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黄侃对“声近义通”现象产生原因的认识

“声近义通”作为一种训诂学上的术语,涵盖了有清一代乾嘉学派的一种学说,即“声近义通说”.这种学说的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乾嘉学派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把文字当作语言的符号,彻底冲破字形的蔽翳,自觉地运用声义互求的办法进行训诂,“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乾嘉学派之所以提出“声近义通说”,是由于他们在总结前人训诂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不但同声符的形声字往往义通,甚至字形毫无联系,只要音同或音近,也每每同义.首先提出这种见解的是戴震.戴氏在《六书音韵表序》里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又在《转语二十章序》里说:“各从乎声,以原其义.”“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而其义亦可比之而通.”其后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继承其师的学说并有所发展.段氏在《广雅疏证序》里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     

“声近义通”缘于语词孳乳说辨正

一、“声近义通”学说和“声近义通”现象1.1 “声近义通”学说 “声近义通”(亦称“音近义通”或“声通同训”)作为一个训访学上的术语,本是有清一代乾嘉学派提出的一种学说,其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的例子如:     

郑玄“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及其训诂原则

“因声求义”是传统训诂方法之一。早在东汉末年,郑玄就已经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原则,并在其注释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深入分析郑玄《礼记注》“因声求义”的训诂范围及其内容,证明“因声求义”作为较为科学的训诂方法,肇始于郑玄。而且,郑玄“因声求义”的思想,直接开启了传统训诂学研究音义关系的道路,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戴震《方言疏证》中的“声转”和“语转”

清代考古审音并重的大家,莫过于江永和戴震。戴震从音理的角度出发,著《声类表》、《声类考》二书,创立古音9类25部之说,开古音阴阳入对转之先河。《转语》20章,立“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可比之通。”的原则,又从声纽的变转上,求训诂之相通,实为古音学上的又一发明.戴氏的《方言疏证》是其声韵通转理论用于训诂的代表作。戴氏以声音通训诂,对扬雄的《方     

同源训释论例

<正> 训诂的条例分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据文证义三方面。这是传统的训释手段。段玉裁说:“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万字皆兼三者,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错互求。”此只说明训诂条例的组成与互求,但未明在这三者的关系与地位中,应以声音为先。以“声”统“形”,公认是研究文献语言的重要方法,也是汉语研究史上最宝贵的经验。黄侃说得更为具体:“详考吾国文     

试谈郑玄笺注中“因声求义”方法的运用

因声求义是不为文字形体所拘牵,以声音为线索,用音同音近的词来训释词义。郑玄在他的笺注中已自觉、广泛地运用了因声求义的方法。其表现有三：１．提出从声音求训诂的原则;２．通过因声求义来说明假借,推求语源;３．使用多种术语解决声训问题。     

谈《说文解字》的声训

声训在《说文解字》中(以下简称《说文》)所占的比例很大。黄侃先生说,《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七八而义训不过二三。他着重指明了声训的重要性:“文字之训诂,必以声音为之纲领”;“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皆相应”;“凡‘也’字上说解字与声音有关者,皆不可忽略。”因此,本文拟结合习见的古文句例和熟语,谈谈声训,特别是《说文》声训的体例问题。     

试论郑玄就音求义训诂原则

郑玄在训诂实践中透过汉字的形体,窥见其音义联系,在训诂学史上创造性地建立了“就音求义”的理论原则,并把它贯穿在整个训诂实践的始终。 郑氏就音求义原则的建立,基于他对前修时贤声训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亦得益于他丰富的语音知识。 (一)对前修时贤声训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汉字的音义联系很早就为古代学者所注意,先秦文献里即已可见利用声音线索来解     

阮元的训诂方法和成就

阮元曾说过:“余之学多在训诂。”他研究训诂学的成果,大部分保存在《研经室集》中。阮元在训诂学方面的首要成就,在于通过对文字的训释,寻找我国语言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他说字解经,长于归纳,善于博引旁征,再根据旧义,引申发明,推及一般,发前人所未发。下面试就他训诂所用的基本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作具体阐述。清儒训诂的主要方法是因声求义。我国训诂学由以形说义发展到因声求义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文字根于语言,从形、音、义这三要素来看,形是记录符号,对于语言是外在的因素,音、义才是语言本身的内在因素,而言语托于声音。从历史发展来看,语     

《广雅疏证》声转特点与王念孙古声类思想

对《广雅疏证》训诂术语“一声之转”“之言”“声近义同”“犹”表现的声转情况进行梳理,探讨王念孙古声类思想在具体训诂实践中的分合情况,进而深化对王念孙古音学思想和“就古音以求古义”这一因声求义理论的认识。研究表明,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基本遵循了他的古声类二十三纽的划分格局。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声韵用于训诂说例

汉字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体,字形、字义与字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由于“上古之世,未有文字,人之言语,以声达意。声者肖乎意而出者也。文字既作,意与声皆附丽焉”。正如戴震所说“文字、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关于这个问题,陈澧也有过这样的论述: 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     

《毛诗笺》因声求义法释义例撰析

郑玄《毛诗笺》是汉代以来随文释义的典范之作，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也较完备。本文在较全面整理其训诂材料的基础上，欲图通过对其所有因声求义例的归类分析，揭明其著的训诂条例和训释特色。     

许慎史料拾遗

许慎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经学大师和伟大的文字学家。他著的《说文解字》一书,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书面语言、文字、音韵、训诂诸研究方面的一部集大成著作,是我国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著。正是鉴于这种情况,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决定: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日于河南举行“隆重纪念许慎国际学术讨论会”,到时,将有美、日、加拿     

义存乎声新证

我国传统的语言学家在研究同源词(即同族词)的语音和语义关系时,提出了“音近义通”的说法,尤其是在清代乾嘉时期,王念孙、段玉裁、郝懿行等人,研究更为精深,阐发更加详明。如王念孙说:“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又说:“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段玉裁也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郝懿行也说道:“凡声同、声近、声转之字,其义多存乎声。”对于他们的贡献,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     

因语境求义论

所谓因语境求义,就是根据古代文献的具体语言环境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它主要是用来探求言语中的词义。因语境求义可以分成因上下文语境求义、因文例语境求义、因辞例语境求义、因情景语境求义、因语法语境求义和因古代社会语境求义等类别。运用因语境求义的训诂方法来探求和诠释词义,应遵循“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基本原则。     

论因声求义--《经义述闻》的语言学思想研究

因声求义,是指通过语音去研究词义,作为一种具体的手段,大约可一直追溯至上古。然而,因声求义,系统化、科学化、理论化,则形成于清代。乾嘉学派尤精音韵,从而使因声求义发展为一种成熟的训诂原则,形成一套科学的训诂方法。因声求义,是《经义述闻》的重要的语言学思想。借助因声求义,王引之在通假字、联绵字、同源字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毛传声训举例

声训的方法是历代训诂学家注释古书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此法起于周秦,盛于清代。段玉裁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①王念孙说:“窃以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②这些主张得到了清代以及以后的训诂学者的拥护。其实,汉初毛亨传诗,声训的方法早已用得很精到,大多是本於声音而求得字义的解释。现就《毛诗诂训传》的声训作个粗略的分析,叙述如下:     

论《方言笺疏》的“因声求义”

一钱绎的《方言笺疏》是流传最广的一部关于扬雄《方言》的训诂专著。该书问世之后,时人毛岳生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义沉而体大,识邃而说创”;近人和当代论者对该书的“因声求义”更是推崇备至,如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循声译字,字虽无定而音理可推,是书于展转互异处,寻其音变之原,古人以声释文之旨于是大启”,“王氏之于《广雅》,郝氏之于《尔雅》,钱氏之于《方言》都能因声求义,深得‘声近义通’、‘音义贯串’之妙旨”,等等。对这些看法,我们不敢苟同。     

王念孙“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学者们公认:清代训诂学大师王念孙的一部《广雅疏证》“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王力先生语)。这主要是因为,在古音学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条件下,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为什么能促使具有一千七百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的道路呢?这是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探讨“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