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体有六义”说

《宗经》篇提出"体有六义"说,多数人都认为这里的"体"只是指文章,而不是指"文体"。这是一种误解。"体有六义"的"体"是包含了体裁、体要、体貌三层面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心点是讲"为文之用心"。圣人把他们发现和把握的"道"体现于"为文"中,这就要研读他们所著的所编撰修订的"五经"——《易》、《书》、《礼》、《诗》、《春秋》——了,因为"五经"是为文的榜样。"五经"内容如同鼎之三足,涵盖自然、社会和人的修养,学习"五经"可以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体有六义"中的"体"包含体裁、体要和体貌。刘勰提出"体要"是针对词赋家的"为情而造文"所导致的"文体解散",解决之道,就是要学习"五经"的文体。"体有六义"中的"六义",指涉"五经"的"体要"和"体貌"。刘勰把"五经"中的体要和体貌及其关系作了具体的阐述,强调的是文体创造中情与辞、华与实的有机结合。     

先秦两汉赋体文梳理

赋体文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以夸张铺陈为特征的特殊文体。本文以郭豫衡《中国散文史》对赋体文的分类为基础,将先秦两汉的赋体文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疏理:歌颂之文、牢骚之文和政论文。先秦两汉辞赋散文家众多,尤其是西汉文人,继承了《楚辞》和战国论说文的传统,文章非常讲究文采和修辞,形成“赋体文”这一散文的特殊群体,对后世散文的骈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礼》“六诗”述略

"六诗"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历史上对于六诗研究有很多争议,大体分为"六诗皆体说","三体三用说","六诗皆用说","六诗皆体皆用说",本文结合上古人类学"诗"字语义及发展来考察六诗整体艺术形态,六诗是具有历史流动性的综合礼俗仪式乐歌,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形态及功能有所变化:在巫术仪式文化中六诗的内容主要是占卜祝辞;在祭祀仪式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祭祖颂歌,而在礼乐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不同典礼场合演奏的礼乐歌辞。《周礼》中"六诗"的概念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丰富和完善的。     

唐代"论"体新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为"研精一理"的论辩类文体,论体文萌芽于先秦时期,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并繁盛于唐宋时期.唐代"论"体分类范畴在借鉴《文选》《文心雕龙》的分类基础上有所创新,《旧唐书》将《文选》"史论"类扩充为"杂论"类,而《唐文粹》于"论体"类下又新立了"辨析"类,这显示出唐代文人自觉的"论"体辨体意识.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科场文体,唐代"论"体时文创作与文体嬗变的双重相生,将唐代的"论"体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催生出宋人"诗发议论""以议论入诗"的文体观,并对宋代"论学"传统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对郭店楚简《老子》的再认识

关于郭店楚简《老子》文本,历来都有争议。本文通过考察郭店楚简《老子》的内容和文体特征,认为郭店《老子》文本显示《老子》一书原是经、传的混合体;郭店《老子》甲组属“经文”,乙、丙二组属“解说文”。根据先秦“解说文体”的特点,我们认为郭店楚简《老子》乙、丙二组中仍有部分“经文”,需要从“解说文”中剥离出来,还先秦《老子》的本来面目。     

唐小说中祝文的学理价值

祝文作为一种反映人们对山川神祗祈祷和祝愿的文体,主要在与神仙、鬼怪、精灵等题材相关的唐小说中出现.融入唐小说中的祝文,不仅展现了唐人的审美追求和情感价值取向,而且有引出故事人物出场、刻画故事人物心理的叙事功能,对唐小说有重要意义.     

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

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尚书》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

<尚书>的文体分类源于篇章命名方式,篇章命名则是以行为动作为轴心形成的.六体之说实际上经过两次分类.<尚书>六体之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由行为之名转为文体之名的过程,文"体"上的某种特质与行为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

本文首次尝试探讨了殷商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问题。探讨分三个层面 :一是以带“伐”、“舞”、“奏”、“文”等字的辞条为例 ,考察了商朝人重视文化建设的浓厚尚文意识 ;二是通过考辨刻辞中孕育和记录的“占”、“谱”、“册”、“祝”、“诰”等古代文体雏形 ,体认了商朝人已初具朦胧的文体意识 ;三是通过对刻辞字、句、篇的例释 ,确认了商朝人已具备较明晰的写作意识。而这三种意识都是产生文艺思想的重要因素和基础     

试论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

屈原作品,前人或称之为“屈辞”,这比称作“屈赋”要好。但其本原却至今没有辨明。本文试图从文体功能、语言结构两个方面说明屈辞的形式,是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的创造结果。上先秦文体,有“辞”一类。以我所见,辞有四义: 其一,冤臣之讼辞。《说文》: “辞,说也。从禹辛。禹辛,犹理辜也。”理辜即申辨。后遂指申辨之言为辞。如《书·吕刑》“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周礼·乡士》“听其狱讼,察其辞”。古之理辜,多祈神判。如舜时使皋陶为理狱之官,作五刑;其人死而为神,实为招摇之星。其人治狱,事一神羊,其罪疑者,使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其羊一角,“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古者神人以献黄帝,后世楚王亦曾获之。此最初之神判。《墨子·明鬼》谓齐庄君有臣,曰王里国、     

论中国赋学的东传——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

本文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考察中国辞赋分体理论及元人辞赋复古风气的东传情况。《东文选》是朝鲜初期一部按文体类选东国作品的选本,其辞、赋二分法受苏天爵《元文类》的影响最为直接,而其关于辞体的标目与编排则远绍萧统《文选》、近步李穑《辞辨》,体现出东国文人对辞赋文体的认识水平。     

“箴”文体的形态与演变

西汉扬雄模拟西周《虞箴》作箴文二十五篇，确立了“箴”的文体形态，扬雄在《虞箴》的基础模式之上，增加了汉大赋式铺叙和内容的重复，这些“革新”在晋时被放大而造成了“箴”体的芜杂。六朝时期，随着箴文篇幅的增加、箴“序”的出现和发展，“箴谏”的可诵读特质逐渐消失。刘勰所认可的官箴具有干预国事的功能，且此功能具有从官员到君王的特定指向性。从先秦至魏晋，官箴一直是箴文体正统。但唐以后，官箴逐渐消失，箴文多为“私箴”。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作为切入点研究六朝文体学，还原具体某种文体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能使得六朝文体学研究焕发新章。     

敦煌歌辞论略

“歌辞”是我国古代一种源于民间的音乐文学,敦煌歌辞亦不例外。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新文体大多源于民间,有的和音乐具有密切关系,这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传统特点。“歌辞”乃是自先秦配合雅乐的《诗经》,到汉魏六朝配合清乐的乐府,以至隋唐时代配合燕乐的曲子、大曲的总称。它和说白、散语以及吟辞是有明显区别的。“歌辞”这名称的范围甚为广泛。说白、散语长短无节,并且是不叶韵的;吟辞也无定调,并且是无定韵的;而“歌辞”则要具备体段(即章解)、平仄(即旋律)、叶韵(即节拍)三个条件,并且可以发声歌唱。唐代歌辞有的叫“曲”,有的叫“曲子”,有的叫“杂曲子”,还有的叫“曲子词”,……但所有这些名称,都未免     

“《世说》学”论纲

本文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世说》学”这一概念 ,并从称名、分类、形态及其系统、历史分期和未来发展诸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认为《世说》学的研究包括文献、文体、美学、接受、语言及文化等六个分支 ,其研究形态又历史地形成了版本、校注、评点、续仿等四个独立发展的系统。文章以接受取向的变化为中心将《世说》学史分成“史学期”、“说部期”、“小学期”、“综合期”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并对未来《世说》学的发展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实用·文章学·重今

文章起始于应用,是重实用的。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文章形式是甲骨刻辞,刻辞就是王室的占卜档案,青铜器的铭文,如《虢季子白盘》是记功文书,《散氏盘》是疆界的契约,《毛公鼎》是一篇诰命。同《尚书》相对照,《尚书》中也多应用文书,如《微子之命》、《康诰》、《梓材》等等。《周礼·大祝》篇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这里的“辞”就具有应用文书的意思,把文书分为六类。《论语·宪问》上记载了“为命”的写作过程:“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从这种认真起草的过程,可以看出应用文书的重要性。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谭嗣同散文论略

谭嗣同早期散文汲取桐城古文与先秦、六朝各体文章之长而成为中国古典散文的辉煌终结,后期对报章文体的倡导与创作,以及“言文合一”主张的提出,则成为近代文界革命之先声.     

开拓文学史研究之新境——《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序

今年四月间 ,吴承学先生来信 ,约我为其新著《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写一篇序。刚看到信中所提的书名 ,马上就想到明代两部文体学的著作 ,即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文章辨体》详列歌谣、赋、乐府、诗及各种骈散文体五十九类 ,《文体明辨》更细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当时我很担心吴承学先生如何把中国古代如此繁复、琐细的文体作统括全局的概述和分类辨析的细研呢 ?后来接到来稿 ,先翻目录 ,不禁眼光一亮 ,原来全书十七章 ,第一章至十二章分别选择了先秦盟誓、谣谶与诗谶、策问与对策、诗题与诗序、题壁诗、留别与赠别 (诗 )…     

论中国古代文体融合的基本规律与具体方式

所有的文体“本同末异”,故客观上本有可通融性；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文体辨析不期然而然地为文体浑融做好了准备；文体浑融具有自主性、契合性、不对等性及排异性等特点。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体融合的基本规律。文体融合也可称“文体互文”。中国古代文体互文的具体方式约有六种：构思性互文；表现模式互文；讲说口吻互文；语言体式互文；风格互文；体裁、体类互文。这六种互文方式也不绝缘，相反，文体互文或文体融合常常是多种方式共存并行、综合性施加的。     

命赋厥初:先秦古赋体制例说

本文所谓的“古赋”,主要是就时间性而言的,指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早期赋体文学,其体制特征虽不如后来的汉赋那样明晰,但却具备了赋的基本因素.本文就早期赋作的体制问题作专门探讨,具体涉及《晏子春秋》《史记》《说苑》《新序》先秦两汉典籍以及《论义御》等出土材料.由此也可对赋体文学早期的发展轨迹与文体特征等问题作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