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语境中的"经典"

“经典”问题一直是学界焦点。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特别是西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挤压”经典空间、消解文本概念、淡化经典意识、揭示权力运作等等,都促使学者思索“经典”在今日多元文化情境下的变革,严肃认真地对待“经典”的重构或阐释。     

探究词语里面的深意——鲁迅杂文中的两个关键词刍议

鲁迅杂文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这就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鲁迅之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广阔言说的论题,其中既包括了历史空间又可以联想当下.本文分别从鲁迅语境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进行梳理,从具体层面探究了这两个关键词所囊括的内容,并根据经典文本论述之分析以寻找鲁迅的精神的原点,从而体会一个致力于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家的心路历程.     

钱穆论“中国文化的精神”

钱穆认为,文化是大群的生活,历史即全部的人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是维系和推动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融合精神、历史精神,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核心。钱穆向往儒家的精神境界,毕生奉持的也是儒家的立身原则。钱穆一生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他坚决反对西化论的一味洋化、菲薄固有的偏激之论,提倡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内在的精神价值,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     

河洛文化研究要向深度和广度拓进

近年来 ,河洛文化的研究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这是中国当前史学和文化研究发展的一个令人可喜的现象。河洛文化 ,内涵十分丰富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多。对于内容如此丰富的一种文化 ,我们需要作出基本的界定。笔者认为 ,河洛文化最基本的层面是两个 ,其一 ,单独地看 ,它是一种区域文化 ;其二 ,全面地看 ,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 ,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 ,长期发挥了十分独特的作用。“河洛” ,本是一个地域概念 ,因河流而得名 ,因河流而扬名。众所周知 ,由中国古代的语言习惯所决定 ,“河洛”之“河” ,并…     

论齐鲁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环境里,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齐鲁文化中,爱国主义有六种表现形式。首先是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和维护;其次是“民本”思想的产生和对民的关爱;第三是积极的变革精神;第四是深深的忧患意识;第五是“夜里挑灯看剑,梦回号角连营”的英雄壮举;第六是对历代爱国志士的滋润与铸造。因而充分利用齐鲁文化资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     

经典精读——读书、修身与文化传承

大学应当加大经典精读的教学力度,矫正通史课程重宏观的弊端。经典精读就是在意义追问中学会思考并批判性地审视前贤之观念,追问经文蕴含的圣贤精神、民族特性和普世价值,从而使学生有依据地思考历史文化问题,以此形成理性思辨的能力,养成问题意识和纯正阅读品味。经典中圣贤独立特行蕴含的人文精神可以转化为学生修身的思想源泉,精读经典可以涵养学生品格,培育人文精神。经典中哲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带有终极性,是我们今日解决人生问题的宝贵借鉴。经典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经典之观念阐释随着时代思潮在不断演进,精读经典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最佳途径。     

天安门、密云的空间感及追求博大纯粹的“北京精神”——读“北京壮景之四”

看了2011年7月1日《北京日报》刊登航拍的天安门为中心城区全景照和反映密云县新貌照片，不禁对最近热议的“北京精神”有所联想。从照片中谁都能看到北京历史文化的厚重和辉煌，一个是城市中无与伦比的地标，一个是充满历史沧桑的“边关”，是我们要寻找的精神内涵。     

羌族纪实影像：梳理与价值勾连

羌族纪实影像应是“羌村镜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以真实而富于诗意的细节,充分、全面地显示了羌民族社会历史变迁和古老文化的传承。因而基于此的研究,也必定能对羌民族灾后文化重建和家园重建提供重要的精神武器——从影视人类学出发,找到这个民族发生、发展的渊源;从地方社会发展看,可以引发强烈的认同感与参与感;而从更大的民族文化传承来考量,则可以推进各项非物质遗产继续向深广推进。     

哲学视域下的隐士品阅

“隐士”是胸怀世道大略的高端哲思主体,隐士文化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隐士”,首先在于“隐”,而后才是“士”,不仅具备“隐”的特质,同时也一脉相承“士”的精神内涵.隐士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是生活在主体之外、与其所处时代的官方的或者说主流的价值体系不能相契合,且显示出了超人才能的“士人”.文章从“隐”的逻辑生成入手,探究了“隐”与“士”的本质内涵和精神特质,在考察“隐士”历史源流的基础上,准确地阐释了“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迷信行为的文化渊源与当代特点

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当代迷信行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神秘主义之间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其中宗教信仰的巫术化成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最本质的支撑。而与旧式迷信不同,当代迷信行为从表现形式到结构功能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以科学为招牌,以"时尚"的形式公开传播,较强的趋利倾向与反社会倾向;迷信行为的物质消费性更加突出,负向调节社会心理的功能进一步强化。     

翻译研究中的"泛文化"观点质疑

当前的翻译研究中存在一种“泛文化”现象 ,即以“文化移植”界定翻译的本质并建立翻译的批评标准。文章根据文化的概念和翻译实践指出 ,有些文化内涵难以移植又并非所有文本都有文化要素需要移植 ,因此文化移植不能准确界定翻译的根本性质 ,也不能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客观标准     

湖湘文化的诠释与建构

湖湘文化是一个由各种文化要素组合起来的整体结构,它本身又由诸多子系统构成,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子系统是湖湘学术系统和湖湘人格系统。而湖湘文化发展史本来就是一个文化诠释和历史建构的过程,从湖湘文化的渊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湖湘文化处于一个不断被承传、更新、丰富、重组的建构过程。同样,现代学者研究湖湘文化也是关于湖湘文化的历史建构。     

数学文化的教育学解读——基于“理解取向”文化观的分析

在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如何真正将“数学文化”融入课程教学,是数学教育工作者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已有“数学文化”的涵义可概括为基于学科主义立场的“事实覆盖”型数学文化观,不适应“素养培育为本”的数学学科教育实践要求,因此需要重新解读“数学文化”的涵义。杜威提出的文化定义代表了一种基于教育学立场的“理解取向”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具有三方面的特点：(1)文化是“三元合一”的;(2)文化是理解取向的;(3)文化是动态发展的。以“理解取向”文化观为指导,可以把“数学文化”解读为：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数学活动中,理解数学的思想(方法)、观点、精神等数学观念意义,并内化为数学素养,这种数学理解的过程和结果统称为数学文化。基于数学学科的特点,“数学文化”具有三种层次结构：第一层次,是从经验感受到数学认识模式的“数学明理化理解”;第二层次,是从数学认识到数学理性模式的“数学理性化理解”;第三层次,是从数学理性到数学悟性模式的“数学道理化理解”。教师应树立数学课堂才是“数学文化”主阵地的意识,积极探索“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的有效路径,发挥数学育人的重要作用。     

让大学像大学：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前提性问题

进行人类文明思想及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大学的必然使命和本职宗旨。但大学能否完满地履行这些职责,则取决于大学的品质和素养,以及大学是否具有相应的境界和能力。我国现代大学的曲折历程表明,要让大学像大学,还须进行艰苦的努力。其需要做的主要工作为：必须对现实的教育思想和文化进行革新,使其由＂读书做官＂转变为＂使人成人＂,由＂官办官管＂转变为＂大学自治、教授治校、自主发展、自我完善＂,让大学是大学,而不是准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在国家的层次上改变对大学本质的认识,让大学回归其教育本位,自然地发挥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毛泽东的文化观抉奥

毛泽东所谓“文化” ,属于“小文化”范畴 ,是指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 ;毛泽东习惯将经济、政治、文化并提 ,强调文化反作用于经济、政治 ;毛泽东所谓“文明”与“大文化”范畴吻合 ;毛泽东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了尚“动”、尚“变”、尚“斗”、尚“新”四种精神的统一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解读

道格拉斯·凯尔纳是西方著名的文化批判家,本文以其《媒体奇观》一书为蓝本,对其“媒体奇观”概念进行解读,从理论解析到理论溯源,深入分析理论内涵,介绍凯尔纳的“诊断式批判”的研究方法.并从政治角度探讨媒体奇观在美国国内政界的应用以及美国文化输出的实质,最后结合实例分析,简要提出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借鉴意义.     

百年大学的“楼名文化”——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嘉庚建筑”楼名考

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的部分校舍被称为“嘉庚建筑”。嘉庚建筑不但外形美观,内在和谐,且每栋建筑被冠以独特的名字。其命名有的源于经典著作,有的出自典故,有的则与历史人物有关,且都非常典雅,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其命名有四个特点：（1）源出广泛,用典精准,寓意深刻;（2）与建筑本身的使用功能形成十分巧妙的结合;（3）以文化人,润物无声,让大楼亦成为育人的“大师”;（4）善用人名激励后人,善用地名以慰乡情。其命名借文化之力,彰显了陈嘉庚先生“在文化环境中育人”的教育理念。嘉庚建筑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存。     

后殖民理论及其意义

后殖民理论的先驱是一批旅居西欧的非洲知识分子 ,他们在 2 0世纪 5 0、6 0年代对殖民主义给殖民地遗留的问题进行思考。 2 0世纪 80、90年代 ,后殖民主义成为流行世界的文化思潮。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原创性理论 ,主要包括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文化霸权”理论 ;斯皮瓦克的“边缘中心化”理论 ;霍米·巴巴的“含混矛盾的杂糅”、“文化差异性发布”、“第三度空间”理论。后殖民理论呈现出复杂性、理论对抗性和两重性的特点 ,但其文化贡献和社会意义非常明显 :对“欧洲中心论”文化立场的批判、东方民族的文化建设和民主进程的推进都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