散文在篇章结构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因此,唐宋派能够通过学习唐宋古文,总结出散文篇章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唐宋之前,汉代则是文学创作中字词运用高度发展的阶段,因此,七子派学秦汉文只看到字词之丰富,体现于创作中只能字拟而句摹。前后七子与唐宋派设定的学古目标不同,但学古的趋向存在一致之处,茅坤、王世贞等都很注重作家之意境、风格与"法"之关系,他们所谓"法",即能体现作家审美风格的修辞法则,其理论本质是对古代散文审美的自觉。     

中国古代书法美学“厚”范畴论

"厚"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较为后起的范畴之一,主要指一种圆润滚实、肉膏骨健、笔力逑劲的书法审美风格。从汉魏自然朴拙之自发风貌到晚清书家精心刻意之自觉追求,"厚"逐渐由一种简单拙朴、雄强泼辣的书法形体特征发展成为成熟的书法审美风格和艺术品鉴标准,在形态美、立体美、力度美等方面体现了中国书法高度的艺术创造性和审美感染力。     

韩诗"以丑为美"新论

美与丑都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对象.韩愈诗歌创作中"以丑为美"的倾向最早由清代的刘熙载提出,后来舒芜先生又进一步指出韩诗形式上的"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内容上的"以丑为美"倾向,然其内容之丑是如何转化为美的问题尚有待探索.笔者试从具体的文本入手,运用中西方文艺理论,对此论题进行新的审视,期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审美空间"--艺术意境的现代界说

在各种各样的意境内涵现代界说中,主要有"情景交融"说、"典型形象"说、"想象联想"说、"情感氛围"说、"审美空间"说和"哲理意蕴"说这六大界说,各学说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意境内涵的界说系统.艺术意境的"审美空间"说强调意境是生于象外的"艺术空间"、"想象空间",注重意境生成时的心理想象特征,注重中国古代审美心理超越"象外"的艺术趣味,切合中国艺术审美实践的感性经验."审美空间"说的提出,在建构意境范畴的内涵系统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上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论文八则》:在桐城派视域下的分析研究

邵作舟是晚清维新派先驱之一,维新之路的探索不仅需要在政治上革新,也需要在文学上革新。其1887年定稿的《论文八则》中提出的问题及解决方案,都是针对桐城派的。邵氏的论文扬弃了龚自珍和桐城派的文学理论,揭橥"学识"义旨,认为有"学识",才会有胸怀。为古文研究与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成果。     

曾国藩的奏疏之学与古文义法

作为清代中兴功臣,曾国藩对奏疏之学极为重视。他不仅提出奏疏典、显、浅三字诀,而且还主张奏疏的喷薄之势。他一方面肯定了"远近易于传播"、"君上亦易感动"的浅显风格,另一方面对声韵铿锵、气势喷薄的骈文奏疏亦大加揄扬。其对奏疏的甄选、评价乃至草拟,都体现出既强调致用性又注重气势、强调骈散合一的古文义法。其奏疏风格由戆直激切到恬淡老确的转变也和其前后期古文审美取向的演进轨迹一一印证,相互合拍。     

"门庭"释义考辨

<战国策·齐策一>"群臣进谏,门庭若市"的"门庭",今一般解作"门前"或"门前和庭院".周掌胜则认为,"门庭"应是"朝廷"的意思.[1]笔者试对此说略陈浅见. 周文指出:"门庭"当为"宫门里的庭院","是大臣参拜君王的处所,故可将其概括为朝廷."又言,诸侯宫殿的库门与雉门之间有块宽阔空地,"它是群臣朝见君主的地方,即我们所说的朝廷".这样简单推论,失之草率.西周诸侯的宫廷是三门三朝制,三朝即外朝、正朝(治朝)、内朝(燕朝).诸侯上朝、议政理事之处在正朝,即治朝.<周礼·天官·大宰>:"大宰,王眡(视)治朝,则赞听治."郑玄注:"治朝在路门外,群臣治事之朝.王视之,则助王平断."<周礼·夏官·司士>:"正朝仪之位."郑玄注:"此王日视朝事于路门外之位."这种格局到战国则发生了变化,国君议事朝会地点开始由正朝(治朝)移至内朝(燕朝),各诸侯周已普遍路寝听政.[2](P977)其时,原属内朝、路寝中君王居处燕息、聚议家事、祭祀婚庆的宫室庭堂,兼做了诸侯听政议事之所.古代的"堂"是建在一定高度的台基之上的.<释名·释宫室>:"堂犹堂堂,高显貌也."<礼记·礼器>:"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战国以后的文献中,时有"堂上"、"堂下"、"升堂"之言,不乏君王在堂上办公议事、宴饮娱乐等公私兼顾的记载.例如:     

《文心雕龙》"气"之范畴疏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颁(编)益(佾)韶”与殷商古乐——兼释“弦”

认证前贤说"■"以及"■、■"诸异体为古乐曲"韶"字初文,并申述构形本旨。陈邦怀先生说"从八从鱼"之"■(颁)"字,卜辞中大多数情形读如"编",编排演练义,而非颁赐之"班"。甲骨文短语"■"读为"颁(编)益(佾)韶",义为每八人一列编排演奏韶乐。依据卜辞史实,证以传世典籍,对殷商时期王室演奏的六种古乐"韶"、"商"、"祈"、"唐"、"美"、"■"作了探讨。"■"为"弦"字初文,本义拉奏弓弦乐器。     

陆机《文赋》刍议

<文赋>所讲的"诗缘情而绮靡",首先不是作为理论要求而提出来的."诗缘情而绮靡"以下的十句话,是陆机对包括诗在内的十种文体审美风格的概括描述.这种对文体风格的关注,是对文学形式独立审美价值的发现."诗缘情而绮靡"的重心不在"缘情"而在"绮靡".<文赋>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问题和形式问题,是文学自觉意识成熟和审美风尚转变的理论标志.     

"羊大则美"与"羊人为美"孰先孰后

"美"字的含义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宋朝徐铉在给《说文解字》作注时,注释为"羊大则美".这就是说,"美"字原先是指食味甘甜,凡能满足人们饮食需要的东西,如肥大的羊、用羊肉做成的内羹、好吃的食品珍羞以及其他的膳食等,就被认为是"美"的;或者说实用的东西,如善的、义的、嘉的、好的等,就是"美".这是"美"字的最初含义.     

梁启超美学:审美至上的"趣味主义"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丰富多彩,究其核心和相互联系,乃是建立在"趣味"基础之上的有机体系.他肯定审美的"趣味"即情感快乐在生活与艺术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揭示了"趣味"之美的唯心本质、创造来源和风格种类,尤其深入分析了书法、小说艺术的审美特征,并以新的文艺趣味观掀起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为其变法实践张目.     

论花间词与宫体诗审美趣味的趋同性

南朝宫体诗与五代花间词在审美趣味上构成了趋同性.这种审美趣味上的趋同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艳丽为美,以纤巧为美,以悲怨为美."以艳为美"在艺术风格上的表现包括语言、色彩、情调上的艳丽化;"以纤巧为美"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印题材的狭小和指对纤弱之美的欣赏;对宫体诗"以悲为美"的继承促进了花间词"绮怨"风貌的形成.     

"柏梁体"与"歌行体"的形成

作为一种历史"记忆",七言歌行继承了初唐同类体裁诗歌的创作范式,而初唐七言歌行的成熟则又是全面吸收并发展了汉之"柏梁体"的风格和特色,因而,"柏梁体"作为一种诗歌范式对七言歌行体的定型起到了奠基作用."歌行体"所受"柏梁体"之影响表现在御用色彩及颂德功能;由外向内的抒情走势;押韵方式的变化等方面.     

王芑孙"坏体说"论析

"坏体说"即"七言、五言最坏赋体",是清代学者王芑孙在其<读赋卮言>中针对赋体所提出的一个经典论断."七言、五言"的文体涵义既包括以歌行为代表的古体诗七、五言句式,也囊括了今体诗(律、绝诗)句式;所坏的"赋体"是"今赋"之体."坏体"的原因在于诗体七、五言句式对赋体造成体性之坏和体式之坏.此说与现今"赋的诗化"研究密切相关,但此说表明"坏体"的时间下限不能局限于初唐,而是沿流至清代.王芑孙的纯正赋体观实质上是一种融合古、今之体,追求雅与丽和谐统一的赋体理念.     

宋代山水画与词的美学特征

自宋以后,词的审美风格主要呈现为"豪放和婉约"两种类型。豪放雄伟壮丽,婉约清秀优美,其间包含中正在内。与之相似,山水画在宋以后也有"南北宗"的划分,北宗阳刚宏伟,南宗阴柔秀丽。"宗派"来自"禅家",虽不恰当,却得默认,而这二者,就其宏观层面的美学韵味来看,说的是同一个道理。用豪放美与婉约美这对审美范畴,着重讨论宋代山水画的美学特征,并将词评作为评论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对照面,发掘宋代山水画展现的"豪放美和婉约美"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