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晚年咏史诗中的民族思想与史学史理论

《吕振羽诗选》是研究吕振羽晚年思想和学问的重要文本。民族史和史学史是吕振羽晚年用功较多的两个领域。诗中讴歌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少数民族领袖。咏史诗中关于中国古代史家和史书的篇章,反映了吕振羽对史学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包括：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要批判地继承古代史学遗产;要开展比较研究。     

“史学吾华遗产富,继承批判莫相侵”——论吕振羽对乾嘉学派的继承与超越

吕振羽在治史生涯中能够取得诸多成就,多得益于其对中国古代史学家,尤其是清代乾嘉学派治学思想、精神和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吕振羽倡导经世致用、据实立说;重视史料的广搜博征和严择慎取,为自己进行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他又在治学理论、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实现了对乾嘉学者的超越,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     

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他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     

一个严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体系——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述评

侯外庐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前辈一起,为中国史学这一最古老学科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构筑了宏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侯外庐学派。本文仅就《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评述这个学派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基本理论。     

新世纪以来吕振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吕振羽是一位熔革命与学术于一炉、集革命者与学者于一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回顾和总结有关吕振羽的研究状况,对深化发掘和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吕振羽的生平活动、人际网络、精神风范、学术遗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既深且广的探讨,不仅呈现出吕振羽研究的多个面相,同时也预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未来研究,亟需挖掘吕振羽相关档案资料,加强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比较研究,从文本与语境互动视角对其进行整体性的认识。     

20世纪前半期学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思想

20世纪前半期,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大批研究者经过艰辛开拓,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成了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其一,将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化;其二,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其三,采取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民族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渐进过程。     

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以E·P·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为例

在中国近代史学趋于“科学化”的过程中,罗家伦从史料的搜集与编纂、近百年中国通史的撰写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研究实践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罗家伦与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

在中国近代史学趋于“科学化”的过程中，罗家伦从史料的搜集与编纂、近百年中国通史的撰写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研究实践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吕振羽史学的始创性贡献

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由他最初提出和展开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始创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领域，至少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二、首创殷代奴隶社会说；三、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四、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理论奠基和最初划分；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早考察者；六、最早系统具体地探索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学家，吕著《简明中国通史》是我国最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之一；七、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发展的开山之作；八、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九、在史料学上，吕振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探求历史的第一人。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

传统史学的二重性特征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中有很集中的体现,史书修纂中的客观与主观、天命与人事、直书与曲笔、实录与名教等,自《春秋》起,在近三千年的历史编纂史中始终一以贯之,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属性。对待这一属性,当取审慎辩证的态度视之。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先驱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 ,提出了理性主义进步史观 ;他把目光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文化史 ,开文化史之先河 ;他批判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 ,提出整体史的研究方法 ;他还首次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所有这些思想精华和将其理论付诸实践的两部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使之享有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先驱”这一不朽称号。但是 ,伏尔泰对人的理性过分夸大和对中世纪的论战性的否定 ,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史家反击的焦点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指导历史研究的实践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建国初期,毛泽东通过编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籍、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活动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启示,为我们提供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范例,对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毛泽东的史学思想进行回顾与总结,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史学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雷蒙·阿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20世纪意识形态争论中,雷蒙·阿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本文论述了他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政治学、社会学等层面对左派意识形态所做的批判,即他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以或然决定论拒斥历史决定论,强调社会科学客观性的限度,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以及预言意识形态的终结。在结论中,本文指出了雷蒙·阿隆思想中的矛盾之处,并结合当前我国现实对意识形态终结的含义进行了辩证的分析。     

对历史评价问题的反思

热衷于历史评价是中国史学自古以来的传统,也是今天史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从19世纪以来历史学科学化的倾向和历史科学构成要素的分析中可以透视出这种史学传统既容易歪曲事实,又无所谓科学的方法,更没有追求文化原理和规律的崇高目标,只是一种服务于道德和政治的实用手段,与科学的规范和精神相去甚远。从学科性质来讲历史评价并非科学问题,只有对历史评价问题的研究才能算上科学。作为历史学中一种客观的存在只有将其划归人文的历史学,从而可使科学的历史学名副其实。     

试析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观的主要原则

陈寅恪并未刻意构建自己的史学研究体系,但他从事史学研究有自己的原则:探寻历史的文化内涵是他的史学追求目标(文化视角);用趋于保守的标准衡量历史是他的史学态度(保守态度);从具体的个体及集团入手研究抽象的历史问题是他的史学方法(个体取向)。     

立足信息时代,创新唯物史观——读孙伟平《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的实践活动正在发生深刻的、全方位的改变,人类社会正在迈入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信息社会。面对这一全新的时代,孙伟平在新著《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中,系统地阐述了信息时代对唯物史观产生的新挑战、新问题,并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围绕信息时代的新挑战、新问题拓展唯物史观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实践意识,为开创信息时代唯物史观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批判的科学”：马尔科维奇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评析

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主要代表之一,马尔科维奇深刻批判了当代以来两种分裂式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取向,即＂实证化＂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单向度地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维度,并强调通过＂回到真实的马克思＂来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是一种独特的＂批判的科学＂。以此为基础,马尔科维奇尝试性地探讨了实现当代社会的彻底的人道化的可能性问题。马尔科维奇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阐释无疑具有许多可取的积极面,但由于其对青年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的过度依赖,以致将历史唯物主义固有的＂内在批判＂维度以一种激进的话语方式转变成了一种＂外在批判＂,从而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梁启超历史观辨析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硕果不少,对其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也日渐深入。但是,他的历史观很少人研究。流行的观点都认为他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然而,细读梁启超文论,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他无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也就不会衍生出唯心主义历史观。此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将梁启超的史论规出绳墨之外,既不学术,也不利于历史学的发展。其实,把梁启超的历史观与唯物史观作一个比照,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