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典音乐与新时代“人民音乐”的生成逻辑

新中国音乐的经典化建构是一个重要问题,在音乐史上,“经典音乐”概念虽很难界定,但不影响新中国音乐史上经典音乐的产生。新中国音乐史发展的三个高潮期所产生的经典音乐都具有以“人”为中心,具有“人民性”,既指向新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革命、建设和发展史,又指向关于民族国家的话语建构。新时代音乐需要在“人民音乐”的视域中进一步凸显人性、党性、诗性,惟其如此才能完成新时代中国音乐的经典建构,助力新时代文化建设。     

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重构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音乐文化的变迁与中华音乐文化之根发生严重错位,失去了中华民族音乐中的文化传承和音乐的文化主体地位.面对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扩大,重构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尤显必要.重构之策是:把音乐放置于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认识和研究,同时,在音乐中对社会和文化进行再认识,并强调“中华母语文化”的音乐教育方略.     

中国新音乐运动的特殊典范——王洛宾

人民音乐家王洛宾毕生致力于民族的音乐事业 ,他所创作的音乐作品 ,经他情智的投入和过滤已升华为名品、精品 ,其中不乏创作于 2 0世纪 30年代的音乐作品。这些精典之作既纯净了民族传统的风韵 ,又灌注了时代精神的旋律 ,既凸显了鲜明的个性 ,又体现了共识共鸣的共性。可以肯定地说 ,王洛宾对中国新音乐运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新音乐运动 ,通常指 2 0世纪 30年代兴起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其主要精神是 :新音乐要成为人民大众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 ,要采用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要具有大众化的作风 ,…     

周代乐教思想体系的系统厘析

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人的觉醒”时代。周代的思想启蒙,表现为“人道”对殷商“神道”的袪弊。周代思想家讨论的“人道”,是“内圣外王”之道。“乐教”就是周人“外王之道”中辅助礼教、实现德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周公制礼作乐,音乐理论在周代达到高度繁荣,形成了丰富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本于太一”“天地之和”的音乐起源论,从“古乐”到“新乐”、从“德音”到“奸声”的历史演变论,“乐以象德”“声以和乐”的音乐本体论,“管乎人情”“制之礼义”的音乐创作论和“审乐知政”“和乐成顺”的音乐功能论。对周代乐教的思想体系作出系统考析,不仅可为全面认识周代音乐理论的辉煌提供可贵的参考,而且对于今天认识音乐的真谛和使命具有值得珍视的启示意义。     

如何看待中西音乐的关系

“中西方音乐关系问题”仍是中国音乐学界最大的争论话题,一种观点是肯定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另一种观点是中国应如何完整保留其本土音乐文化,就此话题,表述自己对中国音乐发展的看法。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高校音乐教育

多元化音乐教学已成为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潮流,作为培养大、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师范院校,在音乐教学中应重视“本土”音乐,注重人文性的教育和人文意识的建立。     

“五四”前后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创作的影响

“五四”前后,西方音乐大量传入中国。在西方音乐的影响下,萧友梅、赵元任、刘天华等音乐先驱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西方音乐特征,但它对促进中国音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一个世纪音乐人的音乐理念和音乐行为。     

中国传统音乐与社会和谐

文章简要论述了以“和”制乐,以“中和”之乐推助社会和谐,是中国宗法社会传统音乐的核心思想;并就中国传统音乐的四个组成部分(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分析了当时以“中和”之乐治世、推助社会和谐的功效,最后提出了撰写此文的现实价值。     

论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思想视野边界——兼谈“首届中国民族男高音声乐论坛”的“气息说”启示

阿多诺对勋伯格新音乐的大力褒扬与对斯特拉文斯基的极力贬斥形成尖锐对立的两种立场。从启蒙现代性立场来看，勋伯格“十二音技法”的确顺应了韦伯式音乐理性化社会基础“前进”之需，但从后现代消费社会立场和受众交往行为论视角来看，斯特拉文斯基的“非理性”、中国民族“源生态”声乐的营造却并非“后退”之举。然而，由于阿多诺对民族音乐的视角歧视，阻断了他对斯氏序列主义音乐先锋性的客观认知，更羁绊了他对东方民族音乐的感性审美体验。启蒙视野的反复纠缠和摇摆，深度暴露了主体哲学内部隐藏的“主客二元”裂隙。因此，迂回到中国传统“气息-能量”智慧，经过完全异质于西方的东方文化体系，重新进入西方文化“未思之域”，可能是走出主体哲学视域有效性的重要路径指引。     

荀子音乐美学思想探析

荀子是先秦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者,荀子的音乐美学思想集中反映在《荀子·乐论》中.以“性恶论”的人性观和“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为基础,形成了特色独具的“中和之乐”音乐审美观及“美善相乐”的音乐美学思想,在我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荀子音乐美学思想为丰富和发展我国音乐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也对当代音乐美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焦金海古筝曲创新研究

我国著名古筝演奏家 ,筝乐作曲家 ,筝乐理论研究学者———厦门大学焦金海教授 ,多少年来在筝艺上一直孜孜不倦的追求新的发展、新的创作、新的理论和新的演奏技巧。在紧跟时代脉搏 ,深刻表达音乐思想内容和主题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我国筝乐界所关注与探讨的重大课题———古筝艺术如何在新的世纪适应新的要求 ,创造新的音响等方面作出了表率和典范作用     

音乐制度与法律关系辨析

音乐是有规则的震动产生的声音或者乐音,能够提供人类听觉上的享受,用以表达人类的情感,是一种抽象的灵动的艺术。法律是一种公平规则,一种社会规则,以正义的存在作为存在基础。法律由一个国家制定再认可,规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同时法律这种社会规范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如此看来,法律与音乐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地。法律是严肃理性的,而音乐是飘渺变化的。如果将音乐与法律"融合"在一起,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能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呢?是琴瑟和鸣地奏出高山流水袅袅余音还是导致一种无奈的最终裁判?     

《老胡文康乐》的东传与改编

《老胡文康乐》源出于粟特九姓之一的康国,由九姓胡人通过西域东传中土,其传人的时间在东晋初期以前。东传以后至少以四种形态演出过,一种是原生态的胡歌胡舞,一种是丧家乐、假面戏性质的《文康乐》,一种是作为《上云乐》组成部分的《老胡文康辞》及相关歌舞伎,还有一种是经百济人改编过并用于嘉会的《文康礼曲》。由于该乐历时悠久、流传地域广泛、表演形态众多,所以颇为典型,对于中古诗歌、乐舞、戏剧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论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地位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之关系

本文参稽《乐府诗集》等著作,在总体观照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观点,上窥先秦,下连宋明,对以乐传诗的过程做了历史的分期;并以两汉到南朝这一时期为重点,论述了乐府诗在传播过程的演变,使用的乐调的性质及前人关于音乐对乐府流布的作用的理论概括;论述了乐府官署发挥的传播机构的职能和作用,以及产生的传播效应,从而寻绎并解释了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诗以音乐为介质进行传播的颇具特色的规律。     

德国普及严肃音乐的文化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然而大众对于严肃音乐的接受程度仍然较低。以严肃音乐最为发达的德国为例,分析德国社会对于严肃音乐的认识、德国政府对艺术团体的公共资助策略以及相应的音乐教育普及情况,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促进我国严肃音乐发展的策略。     

从乐心关系看《乐记》的“唯乐不可以为伪”

《乐记》肯定了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揭示了创美主体情感的真实性,认为乐是情深、气盛与和顺积中的感性显现,是主体浓郁情感的抒发,是主体"气盛"的表现,进而达到和顺积中的中庸之美。情深才能文明,气盛才能化神,和顺积中才能英华发外。《乐记》通过对乐心互动之真的阐释,进一步证明了"唯乐不可以为伪"这一重要的美学命题。     

礼乐文化与传统节日休假制度化

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它包含着一些至今仍然适用的优秀元素。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标志,具有深厚的礼乐文化内涵。在当今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中西文化相互撞击的时代,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建礼乐文化,就显得尤为必要也特别重要。保护传统节日,使其上升为国家制度层面,这也是重建礼乐文化的一种尝试。     

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启示

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而从改善社会风气的角度视之,则当下的社会道德教育尤其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在这方面留下丰富的经验。中国古代不仅注重学校教育,尤其注重社会道德教育,如礼乐化民的道德教育传统,以圣贤人格率先垂范的权威道德伦理或曰模范道德伦理,至今仍极具启发性,值得人们借鉴取法。     

中华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长期以来,在中华各民族人们的脑海中都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忠诚、持久而且强烈的对“中国”的归属意识,即中国认同,它包含中华大地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四项基本内涵,它受到来源于传统的具有既定性、持久性和可继承性的“被给予”因素和与后天的对现实利益需求的被满足程度密切相关的“选择”因素的制约,对各民族人们的中国认同有着重要影响,从“被给予”和“选择”两方面入手,强化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对于构建边疆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