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

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一书主要内容包括校勘文字、考证史实、志疑释疑、驳斥谬解和评文论法等。该书据当时通行之本为说,既是为《史记》而作,更是为读《史记》者而作。该书的价值表现在恢复《史记》原貌、写评点密切相关、勇于怀疑的精神等。该书的不足有不当疑或疑而不当、校勘考证失误、评论不当等。     

史记笺证：人类精神家园中深沉而宏博的精神吞吐

在《史记》研究的领域里,许多学者都不得不认可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认为它是“三家注”之后最好的《史记》注本。该书从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70年来成为我国学者研究《史记》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自己的《史记》却离不开日本人的著述,这确实令中国学人感到尴尬,早在郭沫若那一辈的学者就为此感愤不平。著名《史记》专家韩兆琦教授倾40年研究《史记》之功力,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呕心沥血,历时12载,终于著成了煌煌500万言的《史记笺证》,最近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史记》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对《史记》进行的注释、评点研究,在明代以前各为殊途,稀见集两方面成果于一书的全面系统之作。清代程馀庆所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创新体例,集注集评:集古今之注,尤重地理注解,方便后学;集历代一百六七十名家之评论,眉批评点,成一家之言。程氏之书,实为《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钱钟书的《史记》研究及其启示——以《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为例

钱钟书的《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以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论述标本,探讨了有关《史记》的诸多问题。他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对《史记》编排有失协调问题的揭示、对司马迁天命观之矛盾的诠解、对《史记》深意的挖掘以及对《史记》文学性的探讨等,对今天的《史记》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西方汉学家批评视角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

美国汉学名家华兹生教授英译的《史记》是20世纪西方汉学界的重大成果.西方汉学家从文本语义考证、英译本完整性和学术性以及文本互涉关联性视角对华兹生《史记》英译文进行了批评与分析.这些分析评论有助于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华兹生《史记》英译,促进美国汉学界对《史记》的进一步研究与译介.     

史家笔法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话语的建构

中国古代小说被视作正史附庸或直接被称为＂稗官野史＂,所以评点家们常常以史家笔法作为评点话语,其主要表现有三：直接点明小说作者采用了《春秋》笔法;明确指出小说作品＂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直接以《左传》、《史记》笔法标准评判小说;详细揭示古典小说中的曲笔褒贬与史家笔法相互融通。     

毛奇龄批本《西厢记》新探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典戏曲评点的鼎盛期,涌现了一批戏曲评点大师,如王骥德、凌濛初、孟称舜、金圣叹、毛纶、毛奇龄,等等。毛奇龄以清初大儒的身份批点《西厢记》,使毛批本《西厢记》成为继王骥德、凌濛初以来《西厢记》"解证式评点"的集大成者,他的批点既有经学考古式的严谨,又展示了偏嗜曲体曲韵之学的风格特色。而毛奇龄在解证中时有会意,又赋予毛批本《西厢记》"鉴赏型"评点的些许特色,进一步推动了《西厢记》评点批评走向深入。     

《史记》勘误七则

对于《史记》的点校，中华书局曾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于是才有了1959年版十卷本《史记》。但是，在翻阅《史记》过程中，仍时或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误被疏漏。本文所列举的十卷本校勘疏漏，大多为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龟注考证校补》、陈直《史记新证》、梁玉绳《史记志疑》等未发现。偶有被发现者，倘觉其未加考论，仍有考论的必要。现在姑且冒昧将其列举出来，以冀商讨。     

哈斯宝的文艺美学见解

哈斯宝的文艺美学见解哈斯朝鲁清代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以六、七年时间翻译和研究《红楼梦》，并把《新译红楼梦》介绍和推荐给蒙古族读者，在中国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他的《（新译红楼梦）回批》是蒙古族最完整的评点式古代文论，虽然评点的是《新...     

《史记评注》批评体系探微

牛运震跨前清康、雍、乾三朝,学问淹博,于史无所不窥,其晚年的苦心孤诣之作《史记评注》,用文学与史学两只眼睛细读《史记》,知体要,抓义法,集注释、校勘、评议、汇评、考辨于一体,批评的广度与深度,在前清甚至整个《史记》研究史上罕有其匹。《评注》主论《史记》文法笔力,其文学批评虽不出传统评点学由字法而句法而章法的批评理路,但却始终将"神理说"与"情纬论"作为渗透其中的精神命脉,从而构筑了一个由点及面、由表而里的严整理论体系,避免了传统评点学琐屑而不成系统及"死于章句"、"溺于文辞"等弊病,做到了对太史公之书,不惟得其文义,且传其精神意态,对读者和研究者体悟《史记》的文章之美与史公的作史微旨,均大有裨益。     

也谈钱钟书先生与《全宋诗》--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

本文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通过分析其对《全宋诗》所作的有关补正,认为《宋诗纪事补正》一书有助于我们全面而准确地评价钱钟书先生在宋代诗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对《全宋诗》的修订和完善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小说《陆犯焉识》与电影《归来》之比较

张艺谋的最新力作《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由于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二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命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传达出了作家和导演不同的艺术诉求。文章通过比较《陆犯焉识》与《归来》,来深入挖掘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电影对小说改编的得失。     

文学史中的“黑洞”——以食指诗歌研究为例

文学史写作中有时存在一个模糊、任人评说且具吸附力的"黑洞"空间。食指的诗歌是否为"地下诗歌"?他的诗歌是否真正影响到一代诗人?通过对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史和个人写作的文学史梳理,笔者发现论述当中对食指诗歌的传播广度,"第一人"之说、"地下诗人"等说法都存有偏颇,有必要置于历史场域考察食指的写作。经过社会调查与分析指出,文学史材料引用与评价中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东坡词自度曲考述

本文意在考定一个长期为人忽略的事实 :以不尽协律而为人说短论长的东坡词 ,原来却有自度曲。种种材料表明 ,苏轼对音律的掌握具有较高的程度。东坡词有 5调 ,可确定为自度曲。由此对苏轼重新加以审视 :他是一个知音识曲的词家 ;知音识曲是其词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 ;苏轼作词不拘守音律 ,“是不为也 ,非不能也”。     

1952年、1982年施耐庵身世调查成果的检阅与思考

1952年、1982年施耐庵身世调查成果是显而易见、厚重而丰硕的,然而由于不适当的行政干预,致使调查成果未能彰显。《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身世调研是纯学术问题,理应由学术界通过学术研究的途径和方法自主解决,务必坚持实地认真调查,坚持实事求是考证,坚持全息思维、系统思考。当年参与调查的学者而今大都谢世,其成果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前辈学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任何实质性否证的情况下,现在是到了坚决采信施耐庵身世调研成果,可以认定兴化白驹场施耐庵《水浒》著作权的时候了。     

《文心雕龙·定势》篇述评

“文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独特的理论范畴 ,“文势”理论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定势》篇。从刘勰所论看 ,“文势”属于作品形式范畴 ,它的形成与作品的语音、文字、语句等形式因素相关。“文势”具有运动性、包蕴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对读者有巨大的审美功效。刘勰的“文势”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简论《瓯北诗话》的李白研究

《瓯北诗话》是赵翼晚年的论诗名著,其所论诗家凡十,李白排第一。是书对李白的研究颇为详赡,涉及到李白的生平、思想、政治表现和诗歌的题材、体裁、寓意、真伪辨析、艺术风格、艺术承传以及与杜甫、苏轼等人的比较等方面,有不少真知灼见。按照赵翼自己的话说是"始知其真才分,真境界,觉向之所见,犹仅十之二三"。这种剖析,在"尊杜抑李"的历史大潮流中,显得尤为理性和可贵,是赵翼文学价值观的一个缩影。     

在悄然中展开和掘进——近30年中国大陆师陀研究综述

近30年中国大陆师陀研究主要在史料、作家论、作品论等几方面展开。史料方面包括资料积累、考订、梳理与诠释;作者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对师陀是否京派以及师陀与左翼文学的关系问题;对师陀的作品的研究相对成果较多,从时间上看,大致可以15年为限分为前后两期,前半期对师陀创作思想艺术成就的考察,大多从社会历史角度入手,遵循美学和历史相结合的标准,取现实主义艺术的惯用方法来分析论证,关注重心不外乎题材、人物、环境及艺术风格等。后半期多以文化诗学、生命哲学、伦理批评等为切入视角分析师陀作品显示出的文化心理、生存状况等,相应文艺形式分析也转换到意象、修辞学和叙事学分析等。此外还有以比较方式展开研究的论文。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