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元灭宋后,科举停废长达三十余年.对于宋代以来“专尚科目”的江南士人来说,这一变化影响甚巨,生活境遇、生存方式、士人心态均发生明显变化.在科举不兴的形势下,江南士人弃学改辙的情形十分普遍,儒学教育和学习陷入低潮.与之形成对照,江南士人中兴起一股学诗、写诗的风气,诗社活动兴盛,诗歌唱和频繁.诗坛风气以晚唐许浑、姚合等人为宗,格调凄苦哀怨.     

战国策士的复杂性格及其成因

战国是策士的黄金时代,"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对政局变革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战国策士深受春秋以来任侠文化的影响,重义使性、傲视王侯.同时,在重利、轻义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他们又表现出极端利己主义和极端功利化倾向.这种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学术风气、士人个体意识的自我觉醒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对后世士人精神品格的塑造有着深刻的影响.     

论唐代士僧交游的政治动因

唐代士人与僧人交游频繁、关系密切,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学界已有探讨,然而士僧交游背后的政治动因尚少有论及.论文从"僧借士而扬名"和"士借僧以自梯"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唐代的相关政治背景指出:唐代僧人可通过结交士人而扬名,进而获得崇佛皇室的青睐,得赐紫衣、出入禁闼、显赫一时;僧人有能力介入士人的应举和入仕过程,士人复可通过与名僧的交往来获取政治上的援引,"借以自梯".唐代的士、僧两个群体如此这般地形成了一个政治利益链,互相提携,密不可分.这一政治动机深刻地影响着士僧交游中僧人对于士人的选择和士人对于僧人的选择.     

从唐人小说看中晚唐士人人生理想和价值观的变迁

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中晚唐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发生了变迁。他们对“士志于道”的儒家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坚持,对侠独立人格的倾慕都是基于对生命价值、人性、个性的肯定和张扬,士人逃避现实,溺信佛道的消极心态,同样有着时代背景和士人自身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原因。对此,唐人小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反映。     

南宋中兴诗坛与萧德藻的诗名沉浮

萧德藻在南宋中兴诗坛诗名大著,曾一度被其时的诗坛盟主杨万里誉为“四诗翁”、“四诗将”之一,后经方回的反复称扬而一度列名于“南宋四家”,在南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萧德藻一直是一个被学界冷落的研究对象。本文试图在客观公允的评价其残存诗歌的基础上,联系诗坛峰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诗歌演进轨迹,分析其生前盛名,身后寂寞的深层原因:萧德藻在中兴诗坛声名大振是其时诗歌多元化发展趋势使然;而身后的千载寂寞缘于其诗作散佚,也缘于其诗歌风格冷峻奇峭,不易宏大的致命弱点。     

论江湖诗派追求真率的审美情趣

<正> 一江湖诗派,是一个兴起于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其主要活动时间,从十三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宋亡,大约有七十年的时间.可以说,整个南宋中后期的诗坛,都是笼罩在江湖诗派的影响之下的.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活动时间如此长、对诗坛的影响如此大的诗歌流派,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却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某些著作提到江湖诗派,往往不加区别,一概骂     

心理认同与士人结群:南宋庐陵士人的日常交游——以周必大为中心考察

日常交游是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活动。南宋庐陵士人云集,日常交游尤为频繁。在南宋政治、文学、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表现全面的周必大,乡居庐陵期间与地方士人交游甚密,中年时期与胡铨"郊居从游几十年",晚年与杨万里的交游被誉为"庐陵二大老",他还邀约同甲、士人及门生到"平园"聚会。他们在实现心理认同的基础上"结群"交游,经由日常的走访、赏花、集会及诗文唱和等,构建较为稳定的交游圈,并在地方社会营造和传承颇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先见与妖言：靖康之难后同道教相关的北宋亡国预言

自南宋初期以降,在士人与道士的记载中,出现了大量同道教相关之北宋亡国预言的记载和讨论。这些亡国预言,包括了神祇显灵、拆字、谐音、诗谶和直接政治预言等模式,可谓丰富而多元;然自南宋中期以降,以陆游、张世南为代表的士人,却在其笔记中展现了对于此类谶语、灾期之说的批判和反思,体现出此一时期士人对于北宋亡国之因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南宋之后的教内文献中,则以赵道一对于林灵素的记述为代表,体现出道教中人对于同道教相关之北宋亡国预言的演绎与重构。先见也好,妖言也罢,这些同北宋覆亡有关的预言,与其说是反映了徽宗朝的实际情形,毋宁说是反映了"后徽宗时代"士人和道士对于北宋亡国的反思。在此过程中,士人与道士、士人之间、道士之间的视差和多元解读,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南宋初期以来政治、宗教文化生态的侧影。     

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与文学史演进

师承是影响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可以归纳为学术型、政治型、文学型三个系统,它们从政治学术、人格精神、诗歌艺术等层面对南宋中兴诗坛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宋中兴诗人在继承师学的基础上,又以积极进取的精神超越了师承,树立了新的诗歌艺术典范,创造了宋诗“中兴”的局面,推动了文学史的演进。     

中国士人的屈原情结与人生困惑

后代士人把屈原作为士人的典范及命运舛错的知己来讴歌、赞美,造成了中国士文化心理的显著特色--屈原情结.解读屈原情结,便能揭示中国士文化的深层内蕴正是依附与独立的双重心态、功名与诗名的价值选择以及执迷而不知解脱的情感特征,造成了中国士人的人生困惑与人生痛苦.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南宋诗歌地位、作用、功能之变迁

南宋尤其是南宋中后期理宗朝之后,由于科举的影响和理学的兴起,诗歌地位、功能、作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诗的地位的衰落期,诗歌逐步退出科举士人的视野,而科举不利或不事科举的江湖士人乃成为诗歌创作的主体,这对后世诗歌创作风格、特点、诗学观念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汉代辞赋中的"士不遇"主题

:"士不遇"一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早见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汉代士人对不遇的歌咏,其表现手法甚至语言,主要源自屈赋.按照与屈赋的相关程度,可以分为三大类.尽管不及屈赋庄严绚烂,汉代士人的歌咏尤其是<答客难>一类的作品,仍然是士人追求自我完成这条人文之路上的一道奇丽的光彩.     

社会学视角下的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

士人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时期所进行的活动,可概括为"社会流动"。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有垂直流动、水平流动、代内流动、代间流动等几种方式。其中,垂直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是显著的流动方式。士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包括从师、游说、引荐、国君招贤等。士阶层社会流动是对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作出的积极回应,同时也表明,战国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正因为此,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呈现出主体平等性、非制度性等特征,与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下士大夫社会流动有着显著不同。目前,学界对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的考察尚不够全面系统,有待进一步研究。     

"江湖"非"诗派"考论

南宋中后期诗坛是否存在"江湖诗派","江湖诗派"是否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所谓"诗派",是江湖诗人群体研究的一个基础的问题.揆诸史实,南宋中后期诗坛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江湖诗派".明确地以江湖为"诗派"且对后世造成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的,是四库馆臣,但即就四库馆臣的立论而言,也是缺乏依据的.南宋江湖诗人群体首先和主要的,不是一个以诗歌为中心和纽带的诗人群体,而首先是一个社会群体;首先和主要的不是一个诗歌创作的现象,而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现象.     

元初江南的游士与干谒

本文对元初江南士人之游谒作了较系统和较深入的分析,内容涉及其社会背景、干谒的主要地区和对象、干谒的条件、方式等多个方面,其中尤其对游士干谒中"以诗文为谒具"的方武进行了重点的考察.本文试图揭示南宋中后期之后,士人的游谒和干进已经成为士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并且对其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论杜甫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的影响

在南宋高宗朝"江西诗派"雕琢文风大行其道的情形下,其时的贬谪爱国诗人们,能够保持清醒独立的头脑,在诗歌内容的忠贞爱国品质、艺术风格上的沉郁顿挫及句法艺术上的锤炼等方面认真汲取杜诗的营养,并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同时也体现了伟大诗人杜甫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的深远影响。     

中古文艺美学话语体系构建与士阶层文化权力扩张

中古时期的士族持续不衰的权力来自于家族超强的文化能力,家族塑造的个体成员的习性与倾向巩固并增强着他们的文化能力,这种文化能力体现在文学、经学、礼学、玄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士人不断侵入新的文化场域,通过命名等策略迅速掌控新的文化场域的话语权,对话语权的掌控又进一步强化了士人的文化领导权,并挤压次一等次出身的士人进入新的文艺领域.中古士阶层权力与文化的互动对文艺美学话语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中国文艺美学的走向.     

浅论南北宋之交诗歌创作的整体过渡现象

在宋代诗歌史上,先后出现了两个高峰,一是以苏黄为中心的北宋元诗坛,一个是以陆杨范尤为代表的南宋中兴诗坛。随着宋哲宗的亲政,新党重新把持朝政,以及其间诸多大家、名家的相继过世,元佑诗坛的辉煌时代一去不返。至南宋中兴诗人兴起,其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出现了诗坛上一个相对寂寞的阶段。在这一过渡时期内诸多中小作家在诗歌创作上承继苏黄遗韵,而又不断创新,开启中兴风骚,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并在这一时期的诗坛上呈现了一种整体过渡现象。     

论唐代咏物诗与士人生活风尚

唐代的咏物诗可分为吟物和感物两类。吟物的咏物诗在初唐与晚唐诗坛上相对较多 ,它的产生与士人诗酒之会、书斋唱和、切磋诗歌技艺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 ;感物的咏物诗又可从物象的士人自我投射和社会现象投射两端去把握 ,这类咏物诗较适用于士人借物抒怀的干谒求进或讽刺规谏。因此 ,唐代的咏物诗可以是士人在闲适或逃避时的自娱 ,也可以帮助他们在仕途上的进取 ,它们是审美的 ,又是功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