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研究与民意研究的差异性

舆情研究与民意研究的主要差别有三点,即前者在研究“社情民意”时,其研究对象更为宽泛;前者在研究“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时,着重研究民众的社会政治心理活动,着眼于调查和分析普通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各种具体问题,显得更加专门化;前者与舆情信息工作直接和密切结合,形成了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理论支撑。文章强调指出,舆情研究的许多新发展有其客观的社会背景,它丰富和壮大了对民众意愿尤其是民众政治意愿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与民意研究形成了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之势。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与中国舆论调查业

舆论调查是一种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征询、测量、沟通、传导公共意见和社会舆情的专业活动。舆论调查在西方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我国大陆则刚刚起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以下简称“舆论研究所”)作为国内第一家舆论调查与研究机构,从1986年初创至今,先后完成了20多个调研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业已活跃的中国舆论调查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舆情”社会内涵新解

当前,学术界对舆情社会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澄清舆情社会内涵有利于政府部门更准确地把握社会舆情的核心和价值所在。从历史上和当代中国对“舆情”的运用看,舆情的基本内核是民众态度,而客体应限定在社会政治方面。同时,在与相关概念辨析中,舆情处于民意范围内,又与舆论有交叉,它是普通民众对政治人物和事务的各种情感、认知和行为反应倾向的集合。舆情主体类型多样,其核心部分内容丰富、结构复杂,因此,舆情呈现出稳定和易变、理性和情绪化、积极和消极等双重特点。     

从美国大选看大数据与网络舆情研究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意外当选让传统民意调查陷入尴尬境地。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大数据方法对了解民意尤其是网络舆情似乎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否因此可以认为民意调查的传统方法已经过时?文章从2016年美国大选出发,基于对传统民意调查方法和大数据分析优劣势的比较分析,认为在分析社会舆情时,一方面应该加快发展大数据方法以把握网民心态,另一方面也应借鉴传统民意调查方法的逻辑和抽样原则,以回应网络舆情无法囊括的群体及相关问题等。     

民意测验在中国渐成气候

社会的“晴雨表” 大到“人们怎么看待机构改革”、“中国城市消费有哪些特征”,小到“怎么过春节”、“现代青年的初恋的年龄”、“中国孩子的梦”,这些涵盖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形形色色的问题,你都能在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或称民意测验)中找到确切答案。 舆论调查,这一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测量、沟涌、传导公共意见和社会舆情的专业活动正在成为一门新的产业,走进人们的生活。仅北京一地,就有近千家调查公司、公关公司及市场咨询公司将民意测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与舆论的形成与转化

互联网已成为当今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折射出改革阵痛与体制弊端,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耦合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直接诱因离不开信息的广泛传播.群体性事件的网络传播是形成网络舆情的导火索,随着越来越多的有关群体性事件正面和负面的网络信息传播形成网络舆情气候,群体性事件升级演化导致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网络舆论.公共话题上的聚合、公共舆论场的形成、意见领袖的引领、媒介间的议程互动等分别提供了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前提条件、重要平台、引领者及催化剂.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执政者必须更新执政理念,适应网络化生存,尊重网民自由表达权;适时引导网络舆论,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对网络舆论进行适度干预,确保国家舆论安全.     

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

为研究网络舆情的复杂性、多样性、脆弱性,从社会生态学视角出发,对网络舆论生态的意义与结构进行反思与重构。研究认为,网络舆论有其自身的生态逻辑,是一个由多种生态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自我演化的生态系统,个体与群体、舆论与环境、过程与结果等因素都是有机统一体,网络舆情介入与治理更应该强调各生态要素之间的和谐共生。     

网络舆情中的“哄客”现象分析

网民借助网络新媒体介入公共事件,表达民意促进舆论发展,是社会的进步。然而在网民对公共事件的介入过程中,"哄客"与公共力量鱼龙混杂的局面成为近年来网络舆情不容忽视的现象。公共力量与"哄客"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合法、是否理性、是否强求"舆论一律"。"哄客"心理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有关。     

理性视域中的传媒舆论及其悖论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传媒在引发舆论、反映民意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舆论本身具有情绪化、非理性等特征,当人们把舆论和民意作为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以及政治决策依据的时候,也常常遭遇到种种困境,但是历史证明唯一值得信赖的仍然是舆论和民意,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理性.     

对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的分析与对策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社会效应越来越大。如何应对和引导网络舆情即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和紧迫的问题。本文围绕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抽取,解析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信号,对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情境、传播和演变进行全景画像。总结现有关于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的引导策略、态势研判、演变仿真预测以及应急响应,并在理论层面与实践管理调控层面提出了当前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本研究为探索舆论事件发生机制与预判分析理论和方法、事件趋势预测方法、模型预警模型与发布技术提供了新的思路。     

监督媒体：对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的另一极

新闻媒体担当着监测社会环境的"守门人"功能,是民主化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倘若新闻媒体出现腐败变质,必然影响媒体的公信力和客观、权威性。分析新闻媒体腐败现象种种,揭示新闻腐败的实质是新闻权的滥用,而造成新闻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缺乏对新闻媒体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对此,应在建立有效的媒体监督机构的同时,大力整顿媒体从业队伍,强化社会舆论对媒体的有效监督,并将之纳入法制化轨道,在构建强大的"反腐败"社会力量之下。实现媒体舆论监督社会和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新闻传播事业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向上。     

我国民意调查的应用及其制度化路径设计

民意调查是现代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在现实环境下民意调查制度化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因此建立规范的民众权利保障机制、合理的激励机制、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健全的操作机制,是推动民意调查制度化的有效路径。     

司法研究专题——人民法庭的乡土司法特性

通过参与式观察调查,在分析杨村人民法庭的法庭概况、法庭法官、法庭运作基础上,由法庭所处的农村社会特点和人民法庭的具体功能所决定,我们将人民法庭的司法定性为“乡土司法”。司法主体的类型是非职业化、大众化的法官;法官倚重的是自己积累的司法经验;法官要以便民的原则来解决纠纷,又要以务实的方式来维护稳定,还要以得力的手段来树立和维护政府的权威;法官须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以及“情、理、法”的统一。     

福利文化与制度供给：比较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的新范式

现有的比较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中,大多都以“工业化的西方制度模式”为研究对象,引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国家保障模式研究无疑对原来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三个世界”提出了挑战。中西不同的福利文化是导致中西社会保障制度差异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对福利文化的变量加以认真考虑,以福利文化的精神观念和制度供给的制度规范两层次为新维度,提出了新的中西社会保障制度划分的六种模式。     

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现代化:浦东案例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程中 ,公共财政发挥了重要的核心作用。本文以浦东新区为案例 ,探讨公共财政如何促进社会保障现代化。     

礼貌言语行为的文化内涵研究

礼貌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像一面镜子反映出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近十几年来,中西方学者对礼貌言语行为之对比分析已取得了一些成就。文章从礼貌研究的观点入手,回顾了与礼貌概念上中西方的差异和冲突有关的研究,并探讨了对于礼貌言语行为对比研究的恰当方法。     

社会福利:中国社会的建构与制度创新路向

社会福利是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政策分析核心概念之一。社会福利观念因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千差万别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理解。社会福利观念反映现实福利制度安排 ,说明特定时空处境下福利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对社会福利的社会建构体现在六个方面 ,它们分别引导着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同创新路向。     

试析西方公共外交的实施策略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美等西方国家历来重视公共外交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功能意义。得益于智库等非政府组织和成熟的市民社会的支持,使得西方国家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相得益彰;此外,进入信息时代之后,西方国家开始运用网络技术平台进行网络公共外交。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成效显著,并成为实现其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基于此,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无疑为我国刚起步的公共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一是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论体系;二是整合文化资源,构筑一个弹性、高效的管理体系;三是加强信息技术建设,推动网络公共外交;四是培育非政府组织,深入开展整合营销传播。     

公共领域之中国神话： 一项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本考察的分析

多年来,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和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引发了我们对理论使用方式的反思。阿伦特理论中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反思和批判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起源、提出解决现代代议制民主困境的方案这三点共同形成了最初孕育公共领域理论的支架。哈贝马斯在阿伦特基础上建立起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承载了更多现代社会的因素,既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大众民主的可操作性,又力图在制度层面取得突破。不过,在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脉络和问题导向为中心而大胆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同时,既要注重概念背后历史内容的探讨,又要警惕被单一框架的先见束缚住思维。应通过建立有实践内涵的话语空间将个人、社会与国家勾连起来,完成对公共领域理论的超越。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理论逻辑与改革实践

不同于西方国家应对福利国家危机、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与减轻财政负担的改革背景,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倡导民生财政、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主体与社会活力的背景下,开始在各类公共服务领域广泛应用合同外包。为了探索中国的合同外包改革实践,从理论层面剖析合同外包的理论逻辑,指出合同外包体现着传统的等级治理模式向合同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在实践层面上结合中国合同外包改革实践来分析中国各地方政府推行合同外包的经济、政治、社会与管理层面的动因,并进而从外包什么、外包给谁、怎样外包、外包效果四个方面来阐述合同外包在中国的实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