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主浪潮下的新加坡威权体制

新加坡威权主义体制的出现与运作是与新加坡独立后的独特国情相适应的,实践也已经证明,这种体制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形成的赖以治国的威权模式面临挑战,这一挑战促使新加坡政治民主进程得到较大幅度的推进。人民行动党在选择回应政治民主化挑战的路径时呈现出明显的自然性与主动性特征,即人民行动党主动地、自觉地主导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完全操纵在人民行动党手中,但要完成政治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研究

人民行动党治理新加坡的成功 ,应归功于其依据新加坡的具体国情和新加坡的国际环境所确立的执政理念。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成功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成熟的执政理念 :政党政治理念———国家利益至上 ,民族团结和睦 ;政府管理理念———“好政府”与“强政府” ;社会发展理念———经济发展先于民主政治。这三个理念概括了人民行动党的治国方略与指导思想 ,又是这三个理念支撑了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得以维持。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反对党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反对党,对反对党在新加坡政治系统中的角色认知都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逐渐形成了当下人民行动党也不再把反对党看成洪水猛兽,而是作为民主政治的标志来容忍;对于反对党来说,他们也不再幻想取人民行动党而代之,只是想督促人民行动党照顾到他们所代表的特定阶层的利益而已。在人民行动党看来,新加坡的反对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建设性的反对党”,其存在的目的在于向世人昭示新加坡的民主政体表象;另一类是“对立的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针多持批评态度。在客观上,反对党的活动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也产生了影响,尽管这些影响是微小的且没有制度化保证。     

试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忧患意识的内涵

忧患意识是新加坡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契机,是新加坡社会发展和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延续的精神支撑,是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的内在依据。新加坡依赖性的经济导致经济风险加大,人民行动党对此深表担忧,经济衰退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有很大冲击,人民行动党采取积极措施沉着应对。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在新加坡的政治系统内始终存在着威权与民主的博弈。西方民主对威权体制提出了挑战,同时,新一代民众对政治民主的诉求越来越高,人民行动党通过扩大民众政治参与逐步放权于民。新加坡国内人才后备力量不足,并且国内优秀的年轻人对政治态度冷漠。新加坡实行海外人才引进策略,提供优厚的条件笼络世界优秀人才。新加坡社会生态错综复杂,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以及多元文化,是一个极易分裂的社会。人民行动党抱定忧患意识,小心翼翼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得新加坡取得了巨大成功,人民行动党也得以持续执政半个多世纪。     

论西方国家选举政治的属性、功能与规则

在西方国家,选举政治是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研究选举政治是揭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形式与实质的关系之面纱,深刻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本质的关键.以普选为核心的选举政治从形式上看,它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议政治”、“契约政治”和“多数政治”的范畴.然而,从实质上看,它对于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又是“专制政治”和“少数政治”.选举政治具有政治精英的合法遴选功能、公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治授权功能与政治监督功能、政治精英和执政集团的平等竞争与和平更迭功能、公民政治参与和认同的政治社会化功能.选举政治遵守普遍选举规则、平等选举规则、直接选举规则、自由选举规则、秘密选举规则.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选举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的选举文化长期是荒芜和落后的,严重阻碍了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亟待改造重构.从多维度视角展望,中国特色选举文化应是先进的政治文化,参与性为主导的公民文化,对选举有高度积极取向的民主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普适性的现代文化,崇尚权利和法治的法律文化.构建的路径:一是把握三个关键点,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确立价值系统、稳控渐进的历程;二是开辟三条主渠道,发展市场经济、推动选举制度的完善实践、普及选举宣传教育.     

日本国会选举研究：历史、理论与启示

日本是近代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非西方国家,其国会选举始于19世纪90年代,先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即从战前官僚权威体制下的“规制民主”、战后初期占领体制下的“强制民主”到逐步走向“法制民主”,并被当今各国政治学者公认为“亚洲最成熟的民主体制”。对日本由“移植民主”向“本土民主”转化过程中,国会选举对其民主政治发展重要性的分析评价,能够为我们认识东亚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前景提供有益线索。今后,“加强公民教育”、“合理管理选举”、“清除选举腐败”是日本选举政治发展中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     

竞争性选举与民主——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新析

熊彼特否定了以“人民的统治”为基础的古典民主理论,提出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以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替换了“人民的统治”的民主,实际上标志着西方民主理论的重大转折,即从规范性的民主理论转换为实证性的民主理论。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竞争性选举的政治方法、制度安排,并且分析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制度及其运行条件和弊端。熊彼特将竞争性选举作为中性的政治方法、政治程序,并且认为社会主义与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是可以结合的。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对现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以选举来界定民主是现当代民主理论的主流方法。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照搬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制度。而要建构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更加公平公正的选举制度。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意识形态研究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前,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取向———民主社会主义;执政以后,人民行动党开始把新加坡的生存放在其行动纲领的第一位,意识形态逐渐被置于次要地位。到20世纪后期,随着社会转型,利益主体的政治要求和利益表达的具体化和世俗化,人民行动党开始由理性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人民行动党又在实用主义理念指导下提出了共同价值观,来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替代品。人民行动党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及时而有效地改造了政治色彩浓郁的民主社会主义,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以执政绩效来代替传统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从而避开了意识形态的“刚性”困扰,这成为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政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主选举与选举民主

伴随又一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也随之前进了一步.虽然如此,但由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人们往往看不到问题的本来面目,而被其表象所迷惑.尤其是在关于选举与民主的关系,选举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误区.现实政治生活中,许多国家纷纷举行大规模的选举并以此来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但这些举行了选举的国家是否真的就是民主国家呢?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那么,究竟怎样理解选举民主与民主选举之间的关系呢?弄清楚这个问题,无疑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民主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加坡式民主”新论

建政50余年来,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下发展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新加坡式民主"之路。新加坡政治中宪政体制、政党政治、选举机制、法治等民主元素共同构筑了新加坡民主的基石,建构了"新加坡式民主"的主体框架。"新加坡式民主"的建构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加坡历代领导人为"新加坡式民主"注入了不同的特色。东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交融让新加坡在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制度框架中融入了儒家精神的内核,衍生出了"新加坡式民主"的核心内涵体系,主要包括:维系社会共同价值观、建设"君子"执政的"好政府"、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循序互动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民主。     

从部长加薪辩论透视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向

2007年4月,新加坡国内围绕着部长加薪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是李显龙出任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掌门人以后的第一次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充分表明了对加薪决策的立场,再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高薪对于新加坡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加坡今后的政治发展动向.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更加注重政治人才的选拔、培养及更新;"高薪"的功能开始由从"养廉"到"抢贤"转变;政府的决策逐渐透明化与公开化;公务人员的廉洁及责任被更加强调.     

中国选举民主:从广度到深度

1978年以来,中国的选举民主出现了显著的进展,从广度上体现为村委会选举、社区居委会选举、乡镇长选举、乡镇党委选举以及人大代表的选举等方面;从深度上看,选举的广泛性、公平性以及竞争性均有所加强。这些选举领域的进步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二是党和国家对政治改革和发展民主必要性的认知与推动。中国选举民主的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不断提升其对人类政治文明普世价值的认同,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治理的需要,逐步提高民主政治建设的程度。     

关于建构我国竞选制度的思考

关于竞选的研究是完善中国选举制度的子课题。选举实践和理论水平、民众的政治文化素质、选举文化的不足等因素决定在我国应开展“有限竞选”。在各种文件中将各类提名主体的叙述顺序进行调整;敦促单位启动内部的民主参与机制确定提名候选人;理性开展确定正式候选人的“酝酿、讨论、协商”等是候选人产生环节“有限”竞选的措施。候选人与选民或代表之间直接接触;候选人之间展开辩论;候选人依法选择自我宣传的方式等是从候选人到正式当选进程中的竞选机制建构的可选路径。     

从选举制度的演进看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交融互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民主先于人民民主而建立,并作为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资源而存在,人民民主为党内民主提供了一些具体借鉴;在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有限,而党内民主的实践性及其对人民民主的示范作用则更为突出;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民主的探索对党内民主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而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逐步成为共识.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根本上还需要以党内民主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同时,人民民主的发展对党内民主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和动力,党内民主的发展受制于人民民主发展的整体进程.党内民主只有通过完善选举、考核、监督等配套制度建设,才能在与人民民主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大众传播媒介对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影响

大众传媒在美国选举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左右美国总统竞选的重要力量.大众传媒本身凭自己拥有的大量读者和观众主动介人大选进程,对大选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它甚至可以使一个竞选者成为白宫未来的主人,也可以让一个人永远徘徊在白宫门口.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人大选举制度的思考

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建设我国权力机关的第一个关键环节,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占有突出地位。人大选举制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本文论述了我国人大选举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尝试性地从美学角度为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旨在为人大选举工作出谋划策。     

我国选举制度改革与完善视阈下之博弈论分析

选举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虽屡次改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无法实现经济学中博弈论所追求的“利益均衡”，直接影响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只有不断改革与完善选举制度，才能增强选举制度的活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新加坡政党政治及其转型

政党政治形态的生成及其变化,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变革中的新加坡政党政治反映了该政治体系所蕴含的政治文化的变迁.本文重新考察和分析了新加坡一党独大体制的政党政治形态及其政治文化环境,认为近年来新加坡政党政治形态在向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型,而这种转型的背后,政治文化所发生的变迁也悄然改变着新加坡社会的政治信念、态度和政治行为.这些新的元素包括参与式政治文化的生长、公民文化的成熟、理性的多元竞争、宽容性的政治文化等.     

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及其发展的可行性——基于中国非竞争性政治形态的分析

协商民主在生成属性、价值目标和政治实践等方面内在契合中国非竞争性政治形态.基于中国民主发展的需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协商民主进行价值定位:一是体现为一种非竞争性的民主形式,二是弥补选举民主之“赤字”,三是具有与选举民主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是超越选举民主之内在价值.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资源以及民主实践等途径和条件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发展具有现实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