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丧悼哀毁习俗与悼祭文化

丧悼哀毁习俗将哭悼伤身毁颜与否,作为人格评判尺度,叙述模式还将丧悼主体充分儿童化.以往较多注意到儒家伦理纲常对丧亲者恪尽孝道的影响,这之中还有道家返璞归真思想,力求以古朴真淳的亲亲之情面对人生变故.叙述者在一种精心选择的框架中体现着自己的道德责任.该习俗成就了悼祭文学主题,而文学主题超文史性叙述模式经久活跃,对相关民俗心理、行为的嗣续也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     

唐末五代文人的"悲剧意识" 及其文艺转化

唐末五代文人的心灵普遍承载着深重的悲剧意识,具体表现是乱世之悲、亡国之悲、命运之悲和人格之悲。唐末五代文人消解悲剧意识的各种方式促使文艺彰显出独特的时代特点:入骨讽刺以发泄悲愤,由此形成唐末讽刺文学的高度繁荣;冷眼旁观以求平静,这给唐末诗文带来了清醒的哲理性和历史穿透性;皈依宗教与隐逸山林,由此造成唐末五代大量诗歌具有空寂色彩和淡泊情趣;沉湎酒色和世俗娱乐,唐末五代城市文艺的艳情化和世俗化与此是互为表里的。     

乐教与儒者的宗教情怀

乐教是理解儒家精神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乐教扎根于“亲亲”之情,具体体现为与“忧患意识”有别,而与“安”“乐”相协调一致的“怛”和“哀”“悲”之情。此情实质上是超越的天道内化为人的心性而落实下来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得以呈现的方式。儒者虽深知人生之哀、悲,但以乐入手,解悟和转化现实的人生与宇宙,是一大特色。如此,宗教情怀转化为现实的人生关怀,成为特有的礼乐文明的核心内涵。     

试论西晋诗人的人格悲剧

人格是审美文化的承担者,西晋文学家的人格,以一种“冲突”或“痛苦”的方式,承担着悲慨而厚重的审美文化与艺术精神。西晋文学的人格悲剧表现为三种类型:情悲言靡,文雅行鄙,才高势窘。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西晋文学独特的文化——心理价值与哲学——美学内涵,正在这具有悲剧意味的心态矛盾、人格冲突中铸成。 一、缘情与缘题 文学家的人格是一种双重存在,既存在于日常生活,又存在于文学作品,可分别表述为“行为式存在”与“文本式存在”。陆机入洛求宦,一开始便卷入小集团的政治杀夺,故其人格的行为式存在并无多少审美价值可言;而陆机人格的文本式存在,又有着“缘情”与“缘题”的矛盾,这一矛盾,既与陆机人格的双重存在有关,又与陆机的美学思想有关。陆机人格的文本式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悲剧内涵,便生成于其诗歌创作的“缘情”与“缘题”之间。     

浅论庄子的悲态人格及其意义

庄子人格是一种悲态人格。庄子放达的外表下面是安时处顺的精神内核。面对命运的捉弄,庄子采取一种顺应的态度,呈现出悲态人格;庄子对德有很高的期待,但社会虚假之德泛滥,他又无能为力,显得逆来顺受,反映出他的悲态人格。庄子笔下的理想人格,是他在现实束缚下寻找的精神出口,是不超然基础上的超然,超然是出于无奈,理想人格只是他深层悲态人格的一个出口而已。同时。庄子的悲态人格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悲风劲吹与好风如水--一个古典意象的两种生存解读

风作为一种客观物象被文人有目的地选择,并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寄寓其中者主要是在汉代以后。“悲风”现象如此普遍地进入文学的世界,至少是两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二是先秦以来所积淀的“以悲为美”的审美文化心理。悲哀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但在这个底色之上,中国文化同时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中国文化兼备的这两种精神,促成了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建构。理性的快乐可以化解外感之悲,于是“好风”便以其活跃的生命向世人发出了诗意的微笑。     

论董以宁及其《蓉渡词》——兼谈艳体词风在清初的流变

董以宁是清代文学史程上一位名气不大但人生形态、文学形态均颇特殊的人物。在其各体裁的文学创作中 ,结为《蓉渡》一集的词创作最为擅场 ,其中大量的“艳体词”作品又尤为学界所争议。然详究其实 ,董氏除在“艳词”创作多发越处、为前贤所不及之外 ,其以《满江红·乙巳述哀》十二首为代表的“悼母词”更为词史补填了空白 ,系“不可无一 ,不能有二”之佳篇什 ,而董氏之词史地位亦可由此二者结合而认知。     

儒道两家的苦乐生死观比较

儒道两家都研究人的问题 ,重视人的价值。儒家对人生是积极的 ,主张“乐生” ,“修己安人” ,“修己利人”。道家对人生是顺应的 ,认为生不足喜 ,死不足悲。综合儒道两家 ,都认为人生难得 ,既生为人 ,则需尽人之责任 ,这亦是自然之理     

论中国士大夫文人的道德信念和人生取向

在中国历史上,纯粹的文人是很少见的,读书与进士,文人与官僚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学而优则仕”不仅是读书人奉行的人生信条,也是社会认可知识分子的人生动因和途径。文人的退隐,往往不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而是在“学不优”或“仕难成”时,对“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反向的补充。对大多数“退隐”的文人说来,他们只不过是在仕途进取与人格完善(或人生取向)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罢了。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河之远,则忧其君”,可谓一语道     

“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

“伤春”与“悲秋”这一传统的文学主题在宋词中表现得非常集中、强烈。其中的“伤春”主题大致有两方面的内容 ,有的旨在抒写时代哀感 ,有的重在表现身世之悲。前者主要产生在风雨飘摇的乱离时期 ,针对性较强 ;后者则是特定环境下某种情绪的流露 ,意义指向是多元的 ,但与“忧生之嗟”更为相近。而“悲秋”的心理指向主要定位在“感士不遇”方面 ,在南宋作为抗战志士的词人身上表现为更为悲郁的“英雄失路”的情怀。到了朝代鼎革的宋元之际 ,词人“悲秋”更多的是将“悲身世之秋”与“悲时代之秋”打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