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竟无与"人间佛教"之比较--从佛教与政治、佛教研究法两方面看

本文从近代中国佛教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欧阳竟无与"人间佛教"的关系,主要比较了他们在佛教与政治,以及佛学研究方法论两方面的异同.这些方面,都是以往相关研究中被忽略掉的,本文希望通过选择这些议题,拓宽相关论题的研究视域.     

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

汉地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与此相应的伦理观念背景,小乘佛教在汉地无法形成气候.但是,笔者认为,小乘佛学,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即"毗昙"之学对中国佛学、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有必要对小乘佛学对中土大乘佛学的潜隐的作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东晋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的关系作初步考察,指出毗昙对道安的般若思想的影响,以此为个案,作为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新的视角.     

近代知识精英与佛教述论

知识精英与佛教的关系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沟通了近代佛学与西学的联系，使得反映中国社会巨变的种种文化思想和佛教哲学相应谐变；他们“以己意进退佛说”，将佛教改造成以入世救世为特征，以挽回国运、启蒙救亡为内容的近代新佛教；他们用充满时代精神的话语会通儒学与佛学。这样，他们使封建时代的佛教得到革新，将传统佛学注入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精神，掀起了近代中国佛教由复兴而革新的运动，使中国佛教从“变局”一跃而进入“创局”．跨讲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质疑“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说

开始于 2 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 ,并没有带来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近代佛学研究的兴盛 ,佛教的近代化革新 ,只是给人以“佛教复兴”的外在表象 ,佛教僧伽这一主体 ,无论内外都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

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的魏晋"言意之辨"则既是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动力机制和深层原因,而这不仅体现在"性空本无"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上,而且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直接运用上和"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价值选择上.可以说,没有魏晋"言意之辨"的重新崛起,也就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而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也就没有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     

"心性本觉"说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兼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近六十年来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与近现代佛教史上的<起信论>之辩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吕澂先生基于民族思想的视角,对其前期提出的"心性本觉"说予以语境转化,通过梳理中国佛学源流,确认了"心性本觉"为中国佛学特质这一思想事实.潘桂明先生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则将吕澂的"心性本觉"说由一特殊性佛学命题扩展为一更普遍的哲学命题--"即体即用"的思维模式,以此展开对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系统性阐述,进而反思中国哲学的反知传统.     

中国居士佛教略论

佛教居士是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成份最复杂的佛教信众。僧伽佛教与居士佛教是在互动中发展的 ,而以往之佛教史籍 ,主要是述僧伽佛教之发展历史 ,并强调僧伽佛教对居士佛教的影响 ,忽视了居士在佛学理论、宗教实践及信仰需求等方面对僧伽的影响。本文对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发展及特征、在佛教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作了论述。通过对居士佛教的研究 ,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入探讨佛教发展的进程及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动因 ,为佛教史的研究提供更大的范围、更阔的视野     

佛教与开放

文章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佛教与开放的相互关系:一是佛教自身的包客性和开放性,使得佛教在传入中国后,能够因应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以儒学化为契机,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二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为佛教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佛教在经藏编修、佛学研究、僧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长足的发展.佛教的开放与开放的社会将使中国佛教能够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儒家“尊母”理念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正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佛教中国化过程是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中儒家的"尊母"理念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从情感上强调母亲的恩德、积极倡导对母亲的爱与孝、佛教徒母亲在子女信仰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以及观音菩萨女身相的确定这几个方面。一、儒家"尊母"理念传统儒学具有典型的男权中心主义倾向,在历史上儒家有很多歧视女性的地方。如儒家认为     

中国佛教判教运动对龟兹佛教的影响

南北朝初期,中国内地佛教判教思想兴起,目的是纠正佛经翻译的杂乱与矛盾,建立统一规范的佛经系统,后来发展成运动潮流。判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特殊的功劳。魏晋南北朝"毗昙""般若""涅槃"三大思想体系统摄中国佛教,毗昙学属于小乘佛教体系,是西域龟兹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后来判教中突出了大小乘的纷争。至隋朝大乘佛教已占据统治地位,小乘受到排斥和打击,中国内地小乘佛教从此一蹶不振。龟兹佛教也受到巨大冲击。此后,在中国佛教史中,龟兹佛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近代龟兹佛教遗产的发现,引发了对龟兹佛教的追忆和重新审视。但判教形成的固化观念,还在约束着龟兹佛教研究的开展。对龟兹佛教和石窟的再认识、再研究,必须摆脱旧有观念的束缚,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和研究方法,揭示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更深广的内涵和特色,正确认知龟兹佛教的历史价值和地位。这些研究成果,必将对客观阐述中国佛教史和世界佛教史有所助益。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的运作模式、特点与意义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慈善组织,它是构成民国上海城市慈善网络的重要一环.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在其形式上已经突破了传统局限,并制定了较为细致的操作程序与财务监督机制,形成了自身的基本运作模式.就其特点而言,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不仅体现了佛教信仰的内在需求,也呈现出近代中国佛教由内向外的社会联接冲动.就其意义而言,它不仅在社会学层面上表征了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特征,也对当代的都市居士佛教慈善具有一定的启迪.     

论梁启超的佛学

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下,梁启超潜心佛学研究,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梁启超的佛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以致用为目的,以己意进退佛说,对佛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形成了经世佛学思想;后期则是以学问为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佛教历史、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等进行学术研究,结出了佛教文化研究的硕果。最后,研究梁启超的佛学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经学范式与文化转型——近代中国佛学学派的兴起

"近现代佛学复兴"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承载者是以"新学家"为主体的知识阶层,不过,这些知识精英对各派佛学义理的选择,却又各有其不尽相同的倾向和侧重,导致这种学派分野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们早期所受到今、古文或宋学之传统儒家经师的方法训练,而形塑的相异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若章太炎宗古文经学,康有为、谭嗣同则归属于今文经学,稍后的"第一代新儒家"马一浮、熊十力们则属宋学派,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佛学不同派别义理的抉择。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抱持着从佛学中探寻真理和知识的历史使命感,因此也避免了传统宗派佛教的种种制度化之思想桎梏,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佛学学派的兴起可以理解为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学派形态的归复。     

现代性与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近代佛学复兴是传统中国对现代性问题挑战的一种回应。梁启超以佛教的理性化、入世化、科学化、多元化因应现代性挑战,将佛教纳入了现代性的新框架中;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过度现代性导致的精神危机,于是他又拒斥现代性,研究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来陶冶心性。现代性的挑战,一方面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促成了佛教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佛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威胁到了佛教的生存。     

启蒙思潮与中国近代佛教——以支那内学院一系佛学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立足于侯外庐先生把中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段历史定义为＂近代启蒙思想阶段＂的观点,以＂启蒙＂作为思想文化背景,并以近代佛教重镇＂支那内学院＂一系的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的佛学思想为主要视角,对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总结分析。认为近代以来佛教思想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与现代文明的调适,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的现象,＂启蒙＂背景下宗教的现代化进路,仍然将是未来佛教的发展方向。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论吕碧城的佛学贡献及其佛教文学创作

吕碧城在佛学方面的贡献一是积极倡导戒杀护生、保护动物,二是用英语翻译佛典,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国际化以及中国佛学思想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作为一个佛教诗人,她的高明之处或者说特殊之处在于她能够把佛教的理念同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结合起来加以表现。     

杨度学佛的思想考察及其新佛教论的特征

近代学术界,佛学的伏流扬波而起,当时学界、僧界弥漫着佛教义理探究的热烈气氛,或穷究三藏,作哲学沉思;或进退佛说,为经世武器。哲学和应用,分两途并进,形成了近代佛学主流中的两条支脉。杨度,由一个以“帝师王佐”自居,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纵横捭阖的政治人物,一变而为谈禅说偈、学佛论佛的“虎头陀”、“虎禅师”,在流浪挂单和寓公清客的生活中,利用佛经平衡由于政治地位的落差所造成的不平衡心理,表现了与近代佛学主流完全不同的色调。鉴于多力面考察近代佛学的需要,对杨度学佛的心理变化和佛学特征进行探讨,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