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在野一方对以官办学堂保存国粹的反应

清季官方以存古学堂为主要形式的保存国粹办学努力,是当时"新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其对立面.但在日益激进趋新的世风中,官方的努力遭到了在野一方的质疑和批评."迂腐庸陋"、"窒塞新机"等皆成为存古学堂的常规"形象",影响着时人对官方办学旨趣的认知,尤其左右了很长时间里后之研究者对存古学堂的理解和定位.实际朝野双方的主张有明显的共性,多数时候是分享共同的思想资源,趋新士人的批评也与官方保存国粹的办学旨趣及其实际办学运作有相当的距离.重建清季在野一方质疑和批评官办存古等保存国粹学堂的相关史实,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增进对清季停废科举后官办"新教育"的全面理解;以回向原典的方式考察当时朝野双方因趋新程度不同而形成的对立,应能推进对那个时代的认识.     

清季山东保存国粹的办学努力——以国文学堂和曲阜学堂为中心之考察

清季民初的保存国粹办学努力是一幅精彩纷呈的复杂历史图景,而山东的情形相当典型,过去对此研究明显不足。考察山东国文学堂的办学思路和取向,以及曲阜学堂的兴办进程,尤其是关注两校与存古学堂相关和相异的面相,应能增进对清季兴办保存国粹学堂的全面理解,并为进一步认识清季士人的思想冲突和观念竞争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

存古学堂是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中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其中张之洞首创并倾注大量心血的湖北存古学堂规模最大,有较深远而重大的寄托,是各省仿办的范例,过去对此研究不足.张之洞力图以不失其故的新式学堂办法保存国粹,并未着力宣扬该校办学“不失其故”的一面,而是在彰显其“新教育”属性的同时,试图静默地将其认同的传统办学取向“见之于行事”.对该校独特地位、学脉传承及其在招考录取、中西课程配置等方面具体运转的考察,可以增进我们对清季“新教育”的全面理解,以及对当时保存国粹办学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认知.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的观念和作法有些“曲高和寡”,也算不上成功,却是我们理解和思考“国粹”及其保存方式时相当值得注意的面相.     

停废科举之后——张之洞对新学制中旧学教育的筹划

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一面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一面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朝野对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张之洞此举多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视为“守旧”,实则起到以退为进的务实效果,清末教育改革由此获得重大推进。不过,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张之洞仍秉承着其自戊戌以降“以简约方式保存旧学”的思路,坚持学堂教育要以西学为重。考察相关史事,可以管窥当时学堂与科举的复杂勾连,进而全面认识清季的教育制度转型。     

清季咨议局与存古学堂的兴废缓急之争——以闽、鲁、湘、苏四省的“存古”纠葛为例

存古学堂是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体系中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且被纳入"筹备立宪"的办学规划中。各省兴办存古学堂的相关事项通常要交咨议局审议,咨议局则通过提案和议案介入实际的办学运作。过去对此研究明显不足。考察当时闽、鲁、湘、苏等省官绅围绕存古学堂的冲突和论争,尤其是各省咨议局反对兴办该校的提案及其引发的争议、博弈和对立,应能从特定视角增进对清季咨议局议事纷争的全面理解,并为进一步认知清季"筹备立宪"中官绅之间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论后科举之初学堂实官奖

清末废科举之后的数年间,施行学堂实官奖,学界只是在论及出身问题时有所触及,缺乏专题研究。学生实官奖方面,有陆军军官学堂、北洋高等巡警学堂等专业学堂,也有大学堂,以及留学生。教员、管理人员方面,除了奖励实官外,清末还尝试定章立制,将学堂教员认同为实官。捐资助学方面,为了吸纳社会资金,弥补不足,清政府推行实官奖,并主要针对捐巨资者,且多由地方督抚出面申请;奖实官之外,对降职官员捐输学务者也予以开复原官,即捐复;当然,相较于实官奖,学务捐输更多的是虚衔奖。在清政府实施学堂实官奖的过程中,不断有罢废实官奖的声音,宣统三年七月学堂实官奖寿终正寝。     

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之蜕变

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直接的近因是西方列强欺侮中国所导致的民族危机感。科举之废，是晚清志士几十年“思变”的结果，但废科举之后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出乎当初设计者的预料之外，即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蜕变，从而加速了清政权的灭亡。不仅如此，在后科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群体，由于知识结构由“文”向“理”的转变，职业更加专业化，其关注对象也由宏大的社会人文转向具体的技术层面，这是废除科举百年之后值得深思的。     

清末教育改革视野下地方士绅流动与分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背景下,地方士绅阶层的职业选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流动、分化,基层士绅为谋取新的社会职业出路,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新的教育制度体系之中,而此种纳入又使新式学堂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旧式色彩,呈现明显的新旧杂糅特点。随着学务行政机构的设立以及新式学堂大量建立,因办学务而产生了新的社会权力资源,使得新旧权力者通过新的教育学制进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呈现清末教育制度改革中地方乡绅阶层发生比较大的权力转移。清末教育改革开始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秩序通过科举制的流动模式,自此知识分子读书不再单纯是为了跨越等级完成身份的变迁,还具有了新的职业选择的功能,而这种新的职业流动与分化事实上推动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为后来民国时期新型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与教育基础。这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在如何体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梁启超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梁启超自从投身政治活动伊始,就高度重视办报办学,以启民智、育人才作为推动维新变法的基础。从湖南时务学堂到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上述办学目的和以"政学"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方法一以贯之。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可说是湖南时务学堂的复活与延伸。     

试议清季科举制度改革舆论的发展过程

清季科举制度的改革舆论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甲午战争之前,改革科举的呼声与议论主要由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通过个人著述与往来信函等形式表达出来;戊戌时期的改革舆论,由维新派发起与主导,部分清廷官员推波助澜,野议与朝论相互影响、相互激荡;清末新政时期的舆论群体主要是以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的封疆大吏,通过“由疆臣合力而枢臣同声”的模式,在朝廷上下掀起变废科举的舆论攻势,最终导致科举制度的罢废。     

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即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另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表现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其结果,一方面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笼罩的世界,一方面造成中国文化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的重要选项价值无从显现.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治生与行道:元初科举停废与南方儒士之易业

科举与社会流动是中国近世社会史的经典议题。元初科举停废后,儒士易业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潮流。本文以元初江西抚州儒士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其直面科废易业潮流的言行,尤其是科废易业儒士与固守本业儒士之间的比较与互动,揭示元初南方儒士易业行为与易业观念的内容与源流。     

从“遗书”整理看晚清国粹派的学术思想

在近代中国的新旧之交,面对古籍散佚,传统学术零落的状况,国粹派奋起整理“遗书”,他们收集宋明遗民著作,排抵专制学术,强调稗史对保存故实的作用,重视中华群萃。国粹派对“遗书”的整理反映了国粹派学人的“国粹”观念,“国粹”具备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反叛文化专制,提倡新史学,期望由存真而至美善地“复兴古学”。国粹派“保存国粹”与“复兴古学”的本意不是守旧,而是希望从传统学术中寻找到接引文化转型的元素。在辛亥革命结束后,“古学复兴”的重心由排满转向了留真,国粹派虽然没有实现再造文明的理想,却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学术由经入史的转型。     

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管窥——“木瓜之役”的“事件”与“风潮”

“木瓜之役”的本事乃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风潮。之前学界对“木瓜之役”个案的探讨，大多将其作为一个“事件”，并以围绕作家生平研究的模式展开，以期补足鲁迅在杭州任教期间的生平经历。本文试图打破“事件”的边界，从近代史研究的路径入手，对“木瓜之役”的本事“师校风潮”予以还原，进而勾勒被作家生平所遮蔽的政治文化语境，管窥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     

清末贵州师范教育

师范教育产生于近代社会。早在十七世纪末,西欧一些国家就出现了专门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如1694年,德国就开设过师范学校。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才开始仿照日本建立师范学校。因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士大夫和统治阶级中部份有识之士认识到“师夷”的必要,并懂得要想利用“西夷”之长技,必须开办与中国古代教育不同的现代教育。而要办现代教育,发展新式学堂,必须有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教师.于是,中国开始向外国派遣留学生,请外国教习到中国来办学授课。“戊戌”变法失败后,人们对开办新式学堂的要求更为强烈,清政府亦被迫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宣布“废科举,兴学校”,并完     

反清与仕进：辛亥鼎革之际山乡士子的命运殊途与汇流

辛亥鼎革之际,川鄂地方的政治形势复杂多变,黔江士子面临人生与政治上的双重困局。科举停废、学堂新兴改变了黔江士子的仕进之路,同时,会党活动和革命风潮为读书人提供了新的价值实现方式,当地两位普通生员温朝钟、彭阜成在辛亥前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可谓典型个案。无论是人生的“逆取”还是“顺取”,温、彭二人的政治认同最终合流。以二者为代表的黔江“士变”,从侧面揭示了清廷统治之社会基础在边缘山区的崩解,以及传统知识精英在民初地方社会秩序重建中的重要作用。     

清末国粹思潮与“文学”的流播

清末席卷中国思想界的国粹思潮,顺应存国存种及改良群治的现实需要,对学术分科与“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显著。从邓实等人倡言复兴古学以存种性,到南社的发起成立,朝野各方保存国粹的意趣理念各有差异,以分科的眼光看待国学成为普遍趋势,“文学”被视为国粹的核心成分,甚至国学的代名词。由于语义来源及学术旨趣的差异,国粹论者的“文学”含义差别较大,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六艺、诸子、文辞等,被分别纳入其中,是中国学术接引分科之学,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途径。清末国粹思潮对“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体现近代中国学术重塑与社会变革的深层关系。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变迁,是理学与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早期的教学以科举为重心,以《四书》为授徒的核心文本,并承接了宋明儒提倡修身、经世的理学宗旨。癸巳恩科后,康试图打破朱子建构的道统谱系,沿着“违朱注”的方向,以公羊改制义取代《四书》中的宋学义理。康有为处处针对宋儒发论,恰可见科举时代其学理视域始终不能脱离《四书》的范囿。甲午以后,在西学冲击下《四书》地位受到动摇。梁启超及其同门在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中独重《孟子》,借《孟子》的民本思想接引民权学说,以西学代理学,走向完全破除程朱义理的道路。康梁“借西学以存《四书》”的理路,最终指向于对《四书》文本架构的瓦解。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引起时人截然相异的反响,说明转型时代下士人既有观念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原声,绝非简单的“汉宋”“今古”“新旧”等概念可以完全遮蔽。     

译配歌曲的源头——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体制“学堂乐歌”

译配歌曲在过去与现在都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它紧紧配合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社会宣传、社会教育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近代最早音乐教育体制“学堂乐歌”的出现，中国最早译配歌曲的发展也有了可追溯的源头。“学堂乐歌”这一音乐教育体制的出现，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有密切关系。     

自由讲学：新文化运动后期书院的发现

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胡适、吴宓等文化立场不同的趋新学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过去书院制的优点——自由讲学。他们都看到废科举以后的新教育出现了根本性问题,而书院这一“传统”体制中,却蕴含着走向现代的可能性。清季废书院的同时也剥蚀了民间固有的办学资源,使后来想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修改中国教育体制成为极其困难的事。然吸收“书院精神”的做法,当时已有所尝试,后来也在延续。在那个年代,他们已注意到人的物化问题,提出了从“物的教育”回归“人的教育”这样跨时代的根本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