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路线是夺取肃反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学习《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体会

毛主席论述肃反斗争的伟大历史文献《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公开发表了。今天,重新学习毛主席在我国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写出的这篇光辉著作,感到分外亲切,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胜利开展的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重大措施。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浅议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运动针对建国初期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各种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其失败、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巩固新生政权,保护人民的利益及取得的革命胜利果实,粉碎国内外敌人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所发动的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同当时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为三大运动,这场运动虽在全国范围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已基本完成.但它的历史意义和产生的积极作用却十分深远,它为我党积累了一系列建设国家、巩固人民政权的成功经验,可称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时间短、成效卓著的运动,纵观运动始末,不难得出以下几方面成功经验.一、决策果断及时,千头万绪抓根本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百废待举,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政府虽然在广大新解放区进行清匪反霸斗争;在城市中开展搜捕特务和登记反动党团以及在部分地区进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给当时最嚣张的土匪、恶霸、反革命分子以沉重的打击,但国民党反动派遣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之大,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遣留下的满目疮痍的衰败经济,望着从黑暗社会解放出来的劳苦大众挂满喜悦泪珠的瘦弱面庞,耳听着边界前哨不断传来的轰轰炮声,具有卓越领导     

胥吏规制与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评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的新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理解我国现代乡村社会起源的新视角。面对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全面危机,魏源提出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减轻乡村负担的方案,冯桂芬主张应在乡村地区实现以选举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不过最终都未能遏止乡村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土豪劣绅阶级,彻底解决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危机,建立起对乡村地区的全面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乡村社会。     

“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新村运动与民国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象

民初新式读书人与社会的疏离,使得不少人生出了“另辟新境”的想法,希望在新的社会空间中实现其“新生活”。这一思想本有隐逸传统的意味,又受到五四前后来自俄国、日本的新村思潮影响,将这种“另辟新境”的想法落实到了乡村。“耕读传家”的思想开始被赋予了泛劳动主义的意义,乡村也被视为一个远离都市,甚至现代社会组织的虚拟空间。然而,此时读书人的“新生活”自有一整套文化标准,不少人因此开始注意到乡村生活“黑暗”与“落后”的一面。乡村的文化内涵开始改变,乡村运动也逐渐走向了乡村改造。更有人反思了这种“跳出现实”的社会改造方式,呼吁更激进和全方位的政治解决,成为了稍后农民运动的起点。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传统时期、晚清民国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四个阶段。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分别对这四个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分析,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貌提供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改革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与变革乡村社会秩序的革命。这场革命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重组了乡村基层政治结构,引起了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促进了乡村社会现代民主政治因素的生长,使得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上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乡村社会每天都在改造进步之中,每个人的生活也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有效促进了当时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建构——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的个案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社会改革运动中,中共通过动员民众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财产,对组织内的群众开展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摧毁了传统乡村的权力体系,瓦解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以贫雇农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在乡村逐步建立起来.农民协会、青年团、妇代会、民兵等这些新的社会组织通过请示汇报、会议制度和自身整顿,树立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威信,并进而塑造了党的权威形象.组织的楚构,空前地扩大了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开启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组织化、政治化的进程,党和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生活中的革命日常化——1950年代乡村集体化进程中的社会政治化研究

本文以1950年代乡村集体化为背景,详细探讨了集体化给乡村社会民众生活带来的改变。由于集体化在其推行过程中带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最终导致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化。在此基础上,民众生活也日益体现出政治化的特征,以致革命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内嵌入民众生活的日常世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进程中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关系进行了实质性重构,即以阶级关系统摄各种社会关系,将其纳入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框架;二是通过对乡村社会成员的重新命名和归类,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等级秩序;三是治理和被治理技术的发明,既借助阶级隔离术和阶级融合术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又通过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建构促使农民自觉融入了党和国家的治理轨道.     

"以人为本"对社会形态的解读

"以人为本"对社会形态的解读,突显了人在社会形态中的基础和中心的地位,确认社会形态就是人本身.社会形态有两个层次的结构.第一层次结构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统一.这里的"社会"是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及其分配调节的领域.第二层次结构是社会的结构、制度和生活的统一,其中"生活"是社会形态的价值目标,即实现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要,提高和改善人的生活的直接领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又与结构、制度、生活发生相互交错的网络关系,综合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形成了社会形态整体的网络结构,成为人创造活动的历史舞台.     

肃反运动的来龙去脉（1951—1960年）

1955年7月至1960年9月,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这场运动涉及面广、被清洗人员多,持续时间长,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界对这场运动的研究现状、起点、过程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都不能合理解释肃反运动。因此,厘清肃反运动的研究现状、起点、过程,具有一定意义。     

"文件政治":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视角和"社会"视角是当下学术界研究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两种分析方法,这两种分析方法自然都有其合理性与解释力,相关研究成果甚丰。但这些方法还存在着一些理论限度。本文提出从文件政治的角度去研究乡村治理,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补充,或许更切合中国乡村乃至中国政治的本土化特征。     

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农业合作社的绩效分析

1942-1945年间,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措施,而不仅仅是革命危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从整体上看,它是中共创新地利用乡村互助合作生产的传统,以合作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此举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广大民众通过合作社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参与中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中共逐渐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握.     

对宗教的超越——论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社会功能

加尔文领导的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在重新构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生活的同时,亦凸显了社会功能。它直接促进了日内瓦社会政治体制的演变以及社会风尚的优化,进而在社会学意义上形成了对宗教层面的超越。究其原因,这主要源于16世纪日内瓦的政治背景以及加尔文神学的世俗取向。就其影响而言,社会功能的凸显,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日内瓦新兴政权的存续、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社会后果分析

文章以实证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表明,社会流动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村民观念转变及工业化、城市化具有正向功能;同时也显现出了乡村稳定问题、教育问题、村民再社会化问题和流动村民生活高不确定性问题等负向功能.     

论人民公社体制的组织意义

文章对人民公社的组织意义作了探讨。认为公社体制是将农村个体经济地组织起来,通过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进行控制的机制。公社体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是社区政权化,社会国家化,虽然保证了国家的强控制,但也牺牲了乡村的自治,造成了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介入。公社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强烈控制,造成了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停滞和混乱,因此,其解体也是必然的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新军转向革命的内部条件

湖北新军是甲午战后清统治者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巩固王朝统治,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式武器装备。操练方法建立起来的一支近代化的反革命武装。这支反革命武装自一八九六年建立之后,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直接掌握之下迅速地得到了发展。到一九○二年,湖北新军(时称两翼常备军)不仅人数由原来的一千人发展刮了九千五百人,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