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影响的SVAR分析

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界争论的焦点。基于1978—2009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以及消费之间的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不同,短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对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挤出效应;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不仅可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会产生促进作用。     

财政支农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弹性效应分析

一直以来,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都是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的热议话题.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居民基数庞大,财政支农能否有效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多元回归分析,逐项探究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住房、医疗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对农村居民食品、文教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而对设备、衣着、交通和总消费的影响不够显著.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分析及财政对策构想

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和攀附行为的特征,除受收入水平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财政对策建议主要有:完善财政支农体系,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通过财政与金融手段的有效配合促进农村消费增长.     

我国政府支出对扩大农村消费的动态效应分析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到底会产生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再度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国内需求。本文运用可变参数模型就1992-2006年我国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动态分析。研究发现:1992-1994年,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1995-2006年,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挤入效应,且这种挤入效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从总体来看我国政府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是有效且必要的。     

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支出．利用1978～2010年的财政支农数据,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的现状并在建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各类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有着显著差异,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时滞;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为66．7％,而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仅为12．3％,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虽然仅为0．9％,但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达到了20．6％。最后提出建议：政府应特别加强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部分的资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进而提升对这部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在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应尽快对我国财政的农业支出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减小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的投入比例,增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     

财政“三农”支出、农民纯收入与农村消费支出研究

政府财政支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三农"方面,政府支出的作用更是突出。基于建立的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以1978~2013年的数据为基础,重点分析了我国政府财政"三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三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都有着积极的影响,财政"三农"支出对农民纯收入和农村消费支出的贡献率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短期来看,农村消费支出对于财政支出的影响反应更为明显。实证结果进一步强调国家应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扶持,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论农村供给侧改革的财政法保障

财政政策是农村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财政法则是农村供给侧改革的根本保障。在我国的视域下,财政法制之现状与农村供给侧改革对财政法的需求之间存在许多不相适应之处,表现为地方财力不足,财政支农支出意愿不足以及财政支农支出不透明且缺乏民主参与等问题。为推进农村供给侧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财政法制予以完善:在立法理念上,应该树立财政支农支出优先的公共财政理念。在具体制度上,应该科学划分政府间财政支农支出责任,通过转移支付机制的科学设置适度增加地政府的财力,同时构建以参与式预算和财政公开制度为核心的财政支农支出之民主决策与监督机制。     

我国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库兹涅茨“倒U”假说检验

农村消费水平偏低,是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结合我国2000-2011年相关数据,对政府转移性支出在促进农村消费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特征,随着转移性支出的增长及其到达某个点时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成正相关关系,当超过这个点后,其影响程度将减缓.因此,要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作用,并规范政府转移支付制度,调整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     

区域异质性: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泰尔指数和区域面板的经验数据分析

基于2007—2016年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区域面板数据,应用泰尔指数测度财政支农的区域异质性,借助凯恩斯消费函数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自2007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呈现缩小趋势,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具体表现为:财政支农支出区域异质性程度与农村居民消费在东、中部地区呈正相关,在西部地区呈现负相关,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在各区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一致,对东部地区影响要高于中部地区,对西部主要呈现抑制作用;而东、中部地区自主消费能力较强,西部地区自主消费能力较弱。同时,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逐渐趋于相近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略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加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其对策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增长乏力主要表现在消费率偏低、消费增长率过慢、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低且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以及农村消费品价格持续走低等方面。制约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加的因素很多,但最终都可归结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和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加的主要对策,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另一方面通过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模式、增加消费品有效供给、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等途径,提高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的可行性分析

"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农村公共服务是"三农"的短板,严重影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党和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以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是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破解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重要机制.我国农村初步具备了公共服务社区化的条件,使公共服务社区化成为可能: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与实践为公共服务社区化打下了基础;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为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零距离需求的企盼以及农村面临的社会与经济、就业、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等外部压力为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夯实和谐社会基础

“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中央针对此问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并作为200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本论文归纳了我国农村目前的整体现状,结合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方略,论述了新农村建设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并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和要求。     

农村金融及其组织发展探讨

中国“三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中存在着过多的金融抑制,金融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通过对农村金融组织状况以及有效金融组织发育所需的条件进行分析,探索建立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金融组织,以解决农村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问题,并进而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屏南小额农户贷款模式的检视

小额农户贷款是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金融工具。通过对福建省屏南县小额农户贷款模式的调查发现,屏南县通过创建信用建设促进会和＂三三一＂农村金融服务平台并以此为抓手对小额农贷的工作流程进行优化改良,从而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小额农户贷款屏南模式的特色和经验主要有：构建小额农户贷款的原则;建立＂三农＂信息数据库;创建农村信用建设促进会,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强化政府部门的引导、组织和服务职能;扶持和鼓励担保中介组织的发展,开拓新的担保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明确统一目标,保障服务＂三农＂的大方向,并为此提供综合服务。     

农民风险的现实表现及其防范对策研究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必将为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开辟一片新天地。不过，由于农业、农村和农民与自然的天然联系以及工业化过程中所带来环境污染与恶化，自然风险不断增强，再加上国家长期以来对“三农”方面投入的不足和农民自身的缺陷等问题，农民的抗风险能力非常薄弱。当前开展农民风险问题及对策研究，对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三农”财政的法律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三农"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完善"三农"财政法律制度日益迫切。在财政体制方面,应当完善"三农"财政支出责任划分法律制度,健全财权划分法律制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保障地方政府支持"三农"的财权和财力。同时,还应当完善"三农"财政投入管理法律制度,具体包括:建立"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的"三农"财政投入宏观决策法律制度,建立职能分离、分工制约的"三农"财政投入管理法律机制。     

农村金融需求状况调查分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金融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通过调查农户的金融需求情况,可以更好地了解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如农户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农村人均收入较低、生产性支出相对较高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更为优越的金融环境。     

关于新形势下培育和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研究

培育和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而农村消费需求无疑具有巨大的潜力。由于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发育不健全、消费环境不好等原因,制约了农村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化。在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要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农村消费市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转变农民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等途径培育和扩大农村消费需求。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推进三大改革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党中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三农”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很难突破。当前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的产业结构改革、机构设置改革。既要在“三农”之内取得突破,又要在“三农”之外寻求出路,内力外力相结合,形成新的合力和拉动点,这样解决“三农”问题才有新的希望。     

近10年中国的农村建设的成效、经验及存在问题

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政策全面调整,新的政策方向是: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农业补贴,全面开展新农村建设。在新的农村政策指导下,最近10年来农村改革和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生产条件改善、产出增加,农村居民进入全面保障阶段,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加强,农村公共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农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经验是:中央财政支持是主导力量,地方政府的组织推动是关键,改善农村环境条件是突破口,帮助农民做好规划是基础,建设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是保障。目前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不足是:尚未形成稳定的投入支持机制,农民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基础环境建设与培育新型农民不平衡;这些也正是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