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的人民的文艺”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代会”主报告的写作及其历史意义

在第一至四次全国文代会中,主报告承担着传达党和国家文艺政策的重要使命,既是文代会的核心文本,又以强大的话语权威影响了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进程。本文在解读主报告的写作过程和内容构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文本背后复杂的思想逻辑及其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浅谈延缓性新闻与新闻延缓的区别

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 ,有一些新闻因传播工具不同而延缓了新闻时间 ;而有一些新闻则纯粹由于如写作、投递等出现障碍 ,迟滞了事件内容与读者见面的时间。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属于延缓性新闻 ,而后者则是新闻延缓。     

中枢整合与国家能力：唐代国家建设中的武则天女主政治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兼具正统性和争议性的女皇帝,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其参决大事、临朝称制、废唐立周的五十年间牵涉初唐政局的发展。则天女主政治是传统女主政治的历史转折点与唐代前期国家建设的关键过渡期,对其进行历史政治学思考亦有助于从走出北朝、唐宋变革这两个视角,对中古政治研究框架和女主政治长期演变形成新的认识。则天女主政治对唐代国家建设的影响,主要涉及中枢整合与国家能力两个方面：前者较为复杂而总体成功,在唐周鼎移前后呈现冲突性和扩张性向安抚性和平衡性的转变;后者表现为政权合法性资源运用和国家象征能力增长,以及制度化专制君权政治和官僚化集团政治相伴相生。     

论主物与从物——兼评《物权法》第115条之规定

主物、从物的认定标准应是客观的,不应将"与主物同属一人"作为认定从物的标准,但"从物随主"原则必需在属于同一主体的主从物之间适用;要对<物权法>115条规定中的"转让"作扩大解释,将其解释为"处分";在适用"从物随主"时,应遵循交易习惯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 "从物随主"原则应谨慎适用; "从物随主"的效力不仅体现在债权合同上,也体现在动产主物的交付行为上,但主物的登记行为效力不应及于从物.文章最后对<物权法>第115条提出了相关的司法建议.     

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

自“五四”以来,每当论者就中西文化特征作比较时,常见列出若干个对照项目,展示其异质或异趣特性,诸如:前者主静,后者主动;前者强调和谐统一,后者强调竞争与分离;前者重义,后者重利;前者重农抑商,后者重工重商;前者重人治,后者重法治;前者尚专制,后者尚民主;前者以家族为本位,后者以个人为本位,等等。直观地看,这类比较似乎颇有道理。但如果认真校诸事实,就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说中     

主述位结构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

英语写作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从历年四级考试成绩来看,写作是学生的薄弱项目.因此,学生写作能力薄弱是不容忽视的.针对大学生英语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传统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缺陷,提出把主述位理论运用于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之中,以期为教学提供帮助.     

走向一种人文仿生学——论当代中国自然写作的一些特点

本文以欧美生态批评理论为分析平台,梳理了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中的重要组成"自然写作"的一些特点,并提出了人文仿生学概念.自然写作通过学习自然的崇高及其深层结构、学习动物的生存智慧而使得人文仿生学与科学仿生学有了根本区别:前者的视野是宏阔的,后者的研究是微观的;前者是虚心向自然学习的,后者是对自然加以利用的;前者是生物中心主义的,后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前者是谦卑的,后者是傲慢的;前者帮助人类向自然学习如何在众生的网络中找到合适的生存位置,后者使人在从自然中得到了一些形而下的知识后,便把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踩在了脚下.由此,人文仿生学也力图通过生态性思维找寻挽救文艺颓势的良方.     

古典式的主情主义写作——创造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创造社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学、文化之间存在着深远的血脉关联。创造社小说家主情主义写作的根直接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 ,在五四文坛上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创造社小说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倡优士子的叙事模式 ,这种发展体现为由纯粹的叙事模式而变为一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心理情绪”模式 ;创造社小说家们一方面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那种谨小慎微、固守虚伪的礼法规范的人格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 ,他们又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感伤、哀婉情绪严重的作家作品的实际影响。创造社的主情主义写作 ,一方面给当时以及其后的文学史留下了现代色彩鲜明、个性意识独特的篇章 ,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深刻联系而使得其创作显露出浓厚的古典主义情怀。     

中日新感觉派小说创作之异同

由于历史与文学观念的差异,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创作虽受日本新感觉派影响却有所不同。前者重在表现殖民色彩的都市罪恶,作家描摹畸形社会人的变态心理时常带温情;后者则怀揣冷漠描写资本主义社会荒谬的现实。前者常观念前行,表现观念下的感觉;后者则感觉先入,表现感觉中的观念。前者强化感觉的表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者则趋向于象征的表现。心理分析小说则相似而流向有异:前者趋于展示变态心理和双重人格,后者趋于表现情死;而泛性论地图解历史人物的失误却是当今文学创作应引之为鉴的。     

交叉游移:中国后现代叙事的身份危机

中国后现代叙事一方面在叙述技巧上不循常规,另一方面在观念上打破了固定的疆界和视阈,而主张多元化和开放的存在状态.前者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一种象征资本;其落脚点更多在于后者.讲故事行为在特定语境里发挥着一种语境策略的功能,观念化的写作更成为它的叙事关键.如何在精英与大众、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找到合适的落脚点,构成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的观念诉求.     

文本研究与实践阐发：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维度

新时期,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把握双重维度：加强文本研究,立足实践阐发。前者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后者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生长点。     

藏刀与藏天下:《庄子》"大宗师"与"养生主"之政治现象学关联

原创性的疏解方法不同于古典或现代意义上的文本解释学,它要求对《庄子》文本的疏解本身成为道之疏导,以便达至天道和人事之间的贯通。从这种疏解方法出发来解读《庄子》"大宗师"和"养生主"两篇,可以发现:首先,"大宗师"何以谓之大的关键在于,养生之道本质上乃是"大宗师"篇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的天下政治之道;其次,通过对"养生主"篇庖丁解牛寓言的政治现象学解读,可以进一步具体地论证"大宗师"和"养生主"之间的政治哲学关联:即"养生主"通过解牛而来养刀的藏刀之道乃是"大宗师"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的天下政治之道。     

学者与作家“非虚构”写作的“异质同构”——从梁鸿、孙惠芬的两部新作的历史叙事说起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是近年"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虽前者偏重于学者访谈、后者有强烈的小说叙事意图,其历史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效果,但从本质来说,皆秉持良知与责任直面中国农村的精神溃败和现实自杀问题,以社会学叙事方法展现出了中国农村现代性进程之殇。从这一角度而言,"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对文学责任的重新寻找,对文学精神再次体认的过程。同时,俯就现实与权利规训下的价值迷失、作家对文学话语建构历史合法性的过于自信也造成了文本叙事中的过度介入问题,进而显现出非虚构写作在当下因工具理性主义遮蔽文本叙事艺术所展现的写作缺失。     

科耶夫对主奴辩证法的解读

科耶夫认为《精神现象学》讨论的是人和人所创造的历史,其中的自我意识就是人,对承认的欲望是使得人成为人的根本动力,主奴辩证法是理解《精神现象学》的枢纽.这种哲学人类学解读虽然不是一种文本解读,但仍然包含许多对黑格尔研究有价值的洞见.但他对主奴辩证法的讨论中对自我意识有两种不一样的理解：一方面他认为自我意识是”对于欲望的欲望”,另一方面他似乎也认为自我意识是对某种非生物性目的的欲望.本文试图揭示他对主奴辩证法的讨论中的张力及其对规范性的暗示.     

20世纪西方文论主潮的哲学基础——当代西方文论成因探析

本文认为,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主潮可概括为“人本自律论”与“文本自律论”两大文论系统。人本自律论,以人立论,从人的内在需求和生命潜能上破译文艺活动;文本自律论则从作品本身的语言、结构、叙事方式等形式因素确立文艺的内在根据,从而排斥文本以外的因素。前者与现代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同响,后者则与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合契。     

宋元时期生券军与熟券军考

生券军、熟券军都是活跃于宋末及元代的军事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形成于南宋,是以会子支付军饷、从外地抽调兵士镇戍边境的军事组织,属于镇戍部队,后者则定居于当地;前者多承担战斗任务而后者主要负责屯田。元代,生券军有征伐、镇戍、屯田和侍卫职能,熟券军的职能同生券军接近;二者都属于新附军,政府对其秉持着非兵即农、不为兵则屯田的管理原则。     

论主奴关系式哲学的终结——哲学生态学的革命价值

任何哲学都内在蕴含着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以这种关系为参照标准审视自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不难发现其几乎都是以主奴式结构为构架建立起来的:要么将至大无外的自然世界视为敬畏的对象,使人匍匐于自然世界的脚下并由它宰制;要么将自然世界视为征服的对象,宣布人是自然世界的主人。古希腊的哲学本体论,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近现代的哲学认识论是主奴关系式哲学的典型表现。终结主奴关系式哲学,须实现哲学本身的生态化,将人与自然世界建构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此为出发点而生成的哲学属于哲学生态学。哲学生态学才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一场哲学革命。     

韩愈潮州祭鳄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反思

关于韩愈祭鳄所作的评论,往往混淆韩愈作《鳄鱼文》与后代人作"韩愈祭鳄"的神话这两种文本之间的区别.事实上韩愈祭鳄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作为韩愈的经历与作为后代人的历史记忆.前者属于历史情境,后者则属于文化反思,二者不能混淆.在这两个层面下,韩愈祭鳄科学与否并不重要;相反,韩愈的儒教思想与坎坷经历,乃至后人对祭鳄文化意义的传承与利用,才是问题的关键.     

人世兴灭的隐喻——《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简单比较

《百年孤独》与《红楼梦》是两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学巨著,两者在许多方面却表现出相近而有别的特征,如两者都是述兴亡之事,但前者侧重于毁灭而后者侧重于幻灭;前者叙述悲剧系沿用西方人格悲剧的套路,属于自灭,而后者叙述悲剧则直承天道盛衰反复周行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属于它灭。通过与《百年孤独》的比较,《红楼梦》折射出了它新的光辉。     

马一浮与朱光潜诗学观比较

马一浮的诗学观是面向传统的;朱光潜的诗学观是面向现代的.诗学方法上,前者侧重整体思维的综合性;后者侧重个体美感经验的分析.无论是以中化西,还是以西化中,最后得出的是一个重构的新的体用(中西互为体用)关系.诗的创作上,俩人似乎都非常强调作诗需要有涵养工夫,但马有玄学倾向,朱则偏于科学.尽管有这些不同,但都丝毫不能抹杀两位学者思想系统的中国立场.诗教观上,马朱则还有形而上和形而中的分别;马的诗教偏向主仁,朱的诗教偏向主情.二人的诗学观甚而是文化观都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