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规民约存在形态刍论

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社区形成之后,以协调超越家庭、家族关系的社区社会秩序的需要。其文本形态分为劝戒性乡规民约与惩戒性乡规民约,其组织形态在早期普遍依托于村落组织,北宋以后,又出现了专门的乡规民约组织。自《吕氏乡约》以降,传统乡规民约就不仅仅是以乡民自愿合意为基础的行为规则条文,同时也是一种民间自设的处理地方性社区事务的较为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由于历代的推崇,传统形态的乡规民约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以外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到今天正在进行的村民自治实践中乡规民约建设的形式和内容。     

乡规民约与村治：研究范式的综述与反思

中国乡村共同体残存而社会未立的格局使自上而下的法治国建设遭遇落地难题。乡村自治范式混淆“共同体”与“社会”的团结性,共同体以压制法而社会以恢复法为自治基础,共同体自治掣肘社会自治的形成。法治国以社会自治为基础,以乡民自治排斥国家法,不利于乡村从“共同体性”到“社会性”的转型。“官督民治”较乡民自治主张更贴近中国经验,为国家法与乡规民约合作之基础。乡规民约研究的“个性化”范式基于文化自觉或实践理性,注意政治疆域内的地理差异和民族多元,主张国家法的统一理性化秩序应与地方生活经验理性化有更多亲和;但该范式缺乏对个性化乡规民约普遍化和通则化以通向统一法秩序的努力。行动中的法范式关注乡治中有效而便捷的手段,挖掘乡规民约在维风导俗、治安与群防、社仓与资源保护等方面作用;但该范式只关注乡规民约的某一方面,忽视了杨开道的“乡治的整个性”问题。     

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

学界对乡规民约的研究已经连篇累牍,但关于成文化的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仍颇有争议,大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北宋时期出现的《吕氏乡约》为最早的乡规民约,也有学者认为东汉已然出现早期的乡规民约,以1974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出土的一枚汉景帝初年的《中舨共侍约》的木牍为文本,在分析西汉乡村农业生产水平和方式的基础上,对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提出新的解读,认为成文化的乡规民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英租时期威海卫乡（村）规民约论纲

英租时期（1898—1930）威海卫的乡（村）规民约内容极其丰富，类型异常繁多，地域特色十分鲜明，时效性强，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变通性。一般是由居住于该地域范围内的村董、总董以及乡绅阶层共同发起、协商制订的，也有以宗族名义制订的族规、家法类乡规民约，还有一些是由一些民间组织制定的。这些乡（村）规民约事实上就是英租时期威海卫乡村社会的习惯法，具有规范、互助和奖惩等功能，它起到了维持威海卫乡村社会既定秩序、维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进而为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规民约与政策法规的耦合对现代森林治理的影响

为探索乡规民约与政策法规间的关系及其对现代森林治理的影响，将二者关系分为“非耦合”“一般耦合”“积极耦合”三种状态。“非耦合”状态下，乡规民约的功能几乎无法发挥，森林生态与居民生计都受不同程度损失；“一般耦合”状态下，乡规民约的森林生态保护优于“非耦合”状态但仍有不足；“积极耦合”状态下，乡规民约与政策法规各自的特性能达到一种良性平衡，双方各自渗透又互相制约，既能满足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林权集中的需求，又能有效防止某一种制度失控，更易于达到现代森林治理强调的生态与生计并重效果。     

三十年代的循化回族婚丧村规

民俗学中的村规,又称“村规约”,通称“乡规民约”,“是各民族村落社会多少代的民俗传承形式,是村民自我教育、管理的传统良俗”（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这种乡规民约的内涵丰富,覆盖面广,几乎包括了一个民族的生活、生产、道德、礼仪、信仰、婚葬嫁娶等一切方面。乡规民约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约定俗成,口头承传,全体村民自觉遵行;有的书写成文,四处张贴,晓喻村民,遵照执行;有的则只有少数村社头人和宗教人员掌握,届时传达,全村照办。大多数乡规民约的制订,一般以当时的民族和社会公德为准则,     

传统乡规民约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现代转换价值

传统乡规民约在历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劝善性”乡规民约倡导乡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在乡村社会通过行教化而益善行、厚风俗、锻造伦理美德;“惩戒性”乡规民约对存在于乡民社会的赌害、盗匪、斗殴、有伤人伦风俗、破坏环境生态的行为进行“罚处”,通过惩戒实现乡村社会良好秩序之维持。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以教化民、以礼成俗;调解息讼、维护稳定;弥补国家法不足。我们在挖掘传统乡规民约基层社会治理价值、促成其现代价值转换时,应当克服传统乡规民约漠视乡民主体权利的倾向,充分保障乡民人权;应当克服乡民诉讼意识窒息的倾向,注重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在充分发挥其处理“民间细故”的裨助作用而弥补国家法不足的同时,不能越过国家法的“红线”。     

乡约的契约伦理色彩及其产生、变异分析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程度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乡约。不过，“乡约”这种契约伦理共同体跟现代以个体权利为本，通过契约缔结的社会组织有本质的不同。“乡约”旨在提升个体德性，以便将个人更好地收摄进家族式群体生活方式之中，而不是让个体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因此，入明后，“乡约”即被君主专制权力所利用，成了官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牢笼人心的工具。于是，“乡约”这种具有一定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终究没能发展壮大并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探明乡约的契约伦理特性及其产生、变异的原因，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形态的现代转型，有利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从"共治"到"善治"--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探析

中国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加入WTO后将发生进一步的变革。面对WTO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全方位的挑战,市场、政府、社会任何一方的“单兵作战”都将难以应付。政府与社会“强强联合”,实现从“共治”到“善治”,将是应对共同挑战的客观抉择。政府在达成“善治”目标的进程中要完成两件任务一是培育社会的自治能力,二是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瑶族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以广西金秀六巷为考察对象

瑶族是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居住在我国南方的民族。本文通过对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瑶族村规民约的分析，指出受到瑶族固有习惯法影响的六巷瑶族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基本一致，瑶族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也存在冲突和矛盾方面，需要加强瑶族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的协调。     

苗族村规民约探析

政治的变革、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对苗族习惯法提出了各种新的要求,为习惯法向村规民约的演变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因为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国家制定法调整的范围有限,亟需具备一定效力的村规民约加以弥补,村规民约与当地文化语言相通可解决制定法的语言表达晦涩难懂的问题,国家司法机关能力有限又希望通过村规民约发挥补充作用。村规民约具有规范、补充和自治的特殊功能。     

村规民约的历史演变

村规民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历史上渊远流长。历史上的村规民约发轫于宋 ,推行于明清 ,清朝中期渐趋成熟 ,清末民初曾在一些地区盛极一时。它们均以封建宗法礼教为指导思想 ,以劝善惩恶、广教化而厚风俗为己任 ,以稳固乡村社会秩序为目的 ,由乡民自行制定 ,共同遵守 ,并在执行上组织化、制度化 ,民国初期的村规民约还反映出“自治”思想的萌芽。由于历代的推崇 ,村规民约不断发展完善 ,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我们今天进行的现代村规民约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化渊源和历史借鉴。     

农村软法与软法治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调查

软法治理已成为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路径。在社会转型时期,为能全面反映公民的多元诉求,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以及互动的平等协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研究,结合对农村软法实施授权的阐释、农村软法资源和软法治理面临问题的现状分析,考量了村规民约、社会团体章程、村"两委"制度和党政机关文件等四大类的农村软法的治理实践。软法治理,弥补了硬法的不足,规范了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更有效地推动了村民自治和农村法治化的进程。     

加强自身建设是村级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内在保证

目前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甚至也和党的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有巨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简单地认为乡村干部素质不高、作风不好是片面的。要分析问题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各级领导机关对农村工作的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各级领导干部对农民态度的变化;农村、农民的变化;市场经济与党的领导方法的矛盾,各级领导机关为加快发展而使用的领导方法,采取的发展思路和措施;乡村干部队伍的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藏族村庄内部和谐本质之探析——以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某村为例

从村庄内部来说,共同的血缘、地缘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相结合,构成了村庄互相依靠的生存空间;因年龄和性别组成的民间组织,集生产、娱乐、交流为一体,满足了村庄不同亚群体的各种需求,使整个村庄社会关系处于动态有序状态;从差序格局衍生出来的人情关系网,使整个村庄生活于"以欠人情为始,还人情为终"的责任、义务、情感圈中,村民之间的相互依赖与互助阻止了社会冲突的发生;服膺于神灵的权威消解了世俗生活的担心与恐惧,给村民们创造了安全的精神生活.以上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各个环节的平衡互动运转,是这个藏族村庄内部和谐的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