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建构“春秋学”的交游策略

透过王安石的早年交游,可以发现:一是他基于"太原王氏"后裔的宗法情结,常与王令、王回、王晳、王曙王益柔父子等同姓交往,主动吸纳同宗"家学"系统中的"春秋"养分;二是他任职地方,在政治边缘地带以中下级官员身份,广接孙觉、常秩、丁宝臣等"春秋学人"。日经磨砺,他基本建成一种"反正"宋初主流"春秋学"(以孙复为代表)的"王氏春秋学"。不过,由于缺失政治、知识和话语策略的综合支撑,"王氏春秋学"对于后起的"断烂朝报""黜《春秋》"等政治谣传,皆不能形成有力防卫、抗辩和强势反击,以至于真实的"王氏春秋学史"也终被埋没无踪。     

王安石《春秋》学思想探究——以《春秋》公案考辨为中心

"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春秋》学史上的两大公案。王安石所谓《春秋》"断烂朝报"指《春秋》注解之书,并以《春秋》经发展的特点而确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王安石以其经学思想区分《春秋》经与传,视《春秋》经为"难知"但"可知",对《春秋》传则由"取"到"疑"以至"不足信"。针对《春秋》中天人关系、伦理等级等问题,王安石提出"任理而无情""以道进退"。王安石在北宋《春秋》学进程中间接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王安石《易》的人生哲学

王安石研究<易>的主要目的是用<易>来指导现实人生和政治.王安石以<易>中<晋>卦、<比>卦的义理来指导自己的出处进退,阐发了士人进退应该掌握恰当时机.王安石要求现实的人生行为必须以孔孟儒家仁义之道为准则,并提出自己的修养方法.从<易·旅>看出王安石的乐天知命的性、命哲学,这比孔孟儒家追求道德理想主义更趋消极悲观,但总体上还是德性与智性并重的人生观.     

王安石与《维摩诘经》

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研究目前仍是王安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通过对王安石诗集中与《维摩诘经》有关的诗作进行分析研究,希望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从而说明王安石的佛学修养是相当深厚的。     

心在帝京身老江宁——王安石《泊船瓜洲》写作时间释疑

宋代王安石的绝句<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长期以来即有争议,主要存在3种观点:(1)熙宁元年王安石应召赴京途中;(2)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返江宁途中;(3)熙宁八年王安石再任宰相赴京途中.从时代背景、作者思想及<宋史>记载的史实来分析,只有熙宁八年春二月王安石再任宰相,才是该诗的写作时间;阐明创作时间有助于阅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进一步理解.     

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

王安石《淮南杂说》中提出臣可用非常之礼、君可取而代之的“异志”思想 ,受到杨绘、程颐、杨时等人的攻讦。其实 ,王安石的思想根源于儒家经典 ,又为其改革服务 ,具有进步意义。理学家的批评既有反对变法的因素 ,更有强化封建纲常的时代要求在里边     

王安石提出“三不足”之说质疑

自邓广铭先生在 ７０年代中期肯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王安石提出的以来,大多数著述都采用了此说并把“三不足”当作王安石坚持变法精神的体现。然而,在北宋中期社会存在浓厚的敬天之威思想意识、崇尚祖宗之法、盛行净谏之言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王安石,是不可能提出根本否定北宋传统政治文化的“三不足”之说的。王安石在变法前后的言行中,也完全找不到“三不足”之类的词句。而“三不足”之说的各种来源,则表明它是反对变法的反对派编造出来的,用以丑化和攻击王安石。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系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 ,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 ,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 ,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 ,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曾公亮与王安石变法

曾公亮作为北宋政坛上的三朝元老,影响力极大。早年即有变革之心的他,在王安石变法中不但大力举荐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局,而且在变法过程中还给予王安石相当程度地支持,这对变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与王安石在变法认识上的分歧日渐严重,加之其它方面的原因,最终他不得不从正面退出变法舞台,没能成为所谓坚定的变法派。     

也谈王安石《明妃曲》

文章从《明妃曲》的思想艺术、时人及后人的不同评价以及结合昭君出塞的史实和传说,借历代文人的吟咏,从王安石借此想表达的思想主题等方面综合进行论述分析。     

孔子与《春秋》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契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蒙。他们所传诵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述为主,而以太史记录的春秋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春秋》书法是春秋时代史官的神圣职责,必须有当时的舆论支持以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才能使乱臣贼子惧。今本《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孔子并未加以笔削。     

《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義"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義",正好衔接了"義"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義"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義"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義"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義"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義"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義"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義"字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春秋>的巫史性和文化功能.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20世纪《晏子春秋》研究综述

<晏子春秋>是我国一部富有深刻思想性和文学价值的名著.笔者在较为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按历史顺序,分三个时期,对<晏子春秋>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评述,目的是总结成果、吸取经验,以为这一学术领域在21世纪取得更大成绩有所贡献.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吴越春秋》的史学思想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看作"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吴越春秋》里面收录了很多的神话传说,表明了民间史学的特质。     

崔子方的《春秋》学

崔子方是北宋苏氏蜀学派的重要人物,以《春秋》学显名。他在认可《春秋》最大程度保留“鲁史”成分的基础上,极大强调了经文所含王道大义。为此,他发明了独特的经义表述和经文解读方法,并在解释中表露出独具特色的思想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